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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月12日

第97期中欧陆家嘴金融家沙龙聚焦经济全球化“再平衡”阶段的中美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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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全景

10月11日下午,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主办了第97期中欧陆家嘴金融家沙龙。特邀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教授作题为“经济全球化‘再平衡’阶段的中美贸易关系”的主旨演讲,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教授作专家点评演讲。沙龙由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上海市支付清算协会副秘书长刘功润博士主持。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王新奎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全球平衡机制的脆弱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再平衡”阶段,而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的主要承受者。面对当前全球贸易流量、制造业布局与贸易规则的再平衡,关键是要调整中美经贸关系,要战略性地思考是坚持“自由贸易”原则还是有条件地接受“公平贸易”原则、是坚持“非互惠有差别”的原则还是有条件地接受“对等(互惠)”原则等问题。

理查德·.鲍德温在《大融合:信息技术与新经济全球化》一书中将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初到20世纪后期,旧全球化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商品的全球化,生产和消费分离。原因是运输技术革命,商品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全球出现了大分化。结果就是工业革命,西方基督教文明取代了持续四千年之久的亚洲古代文明。日本就是这个旧全球化过程当中崛起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国家。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是一个新全球化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知识的全球化。通信技术革命使得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整个世界大融合,引发了全球的价值链革命。西方发达国家一个世纪以来在全球财富当中不断上升的势头被扭转,它的份额被转移到工业化的六国,即中国、印度、韩国、泰国、波兰、印度尼西亚,其中大多数是中国。第三阶段就是从现在开始,以人的全球化为特征,依靠虚拟迁移技术的进步,通过远程呈现+远程遥控,使得人与人面对面沟通成本下降。通过对包括苹果、IBM、INTEL、华为、GE等在内的近10个案例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致可分为五个层次,分别为引领型供应链创新、引领型集成服务创新、引领型关键制造技术创新、模仿型供应链创新成果应用、外发型零部件制造。

2010年以后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再平衡过程。G7占全球工业的份额从1999年的42.2%下降到2016年的29.8%。其他几个国家,比较次要的,意大利、英国、法国、加拿大占全球工业产值的占比从1999年的13.3%,下降到2016年的7.7%。但同时,I6(6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全球工业产值的占比从1999年的11.1%上升到2016年的30.8%,尤其是中国,从1999年的5%上升到了2016年到23%。从区域来看,这轮经济全球化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以德国、英国和法国为中心的欧洲;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中心的东亚。在中国则主要是发生在沿海地区。

王新奎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失衡”后的“再平衡”,不能直观地做出“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情绪化判断。造成前一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失衡的原因既有行业层面的技术原因(制造业分层式生产、任务贸易、全球供应链区域和地区的集聚布局),也有知识全球化本身特征的原因,因此具有必然性。当前经济全球化“再平衡”的主角是中美两国,集中表现为两国之间贸易的“再平衡”。中美两国的贸易“再平衡”具有全球的经济甚至政治意义。中美的贸易平衡不可能通过“边境措施”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各自在全球价值链革命条件下的增加值位置升级来解决。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制度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再平衡过程不但是长期的,而且充满冲突与竞争。中国的最大挑战来自于自己:一是在全球价值链革命份额竞争阶段形成的利益已经被固化,成为调整中美贸易关系的巨大障碍;二是当前政府对市场的监管体制已经表现出很难适应创新知识全球化时代的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教授做专家点评

盛松成教授在随后的专家点评环节指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近年来美国“再工业化”与我国的“增服务业”表面上看似并不一致,但实则是在纠正各自的经济结构失衡。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难以适应工业部门专业化外包的生产性服务需求,对制造业带动作用较弱。2014年以金融、交通运输、信息传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仅为34.9%。相比之下,美国服务业的发展缺少先进制造业的需求拉动,高端服务业成为无本之木、空中楼阁。2015年美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已接近80%(78.9%),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达到49.5%,而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17.9%。因此,需要促进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协调共生发展,实现经济的稳健增长。

多年来,我国服务贸易连续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呈扩大趋势,2016年,我国经常账户余额2014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4852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423亿美元。与2007年相比,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扩大了近2400亿美元。美国的情形与我国相反,服务贸易连年顺差,且顺差逐年扩大,2015年突破2.5万亿美元。我国服务业发展较为落后,比重较低,应扩大服务业的对内、对外开放。对内,降低非国有资本在第三产业的准入限制,有利于促进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对外,引进外资有助于形成高端服务能力,满足消费需求,并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促进国内服务业整体效率。此外,还应注重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汇率是中美贸易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汇率要中性才好,即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避免汇率的短期大幅波动对经济和进出口产生过大的影响。对于接下来我国的汇率政策,盛松成认为,应该全面总结最近两年来我国汇率调控的成功经验,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供稿: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
编辑: 
褚嘉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