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至2008年的近30年，世界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轮全球化浪潮。虽然偶经风浪，但全球经济保持了蓬勃的发展态势。究其主要原因，大部分国家在此期间推出了旨在促进国际化和自由化的宏观政策和改革举措。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美国，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推出了削减政府预算、控制货币供给量、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等系列政策，创造了“里根经济奇迹”；在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也大规模推行去国有化、紧缩货币供给、放松政府管制、降税等改革措施，使英国经济重新步入增长期；而在中国，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大业如火如荼地展开，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活力，中国经济腾飞就此拉开序幕。其他国家也紧跟形势，各自出台了众多改革方案，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增长。

不幸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逆全球化开始回潮，全球化迎来转折点。尤其是今年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全球经济在背离全球化和自由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全球经济正迎来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本质是提高效率

全球化和自由化为何能推动经济繁荣？因为能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从而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有两条路径：一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无论是里根经济学、撒切尔式改革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以尊重市场规律、减少政府干预作为出发点；二是实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例如将生产中心迁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或将产品卖往全球市场，而这需要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作为基本保证。

以中国为例，中国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前30年创造经济增长奇迹，在我看来，秘密就两点：一是通过市场导向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二是拥抱全球化，从而乘着全球化的“东风”高歌猛进。

随着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加之国内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大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不过，由于老百姓热衷储蓄，消费能力较低，生产出的大部分商品只有通过国外市场来消化。而中国加入WTO，让大量商品得以出口至海外市场。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不断学习，推动技术的迭代和升级，使出口商品的结构持续优化，出口商品从早期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纺织品等为主，慢慢发展为以中高端制造产品如手机等为主，中国也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整体来看，人类历史上有过两轮全球化浪潮。第一轮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在此期间，国际贸易快速发展，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最终，这一轮持续近百年的全球化浪潮在一战、美国大萧条、二战的轮番冲击下归于平息；第二轮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08年迎来转折点。在短短30年间，全球贸易额占全球GDP的比例从20%上升到40%。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抬头，本轮全球化浪潮趋于式微。

第二轮全球化浪潮正走向终结

现在看来，第二轮全球化浪潮或将不可逆地走向终结，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虽然能提高效率，却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实际上，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在快速拉大。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① 技术进步。机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虽然能提高经济效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力劳动，使部分劳动者丧失工作机会。

② 资源全球化分配。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全球范围内的沟通交流已变得轻而易举，国际客运和货运的费用也大为降低，这为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提供了广阔空间，但也一定程度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③ 各国央行货币超发。过去很长时间内，各国货币供应量是与黄金等稀有金属锚定的，由于黄金的产量在短期内很难快速增加，所以货币供应量也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分崩离析，金本位制彻底瓦解，货币发行脱离了黄金的束缚，货币超发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常态。这一方面吹大了资产泡沫，使手握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的富人的财富不断升值；另一方面也稀释了穷人的财富，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

从1988年至2008年，世界上最富有的2%的人口的财富增长率达到了60%，三倍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一结果让越来越多的人对全球化怀有失望甚至愤怒的情绪，导致民粹主义在很多国家回潮。多重因素下，第二轮全球化浪潮走向终点。

“后新冠时代”的全球化格局

我认为，新冠疫情的爆发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在国际化和自由化盛行的“旧时代”里，大家追求的是效率至上；而在“新时代”里，大家除了重视效率，还会力求安全，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保证风险最小化；对某些行业的企业，例如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芯片企业，保持安全甚至比提高效率更重要。

设想一个场景：已知全球经济分为北美、东亚和欧盟三大经济中心，你是一家跨国企业的管理者，在考虑把生产制造中心建在美国、中国或欧盟某个国家时，你如何选择？过去做这样的决定很容易，就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只需看哪里的生产要素价格、人工成本、交通成本、关税等更低就行了。但在今天，除了成本，企业还要考虑各个市场的潜在风险。

实际上，这个“新时代”早有征兆，其中有一些我们或许已经目睹。例如，四年前特朗普政府提出了“美国至上”，印度莫迪政府近期也提出要实现“自立印度”。可以说，新冠疫情的爆发，加速了这个“新时代”的到来。

在“后新冠时代”，全球格局将如何演化？鉴于过去大家从全球化中受益颇多，所以不可能退回到完全闭关锁国的状态，更大的可能是全球经济区域重组的进程或将加快。在北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于今年初签订了《美墨加三国协议》；在东南亚有“东盟”；在欧洲则有“欧盟”。另外，还有“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多个区域性贸易协定。在此情况下，一个问题随之而生：区域主义渐成主流，中国如何才能把握其中的机遇？

“双循环”如何运转？

面对当前的国际新形势，中国提出了要“加快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内循环为主”，也就是主要聚焦内循环，同时注重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来自全球市场的海量需求，中国负责制造产品并将其出口至世界各地。而发展“内循环”，就要充分挖掘内需，以降低对外部市场需求的依赖。问题是，如何才能挖掘内需？

内需包括两方面：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影响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更准确地说是当前收入和预期收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硬币的另一面：消费增加了，储蓄就会减少。储蓄减少，意味着投资下降，长期GDP增速将下行。

在评估国内市场的内需潜力时，有三个事实不容忽视：

在当前的情况下，要想实现“内循环”，就必须促进消费。要促进消费，就必须提高人们的消费意愿，也就是让他们放心少储蓄，同时提高收入水平，增加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在促进社会公正、提升社会福祉方面的决心和行动，但这并非朝夕之功，挑战将长期存在。

对于“外循环”而言，挑战同样存在。要想推动“外循环”，中国必须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继续优化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主动应对“区域重组”的趋势，如加强和东盟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关系，从而为长期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编辑 | 岳顶军
责任编辑 | 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