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新的挑战正影响着世界格局，全球化也在经历特殊的转型期。俄乌战争、人口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全球化的未来又在何处？近日，中欧特聘教授、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就当下的全球化困境和解决之道进行了分享，他认为，长期的沟通对话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需要新的思想，人人都有责任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以应对挑战。

我们正处于全球化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一切都被新的挑战打乱。当下，世界稳定在很大程度上被两大挑战所削弱：第一是疫情，第二就是战争在欧洲中心的回归。

我们都在捍卫全球一体化，创造真正相互依存的经济，但事实证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转型时期。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首先要面对几十年来支撑国际秩序的支柱正在受到削弱的事实。

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看到了危机的变异和加速。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2003年的伊拉克危机，2011年的中东北非骚乱，2013年的萨赫勒危机，2014年的乌克兰、顿巴斯和克里米亚的危机……地缘政治危机成倍地增加，而面对这些危机，每一次国际社会都是在绝望中试图找到一个应对的方法。但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几乎每次都很难找到正确的答案。

我们已经看到俄乌战争如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比如乌克兰的小麦出口受阻，国际粮食价格迅速上涨，不少国家发生粮食危机。这是一场新的意识形态模式的竞争。

此外，我们还面临着人口方面的挑战，到2050年，全球人口可能会达到100亿；严重的气候问题也让世界处于巨大压力之下；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数字化空间也被全球割据，我们面临着技术可能被有限的人群或有限的国家占为己有的风险；我们还看到过去几年里，民粹主义逐渐在欧洲兴起、冷战正在升温、金融债务或将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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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陷阱”和“战略三角”

为了说明我们今天面临的风险，我想与大家分享“两个陷阱”。

第一个陷阱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一位希腊历史学家，他研究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斗，特别是城邦时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强邦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我真正想表达的是，在这一特殊时期，我们更应该谨小慎微，不要创造可能导致战争的情况，因为这将对所有人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第二个陷阱，也就是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这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他认为，当我们处于权力更迭的时刻，国际社会可能面临的风险之一是缺乏领导力。当没有人有能力维持和监督国际社会秩序、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时，世界就会陷入危机四起的险境。有些人确实认为，乌克兰战争就是这种缺乏领导力的后果。例如，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国际事务中消失了，而其他国家也不想过多插手欧洲的问题。

在我看来，世界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欧洲、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略三角”。它们是世界的三股重要力量，都经历了可观的发展，在处理和平与稳定的问题上也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而要振兴国际关系与秩序，离不开共同的改革以及跨国界的举措。

欧洲政治权力的平衡问题是一个关键因素。德国和法国的政策一直是努力争取欧洲更多的独立和战略自主权，但俄乌战争可能会改变这一观点，使得欧洲更多地向美国靠拢，同时也给予欧盟中每个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更严苛的责任。

随着这种碰撞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预见，俄罗斯将不可避免陷入危机，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对抗也将越发强烈。但同时可以看到，中国是这一困局中的一个“主要稳定支柱”，中国的历史性崛起改变了全球治理格局。如果欧洲和中国能够向世界表明，通过对话，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和平解决方案，那么我认为我们将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需要强调的是，长期的沟通对话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动用武力、制裁或禁运等手段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无休止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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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有责任提出解决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政治挑战，还是经济挑战，如果我们不迅速做出反应，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付出代价。如果想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就必须团结起来。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在努力，一方面帮助中国企业获得长期的国际化发展，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中国与世界包容性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愿景。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新的思想。这个答案不应只由国家来给出，当然还有公司、非政府组织、个人、智库和高等院校。我们都有责任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创造明天的世界。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经常面临的问题是，无论是在欧洲直接投资还是合作，很多企业提出的项目只是通过金融的眼光和收益来评判好坏。事实上，一个好的项目不仅要有财务上的可行性，还应该有社会和文化的视角。

对于有海外扩张计划的中国企业来说，一方面，需要明确中国企业在海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首先，必须要了解当地的情况，比如监管、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管理全球化的进程；其次，要保持透明和普惠，要本着共赢的原则，照顾到最多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后，创造共同价值，让每个人都确信这是一个赢家策略。而要达成这样的策略，需要对话和沟通，比如与本土的合作伙伴表达和分享彼此的想法和意愿。

在当下全球化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就更加需要推动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先生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特聘教授。他是法国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及作家，曾担任法国外交部长（2002-2004年）、内政部长（2004-2005年）和总理（2005-2007年）。德维尔潘教授于1953年在摩洛哥出生，成长时期曾在委内瑞拉和美国等多国居住，后于1968年迁居法国。他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和法国国立行政学校（l’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获法律和文学专业学士学位。

德维尔潘教授酷爱文学和历史，并以写作见长。他的著作多以拿破仑一世（《百日皇朝抑或牺牲精神》，2001年；《孤独帝国之没落》，2008年）、外交以及欧洲和国际关系（《鲨鱼与海鸥》，2004年）为主题，或从诗人（《盗火者赞》，2003年）和画家（尤其是华裔法国艺术家赵无极）处汲取灵感。此外，他还编写了若干诗集。德维尔潘教授最近的一部著作题为《战争时代的和平记忆》，其中就如何建设和平以及应对国际挑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该书于2016年出版，2018年译为中文。

上述观点来自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DBA）课程部举办的“大师讲堂”中的主题演讲——《中国与地缘政治新秩序》，内容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