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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企业高管评估中国改革

2017年第二期

文/许斌、周东生

近年来,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两难局面。一方面,产能过剩等长期存在的问题依然严重,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造成威胁,需要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导致短期刺激政策出台,供给侧改革推迟。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政策优先级在促改革和保增长之间反复徘徊。我们对1300名在华企业高管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企业高管对深层次改革期望很高,但对实施效果却不甚满意。

过去几年,参与“中欧中国商业调查”的中企和外企高管对结构性改革满怀期待。在2014年的调查中,受访的1017名在华高管对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制定的改革方案反应十分积极,成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文简称“上海自贸区”)就是其中之一。在2015年的调查中,受访高管认为2014年开始实施的新一轮经济改革有助于确立“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在2016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中企和外企高管的商业信心在2015年后期降至谷底,部分是因为2015年的政策重心从改革转向了刺激增长。2016年春季,《人民日报》匿名发表权威人士观点,表示中国政府要坚决推进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政策开始实施。在此背景下,2016年后期1300名企业高管(65%来自中国企业,35%来自在华外企)参与了我们的在线问卷调查。本文总结了我们的调查结果,综述了一些改革政策对在华企业的影响。通过对比近几年的调查结果,我们发现今年的调查结果特别能说明问题。

产能过剩严重,政策效力尚未显现

论及所在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严重性,约半数受访高管认为问题严峻。2016年后期,1290名企业高管回答了这个问题,18%认为产能过剩程度“极高(高于30%)”,31%认为“很高(介于15-30%之间)”(见图1a)。840名中企高管和450名外企高管的样本统计数据结果与之类似。只有19%的受访高管认为所在行业没有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见图1b)。

2016年中国政府实施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政策。在2017年的调查中我们问及这项政策对企业带来的影响。1290名企业高管回答了这个问题,45%和36%的受访者分别表示这项政策对他们所在公司“没有影响”或“影响不大”,只有16%表示这项政策对他们所在公司影响很大(见图2a)。意料之中的是,相对于外企而言,这项政府政策对中国本土企业影响较大。56%的中企高管表示他们所在公司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持相同观点的外企高管为46%。总体而言,我们的样本显示,2016年中外企业认为去产能政策影响不大,44%的中企高管和54%的外企高管表示这项政策未对他们所在公司造成影响(见图2b)。

上海自贸区:期望很高,但影响有限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在2014年的调查中,受访高管对上海自贸区非常关注并寄予厚望。在2013年11-12月进行的调查中,论及“您对上海自贸区有怎样的期望”,31%的中企高管和21%的外企高管均表示期望很高,并认为这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典范。此外,55%的中企高管和56%的外企高管对该计划抱有适度期望,对自贸区政策会走多远持观望态度(见图3a)。论及“贵公司是否有意加入上海自贸区”,59%的中国国有企业和50%的中国私营企业表示有意。可以理解的是,很多高管——尤其是外企高管,认为信息不够充足,难以判断公司是否有意加入自贸区(见图3b)。

今年9月29日是上海自贸区成立三周年。在2017年的调查中,我们问及“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对贵公司有何影响?”2016年后期1289名企业高管回答了这个问题,79%表示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对他们公司并无影响,19%表示自贸区带来了积极影响(见图4a)。值得注意的是,24%的外企高管表示自贸区为他们公司带来了积极影响,远高于中国本土企业的调查结果,后者为16%(见图4b)。

结构性改革:期望很高,但进展缓慢

上海自贸区并不是唯一一个未达到企业高管预期效果的改革举措。在论及“您对2016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展状况有何看法”时,1291名企业高管中只有11%认为“进展良好”,55%认为“进展缓慢”,17%认为“毫无进展”,甚至还有16%的受访者认为“出现倒退”(见图5a)。如果把样本分为两类:841名中企高管和450名外企高管,我们发现只有9%的中企高管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展良好”,而持此观点的外企高管为13%。相比之下,半数以上受访高管——57%的中企高管和50%的外企高管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展缓慢”。近三分之一受访高管——31%的中企高管和35%的外企高管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改革“毫无进展”或“出现倒退”(见图5b)。

2016年中国经济改革效果不明显并不令人意外。近年来,对于经济改革政策产生的效果,企业高管一直认为不确定性很高。在2015年的调查中,我们问及“未来贵公司能否从中国现行改革中获益?”731名企业高管回答了这个问题,43%的中企高管和57%的外企高管表示不确定(见图6)。

摆正政策优先级

企业高管期待的经济改革类型是供给侧改革。在2015年的调查中,我们对136名表示在2014年已经从改革新政中获益的企业高管进行了随访。他们的回答揭示了企业更欢迎的改革领域。99名中企高管回答了这个问题,28%表示“减少行政审批”是2014年改革新政带来的最大福利。37名外企高管回答了这一问题,41%认为“提高市场开放度”是新政策带来的最大福利(见图7)。这些回答表明企业更欢迎发挥市场作用、减少政府干预的供给侧改革。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两难局面。一方面是促进结构性改革,但其效果通常不会立即显现;另一方面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这是中国政府实现2010-2020年人民实际收入翻番承诺的必要之举。2015年下半年,在经济增长放缓幅度加大的压力下,中国政府的政策优先级转向短期刺激,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导致了2015年末和2016年初本就居高的房价大幅上涨。鉴于房价飙升会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威胁,政府在2016年中期改变了政策方向,采取强硬的行政措施为房地产市场降温。因此,2015-2016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如坐过山车般大起大落。

在2017年的调查中,我们问及“中国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对贵公司有何影响?”1290名高管回答了这个问题,35%表示他们所在公司受到消极影响,只有8%的受访高管表示所在公司受到积极影响(见图8a)。此外,我们还发现,相对于外企而言,房地产政策带来的影响——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对中国本土企业都更加明显。中企高管中,38%表示受到消极影响,10%表示受到积极影响。相比之下,外企高管中,31%表示受到消极影响,5%表示受到积极影响(见图8b)。尽管数据存在差异,但这清楚地表明中国房价大起大落对大部分在华企业产生了消极影响。

结语

我们将对本文的研究结果做一个小结,同时对如何解读该结果提供附加说明。先说小结:需要注意的是,供给侧改革全面实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2016年受访高管认为改革效果不尽人意的调查结果并不一定说明改革政策没有效果。我们之所以得出改革影响较弱的调查结果,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改革政策的实施进程不及预期,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改革政策的效果需要长期才能显现出来。以上海自贸区为例。自贸区的一些政策,例如自由贸易银行账户,由于中国和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改变而被搁置,这不容否认;但自贸区的其他一些改革政策,例如“负面清单”政策,正在进行试验并完善也是不争事实,这些政策的效果尚未显现并不意味着政策无效。

然后是附加说明:参与我们调查的企业高管具有一些特征,可能会对调查结果的解读产生影响。大部分受访者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或学员,并且大多来自业内领先企业。以2017年的调查为例。受访高管所在企业大多在各自领域属于中高端市场。2017年的调查样本中,48%的企业主要从事高端业务,另外48%属于中端,只有4%属于低端市场。此外,34%的企业自认为是各自主营业务领域内的市场领导者,43%自认为是各自主营业务领域内的前五强。鉴于样本的“上偏”特性,需要更加仔细地解读研究结果。例如,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政策的实施情况可能不一样。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可能会成为这项政策的目标,因此针对这些企业的实施力度可能较大。倘若如此,我们得出这项政策对企业影响不大的调查结果就需要重新审视。

 

关于中欧中国商业调查

“2017中欧中国商业调查”于2016年10-12月进行,共有1300名企业高管参与调查,843名(65%)来自中企(以中资所有权占50%以上为准),457名(35%)来自外企(以外资所有权占多数为准)。其中包括558名CEO、总经理和企业所有者,414名副总裁、副总经理或总监。其余来自其他业务部门,包括人力资源、财务、市场营销、销售、运营和研发等。受访者中,88%来自中国内地,2%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10%来自其他国家。大多数(90%以上)受访者有十年以上工作经验,55%的受访者工作经验超过二十年。就商业活动而言,调查样本十分均衡。48%的企业主要从事制造业,52%来自服务业。75%是B2B企业,以公司为主要客户;25%是B2C企业,直接向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本次调查样本覆盖面广且阅历丰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观点。

 

许斌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周东生是中欧市场营销学教授。本文作者感谢中欧研究基金的大力支持,以及研究员卜悦乐(Maria Puyuelo)和戴玉雯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