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金融之都孟买，拥有世界第二大贫民窟达哈维，1.75平方公里居住着上百万人；而在中国的上海街头则感受不到孟买那样的贫富差距，但为何中国的的基尼系数比印度还高？

没有人会否认数据与真实之间可能的偏差。关键在于这种偏差有多少，我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这种偏差。

分析、比较不同国家与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数据，就在一定意义上为拆解这种偏差，提供了独特而有趣的视角。

作为比较经济学方面的学者，朱天就用这个方法论研究了20多年。他习惯通过比较数据来理解经济现象。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第一芝加哥银行（现属摩根大通）做了一年产业分析师后，朱天就投身学术研究。如今，他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

他告诉记者，尽管中国的基尼系数名义上很高，超过印度，但若真去感知，他不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一定比印度更加不均。这样的判断是以对各个国家数据的含义及质量的理解为前提的，不同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均程度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基尼系数作为标准，还要看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聊起这些话题的背景是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的“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当今年7月中国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终极目标和目的的“共同富裕”，被提上了日程。共同富裕的概念在舆论场中迅速崛起并在企业家中持续保持热度。

有意思的是，在朱天解析的基尼系数图景中，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了不同于这个单一数字所显现的“残酷”现实：通过比较各国收入分配的定义与度量，比较城乡与地区差异，比较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以及同一文化谱系的国家和地区，数据的意义变得丰富而多样。

但朱天担心：中国的收入数据公开得太少，质量也不高。如果没有数据的透明与开放，没有数据质量为依托，经济学者在做数据分析时，还需要靠“猜测”和各种外部印证，由此做出的研究对现实的指导力，无疑将大打折扣。

这是他作为学者的担忧，但同时作为商学院教授，朱天认为，商学院需要研究与共同富裕相关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同时也要引导企业家如何为共同富裕的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此，朱天引用了日本现代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在其名著《论语与算盘》中的观点：儒家传统并不排斥取利，而是反对不义之财，主张义利合一，“论语”与“算盘”并不矛盾。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义利兼顾的价值主张应该成为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指引。

 

对话：
数据解码共富
“不要过度解读中国政策的变化，从而低估中国在政策上的延续性。”

经济观察报：你在2016年出版的《中国增长之谜》一书中就曾提出，中国最大的挑战不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而是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和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均。你怎么理解中央在当前这个阶段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朱天：上世纪90年代到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程度的常用指标。2008年后，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程度开始稳定下来，但仍然较高。按照官方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9，现在大概是0.47，变化并不大。按照税后收入统计，中国0.47的基尼系数显著高于西方发达国家：欧洲国家一般在0.3以下，英美在0.3以上，美国是0.39，是西方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在0.4以上，收入分配就很不均等了，例如拉美国家基本都在0.4以上，南非则超过0.6，大概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均的国家。所以我当时提出收入分配问题比经济增长挑战更大。

最近中央发文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非常及时，但我不同意有些媒体将其看成是政策方向上的变化。我们不要过度解读中国的政策变化，而低估了其连续性。其实在2005年时中央就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要扩大社会中间层，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纠正计划经济下的大锅饭和共同贫穷的问题，但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当然共同富裕不是大家一样富裕，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要想所有人收入相等，那只能是共同贫穷。其实即使在贫穷的社会，也同样存在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所以共同富裕就是不能让贫富差距过大，要扩大中产收入人群，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水准和福利。
 
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城乡差距，所以，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些具体政策就包括免除农业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对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影响更大的则是全面建立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所以可以说，在解决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问题上，国家已经有了不少政策。尽管如此，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程度仍然很高，公共福利水平也不令人满意。

前些年在收入分配上的政策主要还是集中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也就是脱贫问题，这项工作于去年已经宣布完成。所以，现在专门提出共同富裕的问题其实是很自然的，是对过去政策的一个延续。共同富裕的着重点当然也会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转向关注相对贫困问题。

经济观察报：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在收入分配上有哪些特征，收入不均程度处于什么位置？

朱天：从世界银行提供的基尼系数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比印度及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都要高，但真要去感知，可能没有基尼系数显示的差别那么大。例如，印度的基尼系数是基于消费支出分配得出的，消费支出的分配不均程度自然比可支配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要低很多，这是因为收入低的人群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高，而高收入人群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较低。所以中国和印度的基尼系数不具有可比性。印度最大城市孟买有很大的贫民窟，贫富悬殊的感受非常明显，而在中国最大城市上海，我们感受不到那么大的贫富差别。

与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地区发展差距大，城乡差距也大。根据一些研究，地区差距对中国城镇基尼系数的影响可能有20%，对农村基尼系数的影响可能有40%。也就是说，同一地区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很可能低于0.4。另外，中国城乡差距不只是比发达国家大，也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农村人均收入大约只有城市的1/3，城乡差距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可能超过40%。所以，如果分别只看中国城镇或农村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35左右，而如果只看同一地区城镇人口的基尼系数，那就更低。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所感知的贫富差距不比很多发展中国家更大。

当然，我们讲共同富裕，是要向发达国家看齐，不是向落后国家看齐。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收入分配还很不均等。根据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和他的合作者的研究，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程度高于欧洲国家，低于美国。

经济观察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难点在哪里？

朱天：难点还是在于数据，各个国家的收入数据也不大有可比性。在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时，学者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数据公开得太少。国家统计局有住户收入和支出调查数据，但只公布一些加总的数据，而不公开详细的数据，很难拿来做研究用。因为数据不足，做研究的时候还需要靠“猜测”和各种外部印证，由此做出的研究对现实的指导力，无疑将大打折扣。

另外，统计局的住户调查对高收入人群的覆盖率不够，所以，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有可能被低估了。研究收入分配最好最全的数据应该是来自个人所得税记录，几年前我国开始要求收入在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做年度申报，前年开始实施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所以国家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数据。

现在一些经济学家（包括上面说到的皮凯蒂）采用超高收入（top income）人群的收入占比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而不采用基尼系数，认为前者能更准确地反映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及变化。如果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数据可以公开，我们就可以很准确地去估算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从而克服住户调查数据覆盖率的偏差问题。我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些数据不可以在脱敏后让研究者使用。

经济观察报：从经济理论和各个国家的实践来看，收入分配不均问题的解法是什么呢？

朱天：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第一次收入分配（也叫初次分配）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不必干预。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实现第二次收入分配（也叫再分配）来降低分配不均的程度。当然经济学家也知道，初次收入分配本身也可以变得更平等。例如，当工会力量强大的时候，可以通过谈判提高工人的工资，相应地也就降低了资本的收入。另外，反垄断也属于第一次收入分配的问题，因为企业从垄断行为中获得的利润会增加收入不均的程度。教育机会的不均等、户籍制度等制约劳动力流动的一些因素也会加剧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均。在中国，改善初次分配的措施可以包括打击腐败，减少寻租机会，消除部分国有和垄断性企业的特权，增加城乡居民教育机会上的公平，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城镇化的步伐，让更多人进入生产率更高的行业。

但不管怎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初次收入分配几乎一定是较不均等的。即使是税后收入分配（即第二次分配）最均等的北欧国家，其税前收入分配（即初次分配）也很不均等，丹麦税前的基尼系数达到0.45，瑞典为0.43。而像英国、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税前基尼系数都超过了0.5。但经过第二次分配之后（在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后），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都大幅改善，丹麦、瑞典的基尼系数分别降到0.26和0.28的水平，法国降到0.29，英国0.37，美国则降到0.39。

与上面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二次分配的力度要小得多。中国没有公布税前的基尼系数，但是估计与税后基尼系数差别很小。即是说，中国初次分配的不均程度可能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相似，但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比他们低，所以税后收入分配的不均程度更高。

经济观察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挑战有哪些？
 
朱天：从表面上看，中国第二次分配（即提高个人所得税和增加转移支付）的空间很大，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力度。2019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只有1万亿人民币，占GDP的1%，占各项税收总额的1/15，这是非常低的比例，说明个人所得税基本上没有起到调节收入的作用。但是，中国要在短期内通过提高个人工资所得税来显著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是不大现实的。事实上，中国绝大多数人是不用缴个人所得税的，而提高纳税人口的覆盖率似乎与“共同富裕”的目标有矛盾；对于已在纳税的工薪阶层，中国的所得税率已经不低，最高的边际税率达到45%，几乎没有提升的空间。对于超高收入人群，他们的大多数收入并不是来自工资，而是来自资本所得。所以，如何提高资本所得税可能才是要考虑的方向。中国现在的税收结构是间接税为主，直接税（包括所得税）为辅，个人所得税覆盖率过低，边际税率过高，而大多数资本所得却不用缴税。

纵观全球，超高收入者的实际缴税比率偏低是个普遍的现象。他们当中很多是成功的创业者、企业家和投资人，有些人——如美国的两位巨富盖茨和巴菲特——还批评政府对他们收税过低，公开宣布愿意多缴税。我相信中国成功的企业家和投资人很多也会支持资本所得税，但是国家要在合理合法、公平透明征税的同时坚决保护税后合法私有财产。

从上面分析的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措施，都难以在短期内很快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均。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公共福利来改善由收入不均带来的社会问题。所以，中央提出要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非常及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关键。中国的公共福利支出占比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政府支出结构应该由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核心转到以提高公共福利为核心。如果每个人都能比较均等地享受到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福利，那么即使收入本身差距大一些，也不至于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论语与算盘
“论语与算盘并不矛盾，义利可以合一”

经济观察报：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家精神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怎样的关系？

朱天：经济发展的目标就应该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一部分人很富，多数人贫穷，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没有经济发展，那只能是共同贫穷。

两年前，以研究经济增长而出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阿吉翁及合作者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研究创新与超高收入分配不均（top income inequality）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创新多的地区超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也较高。创新创业成功的人自然会获得超高收入，从而带来收入不均的上升。如果要限制超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数量，就会对创新和创业有负面影响。

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不能以牺牲创新创业为代价，不能让创新创业致富的人感到有压力，甚至害怕。市场经济下自然会出现一些人比较富有，除了运气外，还有是对他们的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回报，他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所以，还是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保护合法的超高收入。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合理的税收、尤其是资本所得税来调节超高收入。共同富裕与企业家精神没有必然矛盾，关键在于怎么去做。
 
经济观察报：你在《中国增长之谜》一书中指出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收入差距上升的程度没有中国这么快，可能是什么原因？

朱天：日本社会总体上看收入比较均等，我感觉这与日本的企业制度可能有关。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在晋升和薪酬待遇上论资排辈，不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高管的工资与普通工人工资的差距比英美要低很多，大企业的垂直整合程度也比较高。这套制度不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经营风险也较低，所以日本的长寿企业也比较多。
日本企业制度的这些特征可能与其历史形成的商业伦理精神有比较大的关系。明治维新时期的涩泽荣一被认为是日本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他一生创办了500多家公司。他的名著《论语与算盘》对日本企业界影响很大，他将儒家精神与西方经济伦理结合，指出儒家文化并不反对赚钱，只是反对见利忘义，因此他认为“论语”与“算盘”并不矛盾，义利可以合一。接待过邓小平访问的日本实业家松下幸之助也主张企业是社会公器，企业家应该通过企业盈利去回馈社会。著名的稻盛和夫也倡导企业家要敬天爱人，先义后利。

经济观察报：在企业与社会关系的动态调整中，商学院的角色是什么？

朱天：商学院要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管理者，不只是以企业利润或者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还要考虑到其他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员工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帮助改善第一次收入分配。企业参与到公益与慈善事业中，则是对第三次分配的贡献。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从欧美学习借鉴了很多经验。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好的东西是应该继承的。“义利合一”也应该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商业伦理精神。儒家的理想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企业家应该继承这样的理想，做君子，而不做小人。君子关注大义和责任，小人关注眼前的利益。我认为，儒家思想在中国企业参与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仍然很有价值。

 

来源 |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