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欧说

过去一年，国内GDP增速达到6.9%。中国经济超预期增长的背后，是服务、消费、城市化和新技术这些新动能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中欧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斌认为，中国曾经的劣势，例如人口众多、求快不求精的文化习惯，已经转化为了现今的优势，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乐观。

改革开放红利和人口红利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能。但是，旧动能日渐式微，新动能迟迟未现，所以GDP增长率自2010年开始便逐年下降。

2016年，中国GDP增长率为6.7%。考虑到下行趋势还将持续，政府在2017年3月份定下了GDP全年增长6.5%的目标。但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GDP突破了82万亿元，同比增长6.9%，明显高于预期。

 超预期增长有迹可循

2017年国内经济的超预期增长从2016年四季度起就初见端倪。2016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率均为6.7%，但四季度上升到了6.8%。这一上升趋势也从PPI（生产价格指数）和PMI（采购经理指数）的表现得到了证实。

2016年四季度之前，PPI经历了连续五年的负增长，表明过去几年中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处境非常困难。但从四季度开始，PPI缓慢上升，表明实体经济开始回暖。2017年全年，PPI上涨了6.3%，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同时，2016年四季度之前，中国的制造业PMI长期处于50%以下（50%是经济的荣枯线，50%以上表明经济总体扩张，50%以下表明经济总体收缩）。四季度制造业PMI升至50%以上，表明制造业起暖回升。2017年，制造业PMI的年度均值为51.6%，创7年新高。

诸多数据表明，2017年经济的超预期增长是有迹可循、有据可依的。一个重要问题自然而然摆在了我们面前：是什么促成了去年中国经济非同寻常的表现？ 

 增长原因的三个假设

短期来看，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三个：净出口、投资和消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驾马车”。对应地，我将提出三个假设，并依次对它们进行分析，以此来探析去年经济超预期增长的原因。

假设1：​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

2017年，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欧盟、日本和美国的经济都处于复苏中：欧盟已慢慢走出债务危机，GDP增长率从2016年10月开始稳步回升，2017年10月年化增长率达到2.6%，这在前几年是难以置信的；日本经济在“安倍经济学”被广泛认为失效的情况下也悄然复苏，2016年10月日本GDP年化增长率为0.9%，2017年10月则为2.1%，表现良好；美国经济也稳中有进。2017年1月，美国GDP年化增长率为1.8%，2018年1月则达到了2.5%。

全球经济的复苏带动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201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实现了3年来的首次正增长，出口增长了10.8%，进口增长了18.7%。

数据表明，自2015年起，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就已经为负数。2016年，净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率为-6.8%。净出口贡献率为负，表明净出口的作用在不断下降。在此之前的2007年，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度已从上升转为不断下降（见下图）。

另外，中国经济对FDI（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度自1994年之后也逐年下降（见下图）。1994年，FDI流入规模占GDP的6.0%。到2016年，这一比率已下降到1.2%。

综上分析，全球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增长会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其绝对不是2017年中国GDP超预期增长的主要原因。

假设2：​扩张性经济政策的滞后影响

2015-2016年度，中国政府推行了强力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温和的货币刺激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加了20%。

2016年上半年，市场并不景气，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比较低落，民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持续下滑。为提振市场，政府采取了强力的财政刺激措施，加大了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滑，让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长。

2、​房地产投资额大幅上升。

2015年12月到2017年4月间，政府的房地产政策有所松动，致使房地产投资额大幅上升，推动了房价的又一轮增长。

3、​广义货币（M2）供应量增速提高，影子银行规模扩张。

2016年下半年，中国的M2增速呈提速态势，流动性有所宽松。此外，2015年到2016年年中，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注入了更多的流动性。

不过，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大幅降低了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时房地产投资增幅回落，货币政策趋紧，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规模也逐渐缩小。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一季度，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已开启退出模式，到了2017年第三季度已基本退出，所以它们的滞后作用并不能解释中国经济2017年全年6.9%的超预期增长。

假设3：​中国经济产生了新的推动力量

我认为这才是去年中国经济超预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新的推动力量体现在四方面：服务、消费、城市化和新技术。

1、​服务需求不断扩大

过去几年，服务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亮点。2012年之前，制造业贡献了大部分GDP。在那之后，服务业步入快速发展期。到2016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1.6%，而制造业的贡献率跌至39.8%。

2、​消费升级

自2013年开始，消费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上升。2016年，在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负的情况下，消费拉动了GDP增长的64.6%，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已从主要由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型为主要由消费驱动。去年全球经济复苏，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15.9%，因而消费和投资的百分比贡献率分别下降到了58.8%和32.1%。但是，从消费贡献率和投资贡献率的关系来看，2016年前者是后者的1.52倍，到2017年则上升到1.83倍，表明消费不但对GDP增长贡献最大，而且其作用还在上升。

3、​城市化不断推进

2016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56.8%。人力资本往城市的迁移和聚集带来了规模效应和知识外溢效应，在城市里人们能增长见识，而且更容易相互学习，从而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4、​新技术快速发展

中国在以移动互联网为标志的新经济中和美国一起处于领跑地位。全球10家市值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中，中国占了4家（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和京东；其他6家为美国公司），而其业绩与美国企业相比毫不逊色。举例而言，和脸书（Facebook）相比，腾讯的年收入、净收益和用户总数都不相上下。

正是这些新动能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共同推动了2017年中国GDP的超预期增长。

 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2017年GDP的超预期增长，表明中国经济已从“新常态”进入“新时代”。

“新常态”下，人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会呈线性下降趋势，对经济的前景比较悲观。而“新时代”里，经济的增长率虽然也会持续下降，但下行速率会比预期的要低，而且会有阶段性的上扬，这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不断释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有关。2017年GDP的超预期增长就是转型升级量变引发质变的结果。随着这一过程的持续推进，更多经济成长动能将会被释放出来。

我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感到乐观，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拥有诸多独特优势。中国虽然在“从0到1”的技术原创上尚有差距，但在“从1到n”的二级创新中有独特的优势，我把它总结为“三个S”:

第一是规模（Scale）优势。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市场一体，可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这是绝大多数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在传统制造业发展阶段，这种规模优势就已凸显无疑。进入新经济时代，规模效应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因为新经济是以知识经济、虚拟经济和网络经济为代表，在任何网络平台的运作中，有规模就有成本优势，就有大的辐射效应。所以，发展新经济业态，中国拥有规模优势。

第二是范围（Scope）优势。范围经济指由企业能够将其能力用于生产大范围的产品系列所产生的成本优势。举例而言，在义乌和东莞等城市，每个地方都聚集了很多相互联系的细分产业链，形成了很强的范围优势。在此情况下，即便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很多外企还是不愿将生产基地迁往劳动力更廉价的东南亚地区，因为所丧失的范围经济收益将大于所节省的劳动力成本。

第三是速度（Speed）优势。20世纪时，企业的竞争优势更依赖于对技术的精雕细琢，慢慢打磨，日本和德国的很多企业便是如此。而今天的技术和经营模式要想胜出，更讲求快速试错和迭代，慢下来追求完美将失去商机。在速度方面，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没有的一些独特优势，例如移动支付在中国的繁荣发展。这和中国没有信用卡文化有很大关系，另外，欧美国家在移动支付方面对安全性的过度追求也是导致其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

不能不感叹，中国的国运很好。在全球化如火如荼时，中国推行了改革开放，加入了世贸组织，收获了巨大的发展红利；而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时，中国经济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度已经大大降低，而新的技术业态又使中国能够发挥其在规模、范围和速度方面的“三S优势”。曾经的劣势，例如人口众多，求快不求精的文化习惯，却转化为了现今的优势。这些都让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满怀憧憬。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经济依然蕴藏着潜在风险，如高债务率、过剩产能、僵尸企业、房地产泡沫以及资本外逃的风险。值得欣慰的是，党的十九大之后，政府政策有了新定位，“防风险”成为第一要务。我们期待中国能遵循既定方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个开放、包容、能创新、有活力的国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

编辑 | 岳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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