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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小欢：大国工业的生存法则，读懂中国为什么需要“产能过剩”

在当前的国际舆论中，中国经济时常被两种看似矛盾的视角所看待：一方面被视为以市场换取技术、被认为缺乏“从0到1”原始创新的跟随者；另一方面则被看作不断输出所谓“过剩产能”的庞大经济体。然而，如果暂时搁置金融资本往往带来的短期视角，回归工业发展的本质脉络，便会发现，这两方面实际上共同勾勒出中国制造业独特的发展路径。

在展开讨论之前，不妨先从另一个角度回顾曾经的工业典范——波音公司，并思考它今日面临的挑战从何而来。

波音：从工业标杆到安全事故的反思

2018年10月与2019年3月，印尼狮航和埃塞俄比亚航空的两架波音737 MAX 8客机先后发生空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两起悲剧不仅令人痛心，也对波音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航空制造巨头的声誉造成了显著影响。

自杰克·韦尔奇在通用电气推行的管理模式影响逐渐扩大以来，美国制造业普遍经历了金融资本思维深度介入的过程。在波音，决策层逐渐由财务背景的高管主导，为控制成本，公司缩减了自有工厂与资深工程团队规模，转将更多零部件乃至关键软件外包给成本较低的供应商；为提升股价和财务表现，部分实体资产也被剥离。这种对“效率”的极端追求，无形中削弱了制造体系中原有的缓冲与冗余设计。

737 MAX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类逻辑可能带来的风险：为避免飞行员重新培训产生的高昂费用，波音试图通过一款名为MCAS的软件来调整飞机的操控特性，而不是对硬件进行大幅度重新设计。遗憾的是，该软件在开发与验证过程中未经过充分的冗余测试与安全评估，最终在特定传感器故障时发生误判，导致飞机俯冲失控。

波音的经历向现代工业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些被视为“冗余”的设计与环节，是否真的只是效率的敌人？

兰教授

以下内容节选整理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兰小欢教授在中欧HEMBA&DBA推荐人专属课程上的部分分享。

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结构性冗余的回归

带着这道拷问，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会发现中国经济正因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而饱受争议。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约5万亿美元，相当于G7国家总和，占全球35%，是美国的两倍。若抛开汇率，通过购买力平价和工业用电量计算，中国真实的工业体量可能是美国的5到6倍。中国已经达成人类最大工业规模，并且还在不断增加。

如果说波音是因为“去冗余”而窒息，那么中国正因为“高冗余”——西方所指责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而构建起一套独特的进化法则。

首先，冗余可以防止被单一技术路径锁定。就像当年的美国拥有全产业链一样，中国庞大的产能允许多条技术路线并行“赛马”。以电池行业为例，当日本因资源受限而“单押”氢能，欧洲押注某一技术路线时，中国企业却在磷酸铁锂、三元锂、固态电池、氢能等所有路线上同时试错，这保证了中国不会被单一路径锁定。一旦一条路线被验证，中国凭借全产业链优势能迅速将其规模化，而一旦成规模，一般都不会存在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的单一路径，中国由于体量，总是倾向于多头并进。在很多行业（比如光伏）乃至很多关键技术环节（比如电池包或隔膜），都是如此。这种多头并进的技术演进战略，成功的概率比“单押“战略大得多。

其次，冗余加快了学习速度和知识扩散的速度。由于大量企业使用同质化的设备和流程，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往往会在不同工厂中复现，而各家公司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可能各不相同。这些技术创新，又会通过供应链的交流和共振，逐步传递到整个行业。在高强度的竞争中，倒闭的公司所积累的产能和经验，也不会完全浪费。工艺和设备往往会被后来者循环利用，而工程师在不同公司也会快速流动，带来知识的扩散和创新的外溢。所以整个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很快。

再定义中国经济的创新：打破“从0到1”的迷思

在这种结构性冗余的工业土壤中，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创新的定义。当前社会流行用“从0到1”来神话原创发明，而将规模化生产贬低为“从1到N”的简单复制。兰小欢教授指出，这种二元对立的视角不仅不符合技术史的事实，更掩盖了创新的真正源头。

首先，是“N”定义了“1”，而非相反。技术并不是凭空诞生的孤岛。一项发明（0到1）是否具备价值，往往取决于产业化（1到N）的验证。光纤之父高锟早在1966年就提出了光纤通信的理论，但直到几十年后，随着互联网爆发和信息传输需求的激增，光纤才真正改变世界。如果没有庞大的产业需求“N”作为支撑，实验室里的“1”往往只能沉寂。正如兰教授所言：“最后哪一个是真正的‘1’，是由产业发展程度来定义的。”

其次，制造不仅是生产，更是“知识的社会化”过程。创新并不局限在实验室和论文中，大量的渐进性的创新来自工厂车间和一线的工程师和熟练工人。工业的本质是知识在工程师、工人和设备之间的流动与反馈。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密集的工厂，这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反馈闭环。说穿了，技术创新就是对问题给出新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应该是具体、明晰、且可解的。创新的前提是需求，即能够产生大量此类问题的“土壤”或场景，这些“土壤”，就来自产品、市场、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高频互动。反观美国，由于制造业空心化，打断了从灵感到规模量产之间的链条，很多想法都得不到量产的验证和反馈，实际价值大打折扣。

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如此费力地去透过现象，重新审视这些底层的工业逻辑？

因为正如兰小欢教授所言，理论的最大价值，在于压缩我们对信息的需求。世界看似杂乱无章，但理论能将其总结为简单的规律，可以传递到更广大的人群。归根结底，人类是群体学习的动物，是共同进化的物种。真正的效率，不只体现于单点突破的速度，更在于整个组织流程的可复制与可扩展。

这也正是我们来到商学院读书的根本意义——通过构建一个高维度的“学习生态”，让隐性知识在最优秀的头脑之间流动、碰撞，从而在群体进化中获得穿越周期的力量。中欧HEMBA&DBA课程部之所以能构建起如此高纯度、高密度的学习圈子，离不开每一位校友和伙伴的慧眼识珠与信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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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兰小欢教授帮助我们读懂了大国工业何以通过“产能过剩”构建长期优势；那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HEMBA课程则致力于解答：一个个体或组织，如何能主动设计并融入这样的“进化生态”，将系统的力量转化为自身穿越周期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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