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发布数据，经初步核算，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14.367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比上年增长了8.1%，两年平均增长率为5.1%。

这样的数据虽激励人心，但我们依旧要正视风险和挑战。面对依然不明的疫情前景和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未来将呈怎样的走势？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吴敬琏经济学教席教授许斌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前景做了深度分析。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正在回归到疫情爆发前的“新常态”，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仍将呈放缓走势，但长期仍有机会实现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取决于能否用好“智商”和提升“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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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中国经济回归疫情前的“新常态”

如今，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无论身处哪个领域，从事什么行业，若想追逐自己的梦想，成就一番事业，要比前辈们更难，而且未来很可能会越来越难。

个人如此，国家也一样。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到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得顺风顺水，处于快速发展通道。而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增长速度逐年放缓，GDP增长率从两位数降到了一位数，后面还可能会继续走低（见下图）。

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放缓，但增长率水平仍然领先世界，以速度换质量的目标也很明确。但不容忽视的是，人口红利丧失，投资效益递减，中国经济增长过去所依赖的动力正在消失，这是导致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宏观经济关注两个方面：趋势和周期。趋势取决于经济增长背后的动力，如人口红利、科技红利、改革开放红利等；周期则指外部冲击导致的短期经济波动。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国率先爆发，导致经济活动大幅收缩，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率跌至-6.8%。此后中国采取了果断措施，初步控制住疫情，实现了部分复工复产。中国经济在2020年取得了2.2%的正增长，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复苏。

进入2021年后，随着欧美国家疫苗接种率的不断提高，其经济也进入了复苏阶段。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1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21年全球经济预期增长5.9%，发达国家预期为5.2%，发展中国家预期为6.4%。当时奧密克戎病毒尚未爆发，因此下图显示的2022年预测值需要下调。

IMF的这份报告还预测了2022年底各经济体的增长率是否处于趋势线之上，结果表明，届时只有发达经济体会略微超过其趋势线（见下图）。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疫苗鸿沟”。经济复苏的本质就是恢复工作，而这需要大部分劳动力被疫苗覆盖。发展中国家疫苗较为紧缺，这阻碍了经济复苏；而发达国家的疫苗覆盖率较高，使其经济复苏较快。

2021年12月，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经济简报》，预测2021年中国GDP增长率可达8.0%（编者注：实际公布的数据为8.1%，由国家统计局于2022年1月17日发布），2022年将放缓至5.1%。该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短期下行风险有所增加，中期来看在向高质量增长转型过程中将面临艰难的再平衡，而通过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拉动增长的传统策略已经走到尽头。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会议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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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从“效率挂帅”走向“效率公平再平衡”

前面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短期状况，接下来分析其中期发展，这个时期的特征可概括为“双转型”：在需求侧从外循环为主（以高出口为标志）转向内循环为主（以高国内消费为标志）；在供给侧从数量型（以高投入为标志）转向质量型（以高效率为标志）。

1978-2008年，中国经济模式为外循环主导模式（见下图）。国民储蓄率高，外商投资多，支撑了高投资量；高投资加上大量的年轻廉价劳动力，带来高产出。然而高国民储蓄必然意味着低国内消费，由于内需不能消化高产出，这个模式的成功取决于外需是否足够大。中国的国运好，遇上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政策对头，抓住了全球化机遇。

如下图所示，随着改革开放阶段的开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持续上升，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又拉升了一波。但进入2008年之后，随着“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外循环主导的模式失去了效力。

2008年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从外循环为主到内循环为主的转型期。内循环主导模式的关键在于消费内需，中国经济能不能提供足够的消费内需呢？我们来看决定消费内需的三大因素：

• 一国的消费需求取决于该国国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中国老百姓的平均消费倾向位居世界最低之列。2020年，中国的总体储蓄率依然高达45%；在2015-2021年期间，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不降反升。前面提到，高储蓄必然就意味着低消费。
• 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中国的贫富差距程度不容乐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3至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均在0.4以上，2020年为0.468。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时，居民收入过于平均，0.2-0.3之间时较为平均，0.3-0.4之间时比较合理，0.4以上时差距过大。
• 国民消费水平取决于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中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份额低于45%。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人均GDP约为7257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份额约为44.4%。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们对2010-2019年期间48个国家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平均份额进行了计算，结果显示中国的这个数据在这48个国家中处于低位。

所以，在走向内循环主导模式的道路上，我们依旧任重道远。

中国当前正采取一系列举措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2021年2月25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现行标准下宣告全部脱贫；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提出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已经逐渐告别“效率挂帅”的老时代，进入了“效率公平再平衡”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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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用好“智商”、提升“情商”

我将国家的经济发展拟人化，列出了一个等式：

GDP=“智商”ד情商”

智商指的是资源禀赋，包括资本和劳动力；情商指的是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经济发展的“智商”，关键在“人”。目前，中国人口数量增长日趋放缓（编者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消息，2021年全国人口净增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人口质量边际增长率递减。在这个背景下，最重要的是提升人口活力，让更少的人选择“躺平”，让更多的人选择“加速跑”。

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商”，关键在“政”。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技术和制度两个因素。所以对于提升“情商”，技术创新很重要，但政策支持更重要。2007年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情商”的指标）一直在下滑。我们需要遵循党和国家已经确定的政策方向，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所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智商”和“情商”是相辅相成的，好的政策能够激发人才的活力。

中国经济将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在内不在外。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取决于“智商”（特别是人的动力和活力）和“情商”（特别是政府政策的亲和性和稳定性，以及在数智技术领域的创新及其应用）。中国经济正在回归到疫情爆发前的“新常态”，未来几年经济增长仍将呈放缓走势。我们寄希望于对“智商”的更好利用，对“情商”的更多提升。如果能持续用好“双商”，中国经济的长期前景仍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