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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转股能化解中国的坏账吗?

2016年第四期

文/夏敏

10月初,中国政府批准实施债转股项目。这项具有争议性的计划是在今年年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宣布的,由此引发了关于这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何种影响的猜测。4月,在该计划宣布后不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斌接受我刊采访谈论了这一话题,分析了债转股对坏账购买者的影响,并对政府如何在“新常态”下成功实施该计划提出了建议。

本次债转股有哪些利弊?

许斌:这是一项交换,问题在于:交换双方是谁?这会是关键所在。

债转股的本质是要把现在集中在政府手中的风险转移到一个更大的池内。如果债权集中在政府手中,将会是系统性风险。但如果是被企业和家庭分担,从总体意义上来讲风险肯定会减少,因为各方持有的份额要小很多。所以从理论上来说,这项计划非常明智。

但是,我担心的是分配方式的不平等。这些产品会有一定的风险,不了解这类产品的普通投资者应该非常谨慎。如果是以模糊不清的方式把不良贷款打包,然后在市场上出售给不了解这类金融工具的人,我会强烈反对。

不过,我想要明确的一点是,中央政府实施这项计划的本意是非常好的。这不是一个糊弄人的计划。从根本上来说,政府想要寻找一种方法来降低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风险,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对世界经济来说也是好事。我不反对采用这种方法。我考虑的是,这项计划的实施过程应该公开透明、以市场为导向。这意味着价格要合理,内容也要合理。

如果遵循市场原则,有些人愿意冒险,有些人有能力把政府坏账转化成优良的私人股权。如果拍卖一家有很多坏账的国有企业,可能会有一些民营企业愿意冒险一搏,如果民营企业运营得当,就可能是非常成功的债转股。

债转股可以以公开透明、以市场为导向的方式完成,我非常希望看到这种局面。我很高兴政府明确表示将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实施债转股计划,无论怎么解读,这都是第一步。现在我们至少知道政府想要往哪个方向发展,这为更好地制定计划打开了大门。

政府的意愿是好的,为未来五到十年制定的计划也是好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一点是,“新常态”也包括实施政策的新方法——那应该是更加透明、与人民群众和市场有更多沟通、在学者之间有更多探讨,同时更谨慎地制定方案。这将会提高成功的可能性,而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都迫切需要这种成功——全球经济步履蹒跚,期待在中国的带动下重回正轨。

我认为政府正在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沟通者。所以公平起见,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些时间。

本次债转股是否只是把有毒债务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不能真正解决根本问题?

许斌:这个问题非常深刻。我想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我刚才说过,多元化是正确的方法,这会降低政府手中集中的风险。

其次,可能有一部分坏账会转化成优良股权——前提是谨慎制定转化方法。这是个大胆的假设,但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很多国家以前都这样做过。如果我们能够制定以市场为导向、更加透明、更加长远的方法,并允许民营企业参与进来,那么我想很大一部分坏账可以转化成优良股权。这是第二点,我认为这一点也应该得到认可。

第三点,有一部分坏账会易手,但不会很容易地转化成优良股权。所以,这些坏账会转化成不良股权。对于这部分坏账,我认为政府应承担更多责任,以透明公平的方式吸收这些坏账。

他们应该承认,这些坏账是由过去的错误决定所导致的。如果民营企业做了错误的决定,股东也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因此,只要政府真正尽了最大努力,并承认部分债务无法收回,就应该在资产负债表中记作亏损,这些亏损可能会在未来一到三年内被吸收掉。但是,这个过程需要公开透明。

如果我们从更广义上理解,“新常态”应该是管理国家的新方法。

第四点,在核销坏账时,我们应该真正做到公平公正。我们可能必须要求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承担大部分责任。他们应该为政府分担责任,但这种分配也应该以公开透明、以市场为导向的方式进行,不应该是中央政府“下令”他们购买坏账。但是所有国有企业都必须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总的来说,我认为债转股是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但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实施情况。我真心希望政府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发挥“新常态”做法,在我看来,这是“新常态”概念中最重要的因素。“新常态”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概念,现在我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还非常片面,仅限于经济增长放缓,听起来非常消极。在关于如何处理债转股的探讨中,我们应该赋予“新常态”新的含义、新的生命。

 

如何实施债转股

许斌:我认为债转股是解决中国坏账问题的重要一步。具体如何实施,我们现在(指2016年4月)还不清楚,但我预计会和2002-2004年采取的措施类似。

当时,官方公布的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很高,约为20%。因此,全世界都很担忧这个问题。后来,中国政府提出了“把坏账转化成不良或优良股权”的解决方案,现在这个方案叫做债转股。

当时采取的方法是,首先区分可偿还债务和坏账,并把坏账转移到一个独立的公司。第二步是让四大国有银行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把债权变成股权。同时,他们从主要国际银行和公司邀请到了战略合作伙伴,例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后来这些西方大型银行中很多都在中国国有银行上市时因持有其股份而获利丰厚,还有一些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出售这些股份而大赚了一笔。

通过这种方法,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变得非常低,并且成为了上市公司,他们的股票也被外国战略合作伙伴作为投资持有。

这些银行在上市后迎来了股市上涨。2007年中国股市崩盘时,所有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都非常好,在那之后,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约为1%,所以我认为把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转化成上市公司的做法非常成功。另一方面,经历了这个过程的四大国有银行都建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去处理不良贷款。我不是很清楚他们具体的处理方法,但坏账被逐步吸收了。不良贷款可能是被打包,然后作为投资产品销售。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成功的做法,我猜测决策者将会采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激增的坏账——只不过这次坏账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