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当外需下滑和内需不足碰头，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并存时，中国经济如何稳预期、稳增长？

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斌接受了《经济观察报》的专访，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了深度解读与展望。他认为，目前中国经济虽没有陷入衰退，但动力不足。以制度改革为支撑，恢复三驾马车动力，中国经济仍有很好的机会走出低迷，继续走中高速增长的道路。

许斌说，最近很多外国友人在日常咨询中表现出了对中国市场的浓厚兴趣。

在许斌看来，这些海外咨询者希望通过他的意见来印证中国依然极具投资价值的判断。他说，“如果他们已经放弃了中国市场，就不会再来咨询和关注了。”从这些跨国高管的眼中，许斌看到了他们对中国市场投资的纠结与期盼。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做出了“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面临多重困难和挑战，展望未来形势依然严峻”的判断。从外部因素来看，全球货币政策过快收紧导致的高利率，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大选之年可能继续引发地缘政治冲突，给形势增添了不确定性。从内部因素来看，2024年我国一季度经济承压：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从去年10月开始连续5个月处于收缩区间，至今年3月才重回景气区间；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在今年2月刚止步“四连负”，同比微涨0.4%，远低于政府提出的3%通货膨胀目标。此外，新冠疫情三年累积下的深层次矛盾，如民营经济信心不足、居民消费信心不足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问题，正迅速显现。

这也是许斌所担忧的：中国经济虽没有陷入衰退，但动力不足。

如果把时间线拉得更长，在经历四十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正在向中速增长阶段转型。许斌认为，这些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前景需要锚定的基本格局。

许斌也提到了日本经济的发展经验：在经历早期8%的高速增长阶段后，日本进入了长达20年3%—4%的中速增长阶段。他认为，当前需要通过连贯的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形成合理预期。

近些年，许斌一直为“淡化GDP增速目标”鼓与呼。他多次强调中国的GDP增长目标是指导性指标，而非任务，应该关注的是发展本身而非具体数字，“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假设今年经济增速测算为4.3%，我们也应该去接受这个数字”。

当外需下滑和内需不足碰头，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并存时，中国经济如何稳预期、稳增长？许斌认为，就顶层设计而言，政策选择需要在短期、中期和长期之间进行权衡。积极的短期政策可以保证稳，但绝不能以牺牲中长期利益为代价。为此，政策制定者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正处于双重转型阶段。供给侧需要从过去以投资为驱动的数量型模式，转向效率为驱动的质量型模式；需求侧则要从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尽管此前有分析认为，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2.5%，但在许斌看来这种观点存在误导性。

“消费占比高，是因为另外两个驱动因素不够活跃。在短期内，消费无法承担起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作用。”许斌强调，要恢复“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动力，已经不单是经济可以解决的事情，背后需要制度改革的支撑，如政府瘦身、赋予农民工更多权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等。

约在8年前，许斌提出了“门缝理论”。顾名思义，门稍微打开时，会出现一条门缝。在许斌看来，中国政府除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灵活运用“门缝政策”：当宏观经济不达预期，政府就会打开一条门缝，给予民营经济更大的活动空间；当经济向好或者某种程度过热时，这条门缝可能会被关紧些。许斌称之为“经济路线和政治路线的两线平衡”。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中国的民营经济就是在空间有限的“门缝”中面对诸多挑战的情况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它是通过不断争取、调整和适应“门缝政策”而形成的，这也锻炼了中国民营企业坚韧的创业精神和环境适应能力。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也不应该被低估。

“这很好地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现状，中国社会很可能持续这种模式。”许斌多次告诉外国友人们，高效率、创业精神以及中国领导人的务实精神，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的基本优势。中国经济的前景积极与否，与这些优势的发挥密不可分。

对话

经济观察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增长目标为5%左右，但有声音认为，增速目标达成并非易事。你怎么理解这个目标的设定？

许斌：我们需要明确，中国的GDP增长目标是指导性目标，而非任务。我这些年比较坚持的一个观点是“淡化GDP增速目标”。如果只是为了提升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用扭曲经济的方法推高GDP增速，长远看是没有好处的。

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15年是稳步放缓的。我们可以拿日本作为参照。日本经济在经历过8%的高速增长阶段后，进入了3%至4%的中速增长阶段，现在是在低速增长阶段。当前，我们需要通过连贯的政策，让国内外形成预期，即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目标就是中等速度。

在此，我想引用胡适的建议，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经济增速的具体数字不是最重要的，重点是确立一个目标。无论这个数字被定为5%还是4.5%，定高了还是定低了。

我们应该坚持报告数据的真实性。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如果今年经济增速最终测算结果“踮着脚”只做到4.3%，那就是4.3%。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树立信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才会变得更加有影响力。

经济观察报：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当前“三驾马车”中哪个面临的压力比较大？

许斌：我认为中国经济主要还是靠出口和投资这两驾老马车在发力。

尽管美国“小院高墙”的科技政策已经全面化和系统化，但美国仍然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只要中国的产品更具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美国就会进口中国的产品。

中国经济要走“双循环”的发展道路，实现5%的预期经济增速目标，如果没有外贸出口这个“外循环”，可能会更加困难。当前，中国出口的产品已经从过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老三样”（服装、家具、家电），转型为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目前，国内电动车产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如果我们不出口到国外，这些产能该如何处理？

未来20年内，当中国的“内循环”还未完全形成时，中国经济仍然需要依靠“外循环”。因此，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开放，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开放，无论是从短期、中期还是长期来看，这都至关重要。

此外，我认为投资依然很重要。只不过，今天的投资肯定不能再依赖于房地产。我们可以进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来弥补短板，同时也可以投资新质生产力。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投资应该以民营投资为主导，投资的效果和风险应该由民营企业自己承担，而不是由政府说了算。

之前有报告称中国经济约80%是由消费驱动，我认为这是误导。消费占比高，是因为另外两驾马车相对疲软。短时间内，中国的消费还不能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那驾主马车。

经济观察报：在拉动有效需求方面，你觉得发力点在哪里？

许斌：从决定消费内需的因素——国民平均消费倾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基尼系数看，在走向消费内需驱动模式的道路上，我们依旧任重道远。

中国要实现“内循环”，首先要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近十年来，虽然我国居民储蓄率呈逐年下降态势，但仍是全球居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高国民储蓄意味着低国民消费，“内循环”就很难走通。中国人储蓄并非单纯是民族性因素所致，也有出于防老等不得已的原因。要让人民能安心地少储蓄，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消费，这是一个容易讲，但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民收入结构和收入来源的问题，需要破除许多制度性的约束，如户籍改革、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才能让消费这驾马车活起来。

其次，政府要更加高效。国民消费水平取决于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当前，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占人均GDP的44%。相比美国（80%）、欧洲（70%）、日韩（60%），我们需要继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政府还有“瘦身”的空间，特别是地方政府。有为政府很重要，政府可以小一点，但效率要高，实现高质量转型。

第三，需要减少贫富差距。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但同时还有9亿中低收入阶层，其中包括近2亿进城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收入很低，身处城市又缺少相应的保障。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让农民工拥有更多权益，可以成为推动消费的发力点。

此外，我非常认同刘世锦先生在2024年中欧北京思创会活动现场分享的观点。对于有中速增长潜力的中国来说，宏观政策的作用相较于成熟经济体如欧美国家来说并不那么显著，宏观政策的主要作用是保持市场稳定和平衡。

他当时通过一组假设作比喻，如果中国的潜在增速是五个百分点，那么宏观政策的影响大约只有一个百分点，其余四个百分点可能取决于中国的技术条件和体制政策的环境。如果宏观政策对短期经济的拉动作用只有百分之一，我们就要做长期安排。扩大消费、拉动内需，不单纯是靠经济就可以解决的事情，还需要经济转型、制度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同步进行。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当前最重要的经济变量是什么？

许斌：预期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过去，我们留给别人的中国印象是，中国人民勤劳，致力于经济发展，愿意搞好经济惠及全世界。然而，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一员，特别是在2008年左右，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已经足够大时，中国需要讲一个新故事。中国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作为一个积极的力量，愿意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每个人，都有由年少逐渐成长至成熟稳重的阶段。我希望中国能逐步进入一个更加沉稳的阶段，与世界保持成熟、稳定的关系，无论是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还是政府与民间的关系，都能够保持不卑不亢、不高不低的态度，游刃有余地应对各种挑战。我们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面对成长的烦恼。

经济观察报：4年前，你就断言全球经济周期上行十年后必然走向衰退。但当时各国调整财政或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更多是基于应对疫情的逻辑。今天再看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自去年以来失业率保持稳定甚至位于历史低位，通胀压力回落（近期可能有反弹）。怎么理解这一轮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许斌：根据美国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公布的信息，2009年6月至2020年2月，美国经历了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繁荣发展期，长达128个月，打破1991年到2001年（120个月）的最长繁荣期纪录。那段时间内，内部动能推动经济向前，但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潜在矛盾。市场经济的周期规律并不受人意志的影响，经济的发展往往会遵循一定的规律。

一般来说，经济周期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了1992年至2007年这个时期的经济上升。当时我认为，前面一波科技浪潮已经走到尽头，而新的科技浪潮还没那么快跟上时代。但事实却出乎意料，当时我也没有预判到人工智能这波汹涌澎湃的科技浪潮的到来。

经济学很有讲究，不能单看当时好不好，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会表现在今天。因此，当人们对美国的科技潜力持乐观态度时，这种预期会在当前经济中得到体现，推动经济增长，美国经济随即开启上升期。当中美关系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对华施展“小院高墙”的科技战略，这对中国的科技后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有很好的基础，如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勤劳的百姓以及务实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经济依然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和韧性。关键在于如何发挥中国经济的潜力，市场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和质疑。这是市场不同的声音，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和预测。

经济观察报：美国对产业政策态度的转向也引发了关注。此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通胀削减法》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如何评估美国产业政策对拉动美国经济的作用和意义？这对中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许斌：我们不能把产业政策看成灵丹妙药，世界发展不是单靠产业政策的推动。当一个新事物出现，市场可能还不愿或不能承担风险的时候，这时政府应该勇于尝试开拓市场，并且能够接受不能一次就成功的结果。美国针对新兴产业推出产业政策，或许能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一旦产业开始成熟，政府如果还在纠结于依赖产业政策，历史经验表明，往往容易以失败告终。

实际上，美国并非靠产业政策成功的国家，产业政策与以市场为主导的精神是完全背离的。如果我们的政策条款被过度限制，就不太可能出现突破性的创新。像芯片这样的高精尖技术需要一种良好的成长氛围。这种氛围并非产业政策可以带来的，而是政府对民间的尊重、保护和支持态度所塑造。资金支持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感到他们的价值被认可。

来源 | 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