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新冠疫情反复，犹如一场“倒春寒”。面对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许多企业同时踩下了“急刹车”。而其中，经营规模较小的小微企业，由于资金实力弱，抗风险能力也相对较弱，更难独自抵御因疫情带来的大幅度经营波动。

我们应该通过哪些方式帮助这些小微企业纾困，度过今年的“倒春寒”？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芮萌认为，盘活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和创新机制等四大机制的优势，能够帮助小微企业应对当下的困境，也能在长时间内，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预防黑天鹅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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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面临更大挑战

在中国的市场主体中，九成以上是小微企业。据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年末，我国的经营主体超过1.38亿家，其中小微企业占比为96.8%。小微企业数量庞大，而且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今年以来，随着疫情的反复和防控升级，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物流成本提高、内需乏力等原因，不少企业面临营业收入下降、现金流紧张的困难，而小微企业资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从3月的PMI（采购经理指数）来看，制造业中型企业PMI为48.5%，低于上月2.9个百分点，降至收缩区间，而小型企业PMI为46.6%，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下，且下落的趋势明显。

从企业自身来看，在新冠疫情持续的两年多时间里，一部分小微企业一直没有缓过来，手上的余粮可能已经不多。而去年疫情情况转好，有些中小微企业恢复信心后，可能加大了投资，准备大干一场，但是突如其来的“倒春寒”打乱了原本的计划，反而可能因此造成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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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机制帮助小微企业纾困

面对疫情对经济的再次冲击，我们需要充分发挥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和创新机制的作用，来帮助小微企业纾困。

• 政府机制

政府是大动脉，中小微企业是毛细血管，只要大动脉保持畅通，毛细血管自然就会恢复。

目前，许多城市如上海、深圳等都已经推出了相关政策，帮助企业纾困。上海发布了《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包括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防疫和消杀支出给予补贴支持、对抗疫一线人员给予临时补助补贴、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等21条具体政策措施。其中税收政策“退、减、缓”并举，“退”是今年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减”是对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等一系列减免税政策；“缓”是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继续实施延缓缴纳部分税费。针对上海零售、餐饮、文旅、运输等行业，多措并举，加大了对受疫情影响较大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此外还有核酸检测补贴等等政策。

而深圳市把降成本作为政策实施的重要发力点，围绕房屋租金减免、减轻水电气费用负担、疫情消杀补贴、缓缴社会保险费等方面，拿出“真金白银”帮助企业纾困。据估计，这些政策措施预计将为深圳全市市场主体减负超750亿元。

目前，各地都已及时出台了纾困政策，覆盖面也较广。总的来说，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而应依靠社会的机制、市场的机制、创新的机制来帮助毛细血管配置各种资源，比如调配发放物资等等。

• 社会机制

在发挥社会机制的优势方面，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首先，要提高大众的公民意识。一个人打破了秩序，就可能让一个医院、一个社区瘫痪。如果大众的社会意识提高了，每个人管理好自己，有助于社会正常运作，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第二，建立更加高效的社会治理架构。我们可以利用这次疫情危机，调动全社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互助能力，通过公民组织或社区团体，形成一套有效的社会互助、自助机制。目前居委会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组织协调的工作，我们也可以在小区内部建立互相帮助的团体和机制，或者让NGO（非政府组织）、社工等参与其中，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社区、企业等正常运行。

• 市场机制

市场的机制效率更高，也更加科学。比如，各种金融工具可以防御风险，帮助小微企业度过黑天鹅事件。由于黑天鹅事件无法预测，我们只能通过风险转移来进行预防。转移风险的最佳方式之一是保险，因此，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创新开发新型保险产品，来分散或转移小微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一些风险，为小微企业加一条安全带。另外，政府也可以利用小微企业的税收设立专项基金来解决一系列问题，或提供信用担保等，以减少小微企业的交易成本，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 创新机制

创新的机制包含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电子红包、电子消费券、电子货币等方法。

近年来，各地相继出台了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从财政、金融等层面给予了有力支持。但是以个体工商户为主的大部分小微企业缺信息、缺抵押、缺担保、缺征信、缺渠道，从大银行获得贷款仍存在许多痛点和难点。因此金融科技产品及服务可以作为重要的解决方式。

金融科技公司可以利用大数据，减少信息成本、风控成本和违约惩罚机制的成本，降低融资成本，保证小微企业的现金流。例如，二维码支付的普及让小微商家实现了交易数字化，通过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平台的收款数据，金融科技公司可以为商家构建精准的信用画像，帮助其建立信用记录，刻画其风险情况和违约概率，大幅提升信贷可得性。同时，金融科技还能对风险进行动态监控，以其强大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颠覆以往的风险监控模式，提升贷后监控的频率和覆盖范围。

然而，虽然金融科技在疫情下服务小微企业的作用显著，但其潜力受到了多方制约。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可吸纳存款，资金来源稳定、成本低，而互联网银行融资成本较高，一旦短期违约率攀升，将导致金融科技企业面临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和坏账压力。而另一方面，由于存在资金缺口的小微企业数量在短时间内骤增，金融科技企业的资金规模相对有限，或许难以提供充分支持。只有将金融与科技更加紧密地融合，才能高效精准地救助面临困境的小微和个体企业。传统银行应推动与金融科技企业的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金融科技企业在线上获客方面具有较大优势，而银行的信贷资金更为充沛，双方合作可以让资金精准流向信用优质的小微企业。

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提供央行再贷款，准予发行小微专项债券或银行间资产证券化产品，定向支持互联网银行加大对小店贷款的支持力度，提高央行专项资金的效率。此外，鼓励互联网银行通过二级资本债，放开股东属性限制，鼓励股东直接增资等，也可起到多渠道补充资本的作用。

数字经济也是帮助中小企业纾困的有效方式。两年前的疫情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数字经济的对冲作用。中国已经进入互联网商业时代，网上购物、线上团购等已经在消费者中普及。只要物流服务恢复正常，线上销售能为小商户提供更多支持。

此外，在物流方面，智能技术可应用于构建新的运输网络。物流是企业稳定发展的生命线，疫情防控期间，企业面临因原料无法按时送达导致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本次上海疫情中，智能无人驾驶快递车、无人机等都已经开始实行无接触配送，入驻上海多个被封控的居民社区和办公园区，负责区域内点对点快递及其他生活物资配送。同样的举措也可以通过创新，推广到企业生产经营。

解封之后，为重振大家的消费信心，还可以使用消费券的形式鼓励大家消费。由于消费券发放的成本很高，所以发放的方式很重要。如果发现金，百姓不用，就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中国在金融科技方面的优势，比如使用线上支付平台支付宝、微信等来发放电子券。同时，这也是一个普及电子货币的契机，可以通过电子货币的方式为每位居民发放消费券。电子货币具备其独特的优势。它的发放成本较低，又可以指定用途和能够使用的机构和商户，更加精准地对症下药。如果电子货币对小微企业的倾斜度更高，那么既可以拉动消费，帮助小微企业生存下去，也能借此机会让老百姓熟悉电子货币和电子支付。

我相信，通过充分调动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和创新机制的优势和潜力，我们能够有效地帮助小微企业提高其抗风险能力，使其更加平稳地渡过难关。

芮萌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和鹏瑞金融学教席教授。他是专业的特许财务分析师和特许风险管理师。加入中欧之前，芮萌教授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金融与会计系任教，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终身教授。他曾担任香港理工大学中国会计与金融中心副主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公司会计专业硕士（MACC）项目主任，香港中文大学公司高级会计专业硕士（EMPACC）项目主任。

芮萌教授的教学与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金融学方面，在国际知名的期刊上发表了70多篇文章，他还在国内顶尖的期刊上发表过20多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