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授/研究

    国内资深教授 - 中国知识创新

    944
  • 教授/研究

    国内资深教授 - 中国知识创新

    944
  • 教授/研究

    国内资深教授 - 中国知识创新

    944
2019年 12月20日

西方潜在产出理论离中国实际较远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盛松成、刘斌、蒋一乐(盛松成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刘斌、蒋一乐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常用来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在短期,估算产出缺口可以评估通货膨胀压力;在中期,估算潜在产出有助于了解实际经济增长的水平和空间,从而为调整宏观政策的方向和着力点提供一些依据。不过,在实践过程中,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可能差强人意,尤其对我国而言。目前潜在产出理论的研究离我国的实际较远。


潜在产出理论及其估计方法缺陷

“潜在产出”被Okun(1962)定义为一个经济体在所有资源被充分利用时的最大可能产出,“产出缺口”则定义为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差值。此后学者和机构围绕着定义内涵以及估计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潜在产出的内涵界定还不完全一致,有的按凯恩斯理论来定义,有的按新古典理论来界定(Scacciavillani and Swagel, 1999)。由于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不可观测,估计方法就成为潜在产出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20世纪60年代至今,潜在产出估计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三种,分别是统计趋势法、结构关系法和混合法。各估计方法的核心都是通过计量模型来识别经济增长中有多少是趋势性、结构性的增长,有多少是周期性、过渡性的变化。前者便是潜在产出,后者便是产出缺口。

国际上,各个国家或国际机构(如IMF、OECD)应用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估计方法并不完全相同,而且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理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以Robin Brooks为代表。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估计方法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潜在产出估计很难识别结构性因素,从而导致产出缺口可能既包括周期性因素,也包括结构性因素;二是潜在产出估计具有“顺周期性”,因为大多研究是用过去多年的拟合来估计潜在产出;三是不同的潜在产出估计结果差异较大,可靠性和稳定性值得怀疑。因此,在经济政策分析时应谨慎使用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三个问题,仅根据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理论制定出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低效和无效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


潜在产出估计模型离我国实际较远

我国潜在产出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估计方法基本与国际类似,例如刘斌和张怀清(2001)、郭庆旺和贾俊雪(2004)、徐忠和贾彦东(2019)等。从他们的研究结果也可以看到,不同方法对产出缺口估计结果确实存在明显的不同,而且大多数方法的估计结果对数据修正较敏感(郑挺国和王霞,2010)。其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中国经济有自己的特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系统,制度变迁、经济转型、财政和货币政策目标的改变、金融中介的发展等都会带来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化(Wen and Zeng , 2005)。这些都会进一步放大西方估计模型固有的差异和不足:统计趋势法无法识别时间序列包含大量不稳定或者瞬时的特征,如突发事件;结构关系法中的生产函数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且容易受到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而不稳定;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方法过于复杂,容易导致模型参数难以识别,从而影响估计结果并导致统计结果出现偏差(杨天宇和黄淑芬,2010;潘敏和缪海斌,2012)。

一般来讲,拉动潜在产出有三大要素,分别是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扣除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贡献以外,其他所有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的总和。这其实是个黑箱子,包括了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我们现在不清楚的其他各种因素。早在2003年,易纲等(2003)便指出,在测算新兴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时需要考虑到经济体特殊性:一方面,新兴经济国家投资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资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挥其生产力;另一方面,新兴经济国家前期技术进步主要靠引进技术,从发达国家购买设备。这两个因素都会低估真实的全要素生产率。除非能够得到充足数据剔除这两个因素,否则就难以准确估计出全要素生产率。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无法被准确估计,那么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产出则更是如此。

更为重要的是,现有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的估计方法较大程度上忽视了我国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有效调整的影响,这会进一步放大潜在产出估计和预测结果偏差,尤其对一个处于体制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改革开放及政策调整都可以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来影响实际产出及长期潜在产出。


改革开放对我国长期生产率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措施,对我国长期生产率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改革可以归纳为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前者包括要素端和生产端的改革;后者包括消费、投资、出口体制改革。制度改革必然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会促进和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改革意味着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产业转向生产率高的产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是将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蔡昉和林毅夫等,2018)。早在2000年,王小鲁(2000)便发现,与改革前的1953~1978年相比,1979~1999年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增加了2.4个百分点,生产率的贡献率增加了1.7个百分点。更为重要是,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不是来自技术进步,而是源于改革导致的资源优化配置。这意味着深层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并非克鲁格曼所说的“投入带动型的经济增长”(Krugman,1994),易纲等(2003)也对克鲁格曼的结论提出了很大质疑。乔榛等(2006)利用1978~2004年的数据证明了土地制度、价格和财税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农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都阳等(2014)实证证明了劳动力流动有利于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和提高城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即使考虑了对资本产出比和工作时间的负面影响,其仍对经济发展带来非常大的收益。

另一方面,改革意味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越来越大。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转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为劳动力的流动创造了条件,也为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据樊纲等(2010)测算,市场化改革贡献了1997~2007年至少39.23%的全要素增长率增长。张军和金煜(2005)发现,1978~2001年中国金融深化改革对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这里的金融深化改革特指国有银行部门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也发现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干春晖等(2011)发现1978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性较强,而且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

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顶峰,之后资本投资效率也有所下降,并且中长期性不合理现象日益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明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与“里根经济学”不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增加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胡鞍钢等,2016)。目前我国仍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过渡期,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完成“三去一补一降”五大核心任务,通过降风险、调结构、促转型、稳增长,为这一平稳过渡提供制度基础和制度保障,进一步激发和释放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从而提高我国长期潜在生产力。

实际上,从2010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开始,学者们就开始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不少学者一致认为改革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例如张晓晶(2012)、魏杰和汪浩(2016)等。据陆旸和蔡昉(2016)测算,如果在“十三五”初期各项改革发挥作用,综合的“改革红利”将达到年均 1~2 个百分点。

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规模显著增长、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对外开放进程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明显加快,这为我国带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对外开放使得中国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分工和合作中来,有利于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此外,利用“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小的风险,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蔡昉和林毅夫等,2018)。

在经常项目开放中,沈坤荣和李剑(2003)发现,国际贸易通过提升国家要素禀赋结构和加快制度变革进程从而对人均产出带来了正面影响。不过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发现,1980年至2003年间,我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并没有显著上升,并且呈现阶段性特征,在1987~1991年、1995~2003年呈明显上升趋势。作者尤其指出,世界其他经济体出口贸易基础结构都保持相对稳定,而中国阶段性特征非常独特。如果忽视了这一特征,仅根据某一时期判断中国出口贸易技术结构变化趋势,容易得出误导性的结论。

在资本项目开放中,我国先在直接投资领域开放,后在证券投资领域开放;先吸引境外资金,后放宽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根据IMF《汇兑安排和汇兑限制》年报中的数据,截至2016年年初,我国部分可兑换和基本可兑换的项目合计达到了90%。江小涓(2002)、魏后凯(2002)、王红领等(2006)均发现,作为资本存量、知识和技术的结合体,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此外,Rajan和Zingales(2003)发现,对外贸易和资本开放可以激发竞争,削弱了境内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垄断和相关利益集团的力量,从而有利于促进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企业融资的可得性和公平性。从这可以看出,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不断加快、覆盖面不断拓宽,有利于我国技术提升、结构优化、金融市场发展,从而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潜力。在一项较早的研究中,傅晓霞和吴利学(2002)测算得出,1982~1999年制度改革与对外开放等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35.28%。


政策有效调整为制度变迁提供长期保障

除了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还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短期政策。例如,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应对外部负面冲击,我国实施了四万亿刺激政策;近些年为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我国实施了金融去杠杆政策,这都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平衡。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虽然短期政策可以灵活调整、调控效果明显,但也带了一些负面作用,如我国宏观杠杆率增长过快,并可能会触发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动态平衡的紧缩机制(刘晓光等,2018);影子银行收缩速度偏快,可能已低于影子银行适度规模,从而影响了实体经济融资(盛松成,2018;盛松成等,2019)。因此,短期政策实施需要把握好力度和方式,加强政策协调,密切关注、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努力实现金融防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机统一和动态平衡,这样才能促进可持续增长,从而为制度改革及未来长期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保障。


总结

总的来说,理论和实践证明,制度改革大幅提升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影响深远、阶段性强、范围广泛的特点;政策调整为制度改革提供了长期保障,具有灵活性强、针对性强、调控明显的特点。这意味着我国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并不具有长期稳定的特征,而且较难被量化、被模型化,因此估计模型既难以识别二者发挥的作用,更无法预测未来这些外生冲击变化。而且,现有潜在产出估计模型很可能将我国制度和政策变化测算为周期性因素,从而会低估潜在全要素生产率。这些都导致理论估计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误差。如果估计模型无法完整体现我国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的特点和作用,那么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的估计对现实是没有指导意义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非常有难度。因此,潜在产出理论离我国实际情况较远。

相比之下,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的源泉。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过顶峰、资本产出效率趋弱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意味着我国要比以往更加依赖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有效调整。而中国的体制改革尚未完成,仍有较大的制度创新空间,蔡昉(2010)、樊纲等(2010)、乔榛等(2006)、干春晖等(2011)、盛松成和谢洁玉(2017)分别对长期的人口红利改革、市场化改革、农村经济制度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业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获得提高潜在生产力必要的制度条件。同时,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因而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才能保证制度改革及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发挥。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的下行,除了周期性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我国面临结构性矛盾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未来需要坚持经济结构调整,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各项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和技术进步有望使中国经济释放更大的潜力,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本文原发于《中国金融》2020年第1期
本文仅反映作者观点,不代表所供职机构意见)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