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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建清:中国银行业资产总量如何从3048亿增长到232.25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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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中国高峰论坛于9月2-3日在北京召开,论坛主题为“聚焦中国经济新常态,探究国际化新机遇”。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工商银行前董事长姜建清教授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姜建清表示,风险管理永远是金融的要义。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本身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尽管金融风险与市场环境的变化相关,某种意义上具有特殊性,但是过度扩张,盲目创新,不是银行运营的基本规律,忽略风险防范才是导致风险的罪魁祸首。把控风险是优秀的金融家底线,有效管理风险是银行业基业常青的关键。金融家俱乐部不欣赏百米,尊重的是马拉松冠军,无论金融的创新如何发展,金融的本质和功能是不会变化的,金融业的信托责任决定了金融业必须要收益与风险,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平衡。金融家的稳健甚至是保守是行业的优秀传统。

姜建清还指出,金融改革仍然在路上,需要发挥核心的引领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转型和改革发展需要发挥金融的引领和核心作用,加强金融业的转型和发展,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以下为姜建清主旨演讲实录:

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历史和现状

全球非常关注中国银行业的状况。与世界银行业一样,中国银行业也处于经济周期、行业周期和科技周期“三期”叠加影响的时期,新形势对宏观金融运行框架和银行机构经营发展模式都带来重大挑战。自己有幸参与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商业银行改革,我认为在复杂和抉择的关口,以历史的视角、开放的视野来回顾和审视中国银行业走过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清晰未来的金融改革方向。

一、中国改革发展成就

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前,年逾古稀的邓小平带领中国步入改革发展之路。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7个百分点,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645亿元,排名世界第10位,占世界份额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81元(按照1980年1美元兑换1.53元人民币汇率计算,约合149美元),外汇储备余额2亿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元;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贫困率为97.5%;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只有16.5万,占当时中国人口总量的万分之1.71。

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202倍,稳居世界第二位(2010年开始排名第2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为15.1%,比1978年提高13.3个百分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3817元,增长了140倍;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首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增长97倍;高速铁路里程达2.2万公里,超过第2-10位国家的总量;钢铁、汽车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此外,2016年中国贫困人口数4335万,减少了94.4%;贫困率4.5%,下降了93个百分点;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达到765万,增长45倍,占比也达到了万分之55.43。

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不符合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但他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际,却创造出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迄今为止,这在经济学界依然是一个争论的话题。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全世界人口最多、贫困人口也最多的国家,经过近40年的发展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在世界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非常壮观和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国经济相信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前沿,并会推动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二、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回顾

过去40年,中国金融坚持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资产规模上看,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中国银行业资产总量为3048亿元人民币;2016年末银行业资产总量达到了232.25万亿元人民币,比改革初期增长了760多倍。从资产质量上看,中国银行业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率已从上世纪末40%以上,下降到目前的1.91%,已经达到国际先进银行的平均水平。从资本充足情况看,中国银行业从原来的资本严重不足,被视为“技术上已经破产”,至今达到13.28%的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以工商银行为代表的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经过股改上市和深化改革,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银行综合实力、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都有了显著提高。2017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按一级资本排名的 “全球千家大银行排名”中,中国共有126家中国的银行入榜,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以2812.62亿美元的“一级资本”连续第五年位居榜首。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前十大银行中,中国和美国的银行各占四席,英国和日本则各有一家银行入榜。工商银行还连续五年被“福布斯”评为全球2000家企业之首。这些情况表明,中国银行业整体实力与四十年前相比,已经实现了质的跨越。

40年来,中国银行业发展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第一次重大转折是银行与财政分离。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内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由国家计划决定,投资由财政拨款解决,以财政主导的投融资体系逐渐难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发展资金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将银行职能从财政中分离出来,先后成立了四大专业银行,成为联接社会资金供需两端的主纽带和主平台。1985年四大行信贷首次超过财政预算资金,成为社会固定资产融资和社会生产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担负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职责,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第二次重大转折是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法制化的进步。上世纪最后十年是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攻坚期,国家推动了财政、外汇体制改革及国企改革等重大经济体制改革。各项金融法制建设全面进步,金融整顿及亚洲金融危机后出台的一系列对策举措,使中国银行业稳步向市场化、法制化方向前进。但限于国家财力薄弱,以及改革的先后秩序和难易程度,中国商业银行改革放置之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得以配合国有企业发展和社会经济服务为目标的国有银行,累积了经济转轨的巨大成本(不良贷款)。银行作为货币经营企业的性质和经营风险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当时,国外称中国商业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金融安全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安全并成为经济改革发展的瓶颈。金融领域风险传导并严重冲击实体经济。严峻的形势促使中央高层和金融界进一步认识到金融风险可能带来的巨大危机。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银行业党的领导关系垂直管理、严格监管及责任追究,部分剥离不良贷款、建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等举措出台,金融改革开始破冰。

第三次重大转折是中国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2001年中国入世,市场开放后各界对国内金融机构竞争前景普遍担忧,银行体制改革滞后问题引起关注。2002年第二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金融体制改革提速。理顺产权关系、推动政企分开、强化管理改革列为三大目标,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降低不良资产作为三大任务。大型银行股份制改革大幕拉开。面对当时国家财政基础比较薄弱,难以承担国有银行改革巨额成本的现状,创造性运用国家资产负债表、央行资产负债表,利用外汇储备为国有大型银行进行注资,并通过国有大型银行自身核销和市场化剥离相结合的方式处置巨额不良资产,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及公开发行上市,优化银行股权结构,构建起现代公司治理体系,建立起严密有效的风险内控、科学规范的考评体系、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等,大型银行不仅甩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且实现脱胎换骨的嬗变。这是中国和世界金融业最精彩的时代。

改革后中国大型银行涅槃重生,翻开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2003年以后十年时间,中国银行业迅速在全球崛起,成功追赶并超越国际先进银行进入世界前列;金融宏微观审慎监管体系建立,为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打下稳定的基础,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和“走出去”战略。商业银行构建起市场化的经营目标与机制,建立并完善了风险自担的风险内控机制以及自负盈亏的资本和成本约束机制,经营效益和资产质量持续优良和稳定;通过经营转型,走上了国际化、综合化、信息化发展的科学道路。中国大型银行通过改革后的发展成果,基本上或全部覆盖了改革成本。这场改革思路之活跃,举措之缜密、成效之良好,完全应载入世界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史册。

重温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深切了解现在和正确走向未来,对推进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银行业正是依靠发展走出了困境,依靠发展壮大了整体实力和竞争优势,依靠发展提升了国际品牌和形象。未来中国银行业依然要在发展中探索新的道路,寻找新的机遇;在发展中重塑金融业资产负债表,推动新老动力顺利转换;在发展中重构客户关系,优化金融功能,加快从支付、融资中介向信息中介转化,从银行信息化走向信息化银行。

改革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内在逻辑。中国银行业取得的成就,无一不归功于改革。今后的发展依然要依靠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社会福利。但要看到,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要把握好金融改革时机和节奏,注意和社会、经济和监管领域的改革配套进行。要持续重视银行体系的公司治理、激励约束机制和法制建设,加强职业金融家队伍培育,倡导科学发展理念和稳健风险偏好,形成商业化、市场化的经营氛围,使行政法规、行业监管和金融家自我约束有机统一。要调动银行业促进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投身普惠金融的内在积极性。

开放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当前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融合,中国市场与全球市场互联互通,海量的商品、服务、信息、资产在中国与全球间转移和配置,连接形成全球统一的大市场,资金、价格、风险、信息快速流动和转移,蕴含海量的金融服务需求。开放推动中国金融全球化,呼吁中资银行“走出去”,实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两个市场、两种货币协同运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当然,金融开放必然会带来新的风险,需要熟悉市场规则,把握国别风险和经营风险,加快培养国际化人才,通过竞争培育金融核心竞争力和跨国金融管理能力,最终发展成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跨国金融集团。

风险管理永远是金融的要义。金融业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本身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尽管金融风险与市场环境变化相关,某种意义上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但过度扩张、盲目创新,忽视银行运行的基本规律,忽略险防范才是导致风险的罪魁祸首。中国金融业多少沉痛往事,告诫后来者莫忘风险、莫蹈前车覆辙。把住风险是优秀金融家的底线,有效管理风险是银行基业长青的关键,金融家俱乐部不欣赏百米短跑选手,尊重的是马拉松冠军。无论金融创新和金融形态如何发展,金融的本质和功能是不会变化的,金融业的信托责任,决定金融业必须平衡好收益与风险、当前与长远的关系。金融家稳健甚至保守是行业的优秀传统。

三、中国经济金融发展趋势

最近几年,中国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出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 “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的理论论述。并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期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实践举措。前不久召开的中国金融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的清晰认识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更有质量的增长,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中高速度增长的基础更加夯实。

我对未来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发展的走势,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判断:

一是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可期。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30万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16.5倍,1979-2008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也受到较大冲击,经济增速稍有下降,2012年增速破“8”,2015年增速破“7”,2016年经济增速6.7%。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拉动特征明显,自2002年至今,投资对GDP的贡献率连续15年都维持在40%以上,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占92.3%,为国际平均水平的两倍。这种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式增长,既不可持续也带来诸多后遗症。基于对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反思和认识,近些年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动能从投资为主向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均衡发展,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经济呈现了多方面的积极变化,目前,消费正在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消费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已经从原来的不到50%上升到今年一季度的77.2%,二季度仍然保持了这一态势。同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继续超过“半壁江山”,而且还在不断扩大。中国工业经济也在结构优化、质量效率、动能再造等方面呈现新气象展现新活力。中国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补齐短板、改进升级的大量需求。“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给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展现了巨大潜力。鼓励创新和减少政府审批,发展民营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混改,重视知识产权和环境保护,机制体制的改革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动力。在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依然保持着中高速度的增长的活力,未来中国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二是挑战压力犹在,必须正视问题。国际上比较关心中国的债务问题。2016年年底,中国总体债务水平在255万亿人民币左右,其中外债规模在1.5万亿美元左右;总体负债率为342.7%,除去金融企业的负债水平,中国实体的总负债率超过250%。有些国际投行和评级机构测算的负债率,还要略高一些。

具体进行结构分析,不考虑外债,2016年中国家庭部门总负债33万亿,负债率44.4%,与发达国家相比,绝对值并不是很高(G20国家平均60%左右)。其中中国居民的房贷(居民中长期信贷与公积金贷款)余额28万亿,占比80%以上。由于中国金融机构一直严格坚持首付比例,绝大多数的按揭都是首套房。基本没有按揭贷款的衍生产品。这部分贷款的风险一般都在0.5%之下或更低。随着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和信贷政策调整,相信居民部门的负债率和增速将受到抑制。

政府债务总负债41.2万亿,负债率55.7%,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合计。中央政府债务较低,即便算上地方政府,也比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低,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负债率都在100%以上,欧洲国家更高,而日本政府高达230%以上位居全球第一。但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政府的债务增速较快,同比增速为23.9%;债务负担不均衡,与省级政府相比,市、县及镇政府几级的负债压力较大,占地方政府性债务总规模的比例在70%以上;“影子银行”规模增长较快,部分或有债务游离于监管之外;融资途径主要依靠间接融资,资金来源主要靠银行贷款、BT和基建信托等间接融资途径。从2015年开始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计划,逐步将部分期限短、成本高的债务置换成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通过直接融资途径的负债占比有所提升,但债权人仍然主要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旦出现债务出现违约,可能将金融风险由银行市场传导到债券市场。下一步,中国将进一步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合理安排新增债券规模、继续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和融资等手段,合理控制住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量,把债务风险关进笼子里。最近两年,金融去杠杆效果比较明显,银行业同业类的资产负债近2010年来首次呈现下降趋势。此外通胀压力较轻,人民币汇率企稳回升。

非金融企业部门总负债102.6万亿,负债率高达138%,高于世界上不少大经济体。其中,国有企业负债占非金融企业整体负债的比例在70%左右,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非金融企业的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问题,不利于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市场竞争力增强,潜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这是当前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杠杆”的重点。推动中国经济去杠杆,是以企业降杠杆为重点,通过优化资本结构、推进市场化债转股、混合所有制改革、兼并整合等多种手段,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实体经济去杠杆,会有效推动金融业的杠杆降低。今年前7个月,M2同比增速至9.2%,虽仍高于GDP增速2个多百分点。但也是近年来的新低了。值得关注的是银行体系之外的社会融资总量规模不断扩大,对M2和经济杠杆率的影响越益重要。

面对经济增速下行和产能结构深度调整等影响,近几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从升趋稳。截至2017年3月,主要上市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万亿元,较年初增加272.39亿元,但同比减少458.56亿元,不良贷款增速继续减缓。不良贷款率1.57%,较年初下降0.01个百分点,实现五年来首次下降,不良贷款率增长势头得到一定遏制。总体来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长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不良贷款风险处于可控状态,但资产质量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三是金融改革仍在路上,需发挥核心引领作用。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转型和改革发展,需要发挥金融的引领和核心作用,加强金融业的转型和发展,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要回归本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实践证明,当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而陷入自我循环的怪圈时,金融所引发的不仅仅是金融系统的危机,还有社会层面的失范。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居民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要恪守职责,金融打造良好社会。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人们认识到金融的作用不仅要提升社会效率,还要关注社会福利的改善。前者是发挥金融的经济性,促进经济发展。后者是金融的社会性,通过金融功能的发挥,促进社会发展公平、公正、高效,关注金融普惠、生态环保、扶贫脱困、支持小微企业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

要顺应潮流,加快金融科技发展。当前,以云计算、移动互联、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金融科技风起云涌,进入了金融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新阶段。现代金融的发展趋势是金融和信息科技的结合。金融科技革命引发了货币形态从实物货币向虚拟货币方向发展;银行概念从支付融资中介向信息中介方向发展;柜台服务从人人对话向远程移动互动方向发展。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传统金融经营模式甚至中介功能提出了挑战,呈现出去机构、去人工、去杠杆和去中介化趋势。巨大的市场容量和相对宽容的市场监管成为推动中国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关键。2016年中国移动支付总量超过38万亿元,已经是美国市场体量的五倍。变化比人们的想象得还要跑得快。

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一直是金融为本、科技为器。迄今为止,金融科技虽然改变了金融交易的载体、渠道和技术,提高了交易效率,但没有改变商业的目的和对象,也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和功能。金融竞争真正优势不仅在于昂贵的硬件设备、复杂的算法模型和天量的数据信息,也不仅在于机构网点的众多或资产实力的强大,而更多依靠品牌(信任)、客户(流量和规模)、管理(风控)和信息(数据基础)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在新的金融科技周期里,金融业与新型金融科技企业,殊途同归,在两端隔墙相望,谁能最大限度地服务客户,并能最终能控制风险的金融服务企业才是最后的成功者。

展望未来,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昂首阔步,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金融业,已经更加成熟、更加充满自信,会因时而变、因需而变,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