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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教授:帮助孩子就是帮助自己

2017年第一期

文/雷娜

许小年教授喜欢孩子,不是那种看到可爱的孩子捏捏脸蛋的喜欢,而是完全见不得孩子受伤的疼惜。这种情感是他生命中的另一个线索,为我们提供了学术生涯之外,一个内心柔软、感性的许小年教授。

许小年教授至今记得一个场景,“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整整一年之后,他在医院等候由他和校友捐助求医的两个孩子。男孩在地震中失去了双腿,女孩的右腿和右臂断残。北京夜凉如水,孩子们在清冷的月光中坐着轮椅被推过来,还没有拥抱,眼中已迸出泪水。“伯伯……”女孩委屈得泣不成声。这个画面印刻在他的脑海里,劫后的伤痛、未来的艰辛,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叹命运之无情,悲一己之无助,他甚至不敢看女孩地震前拍的照片。

“我去西藏的时候,看见那里孩子的目光就像湖水一样纯净。”他回忆道。孩子是这个浮华世界的救赎,他们的纯真是抵抗这个世界的庸俗和无常的武器。在接受采访时,许小年教授不愿提起自己的付出,只是反复强调感谢孩子。他说,孩子们对他的信任和感谢,给了他无以言表的快乐和满足。

他也给了专注于公益事业的中欧校友邓飞(EMBA 2013)以最多的帮助,超出了挚友和恩师的界限。邓飞来中欧读书的奖学金是他帮忙争取的,而剩余15万学费是他支付的。“帮助公益人士,不就相当于自己做公益么?如果他是企业家或公司高管,我就不管了,但邓飞是无力付学费的公益人士。”

这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对待世界的方式有时是反经济学的,仿佛内心深处住着一个孩子,他通过公益的方式呵护着这个孩子的天真和希冀。在他看来,给予即是收获。他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启示:一个洞悉世间运转法则的智者,会生出菩提心,他选择爱人如己,尽力去度人世的苦厄。

下文是许小年教授接受《TheLINK》杂志独家专访:

《TheLINK》:在一次演讲中,您推荐《自私的美德》这本书,认为只有“自私”的人才能把公益事业持续做下去,对此我们应该怎样理解?

我觉得有一个悖论,公益活动实际上是为自己做的,而不是为社会做的。做公益是遵从自己的内心,至于社会影响力,别人对你的评价,都可以忽略。除非你的公益活动是想唤起某种公众意识,那么可以高调一些,比如环保之类。

我在“5•12”大地震后参加的救助孩子的公益活动,都是为自己做的。我从中收获良多,与其说是在帮助孩子,不如说是在帮助自己。因为孩子们很信任你,他们和你的沟通是毫无保留的,那是一种你在别处感受不到的交流。这样的公益活动,我无意号召大家一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慈悲之心、同情之心,遵从自己的内心就好了。

《TheLINK》:您做公益时去过很多偏远的地方,是否也因此对中国社会进行着一种“田野调查”?

我没有刻意这样做,但到农村或偏远地区走一走,总会了解当地的经济状况和农民生活情况,事实上对我的研究也有影响。比如我去陕南,看到当地的村庄都空了,村里只剩下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后来遇到一个小伙子,二十多岁。我问他,大家都离开了,你为什么回来。他说自己曾在外面的矿山打工,但发生了矿难,一个同乡遇难了。母亲哭着给他打电话,让他必须回来,“要死就死在一起”。于是他回家了,但在乡村又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

这是个让人心酸的故事。其实这个村子有很好的自然资源,如纯天然的猕猴桃和蜂蜜,但运不出去,卖不出去。如果能把这些东西卖到城里去,就能帮助乡村的青年男女在当地取得收入,也能为城里人提供纯天然食品,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迈出小小一步。

《TheLINK》:这就是邓飞所做的“e农计划”?

我从陕南农村回来后,产生了商业化经营“e农计划”的想法。那里的原生态产品,在城里肯定有销路,问题是如何把农户组织起来,把农产品运出去,并让城市居民知道,最重要的是建立市场信用。现在城里也能看到很多有机产品,但没有人相信,假冒伪劣产品太多了。我们可以用公益性强化原生态农产品的信誉,商业精英可以赚钱,但利润完全反哺公益事业。

不能让志愿者一辈子做义工,人家也要生活,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发达市场国家的公益组织都是商业化运作的。虽然也有志愿者,但常设机构都是市场化的薪酬和操作。公益机构和商业机构的唯一区别在于,出资者没有一分钱分红,商业盈利完全用于公益事业,我们管这类公益组织叫“社会企业”。

《TheLINK》: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我确实在一些校友那里听过,比如陆乐(EMBA 2007)做第一反应,赵晓钧(EMBA 2005)做乡香文化,追求的都是社会效益最大化,当然客观上也挣钱。您觉得这类“社会企业”应该多多益善吗?

纯公益和社会企业两条路,我觉得都要走下去。有一些公益事业,它的商业盈利不足以支撑运营,只能是纯公益,但有些项目,像“e农计划”,本身有盈利能力,就应该尽可能做成社会企业,来提高公益事业的效率。因为商业操作比行政化操作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TheLINK》:之前看到一个说法,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之后,会出现精英返乡的情况。您觉得我们国家发展到这个程度,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乡村?

我观察到两种趋势:一种是城里人往乡下跑,另一种是乡下人往城里跑。城里人往乡下跑是度假,乡下人往城里跑是为了找工作就业。还没发现很多城里人去乡下定居。我们国家的城镇化还在继续,未来的主流趋势还是乡下人往城里跑。

但是从乡下到城里,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有时真是妻离子散。两口子在不同城市打工,父母和子女长期分离,只能在打工一段时间之后,有了一定积蓄之后才敢把子女接来。多数农民进城后,子女都留在乡下,父母的远行对孩子们的成长投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留守儿童自杀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突出反映。

一方面,城市的房价高企,医疗费用昂贵,让进城的农民工难以承担,不得不把子女留在乡下;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缓慢、改革滞后,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看到那些特别贫困的地区,我也感到莫名的压抑和无助,自己做的那点公益微不足道,帮不了谁,只是自我救赎而已。

《TheLINK》:但农民工带孩子进城,求学、医疗都在城市,会不会占用了城市居民的资源,对城市居民来说有点不公平呢?

我觉得未必。农民进城之后,在城里工作和纳税。美国人在一个地方住一年以上,可以享受本州居民待遇。北京上海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呢?居住一年不够就两年,两年不够就三年,纳税三年之后,享受城镇居民待遇。这样就可以减少公平方面的摩擦。不管怎样,要让进城的人看到希望。如果他一年年纳税,孩子一年年长大,都看不到在城市安居乐业的希望,他的心情和家庭生活会正常吗?

我觉得主要不是公平问题,而是财政开支的问题。现在财政开支的重点是大型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有利于提升官员政绩,也提供了腐败机会。民生一直是财政开支的薄弱环节,财政机制不改,没有办法解决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问题。

 

 

许小年教授荣获首届中欧教授公益奖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许小年教授踏上了公益之路。最初,在中欧四川校友分会和中欧爱心联盟的组织下,他与其他几位中欧教授以捐赠讲座的形式,为地震灾区儿童回归校园贡献力量。地震一周年时,他与中欧学员、教授陆续资助了几位受灾儿童就医,亲身参加了更多公益活动。

2014年以来,许小年教授积极参与由中欧校友发起的生态扶贫项目和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项目,为此实地探访了陕西平利县、皖西大别山、浙江开化县和云南大理漾濞县等地。他为公益项目筹款,探望项目受益家庭和山区免费午餐小学,并分享公益感悟。

2016年,许小年教授获首届中欧教授公益奖。该奖项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设立,旨在表彰为公益事业做出卓越贡献、在校内外堪称公益楷模的中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