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职场中，“职场牛马”一词频繁出现在我们的日常对话和社交媒体中。我们用它来自嘲，调侃自己在工作中的无奈。然而，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理机制和现实困境？是什么让“牛马”现象在职场中如此普遍？我们又该如何打破这种困境，找到真正的职业幸福感和生活平衡？在本文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关浩光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度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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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牛马”背后的心理机制

最近热播的《长安的荔枝》，以唐代小吏李善德的命运，揭开了古代“职场牛马”的真实生活——为官十八年才勉强凑够首付买房，却因同僚算计，被迫接下“从岭南运送鲜荔枝”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一幕，很像今天的我们：拼命工作却依然面临压力，兢兢业业却总被甩锅，最终活成了“职场牛马”，只能深谙唐诗“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的无奈，并遥叹晋代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可惜“斯人不可复闻”。从唐代官场到现代职场，历史仿佛一个循环。

“牛马”本是农耕时代的重要劳动力，如今却被用来形容那些任劳任怨、加班加点却回报有限的职场人。“打工人”“职场牛马”等自嘲词汇的流行，并非偶然，而是社会竞争、经济压力与特殊企业文化的共同产物。

职场人流行用“牛马”自嘲，看似自我贬低，实则暗藏智慧。这种自我污名化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通过主动接受“牛马”的标签，接纳控制不了的局面和允许不好的结果，这样职场人就可以不用直面人生，并能卸下生活中不切实际的期待，获得某种心理释然。

这种自我污名化自古至今都十分流行，例如唐代李商隐在《蝉》中以吃不饱的昆虫比喻自己“举家清”，宋代苏轼在《记承天寺夜游》中以“闲人”自嘲。

更妙的是，这种自嘲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当“打工人”“牛马”成为我们的共同代号，实际上构建了一个跨越行业和企业的隐形联盟。在这个联盟里，一个简单的表情包就能传递千言万语，一句“牛马精神”胜过万句鸡汤。这不是简单的抱怨，而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智慧——我们用幽默消解压力，用自嘲建立联结。

这种集体自嘲背后，是当代职场人才能心领神会的默契。当组织高喊口号时，我们用黑色幽默保持清醒；当压力山大时，我们在表情包里找到共鸣。这既是应对现实的生存策略，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身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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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马”是如何炼成的？

人们对工作的态度，在过去这么多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例如60后的员工曾经以献身工作为荣，不轻言离职，但是00后的年轻人却着重个性，强调工作和生活互补及生命的价值，有时更因为老板不听话而离职。

近年来，超时工作成为很多行业的潜规则。从互联网大厂到中小创业公司，从科技企业到传统行业，“自愿加班”逐渐演变为职场生存必备技能。

同时，近几年高校毕业生源源不断地涌入就业市场，2024年高校毕业生达到了1179万。中核集团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他们今年招聘的1730个岗位接收到了119万份简历。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在供大于求的就业市场，劳动者议价能力被严重削弱。

另外，在降薪裁员潮中，为了保住饭碗、避免断供，职场人不得不化身“拼命三郎”。去年电影《逆行人生》正是这种困境的写照。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的数据显示，在中国，将一个孩子养育至18岁成年平均需要花费近53.8万元，养育至本科毕业需要68万元。而在一线城市如上海，这个数字更是突破百万大关。对于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的顶梁柱来说，这份压力尤为沉重——他们不仅要承担子女高昂的教育支出，还要肩负起为父母养老的重任。

在这样的压力下，职场人别无选择，唯有咬牙拼命工作。

吃苦文化的代际传递，也为“职场牛马”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流传千年的古训，早已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中。从孩提时代起，这种价值观就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三重机制，被不断强化和传承。

这种文化传承下培养出的学生，进入职场后自然也延续着同样的思维模式。进入学校听老师的话，进入职场要听领导的话。

吃苦文化制造了一个怪圈：父母一代用自己吃苦的方式教育子女，子女又将这种方式带入职场并传递给下一代。它让超时工作、自我压榨被合理化，甚至被美化为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企业里的高管也是这样一路走来，作为全球知名女性之一，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曾出版《向前一步》，书中展现的是一位在事业与生活之间游刃有余的“超人”形象。而事实上，这种文化正在透支年轻人的身心健康，也阻碍着创新思维和批判精神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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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马”如何破局？

“牛马”现象在各个国家都有，只是表现的形式和程度不同。

亚洲国家的内卷表现得更加显性，亚洲国家的“牛马”普遍面临工时长、工作强度大的问题。比如日本的“社畜”文化，其实质和“牛马”一样。日本企业强调忠诚和奉献，并且职场中等级森严，过劳死在日本十分普遍。而韩国的年工作时长为1900小时，排名OECD（经合组织）国家第一，并因此造就了韩国年轻人盛行的“五抛世代”（抛弃恋爱、结婚、生育、住房、人际）。

欧美国家同样存在“牛马化”问题，只是更隐性化。无论是零工经济从业者、低薪服务业人员，还是高薪的投行精英和科技行业从业者，都面临超长工时、高压竞争的问题。然而，欧美更完善的法律保障、社会福利和强大的工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困境，使得劳动者的权益和话语权相对更有保障。

“牛马”困境下，员工付出极大代价。过长工作时间和高强度工作严重危害员工身心健康，引发职业倦怠、情绪耗竭、抑郁症等心理问题。这种困境还限制员工职业发展，使他们忙于执行性工作，无暇提升技能，陷入“低质量勤奋陷阱”。长时间加班也让年轻人无暇恋爱，引发家庭矛盾，如“丧偶式育儿”，进而破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牛马”困境同样反噬企业。它不仅无助于提升员工绩效，还可能导致优秀人才流失。长期过劳引发的情绪耗竭，会通过工作倦怠影响员工表现和离职意愿，降低认知灵活性和风险承担意愿，削弱创新能力，使员工难以进行创造性思考。此外，这种困境还会助长不良组织文化，如形式主义和伪奋斗，表现为无效加班和朋友圈晒加班等表演式努力。长期高压环境滋生的这些问题，会影响企业健康发展。

破局职场困境，需要各方面的协同变革。

在企业层面，要进行管理优化与人文关怀。企业需革新管理理念，摒弃“唯工时论”。推行人性化的工作制度，如“弹性工作制”，有助于提高员工满意度和生产效率，吸引人才并降低离职率。有条件的企业应设立员工关怀计划，提供心理咨询等人文关怀。

在个人层面，则需要认知升级与策略调整。职场人需建立清晰的职场边界意识，学会对不合理要求说“不”。心理学研究表明，懂得合理拒绝的员工职业倦怠感更低。职场人应从“执行者”转变为“价值创造者”，关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在快速变化的职场环境中，聪明的职场人积极布局“第二赛道”，作为一种职业风险对冲策略，确保自己永远有选择权。真正的职场智慧在于聪明地经营自己的职业生涯，不断提升个人能力，关注自身健康和心理健康。

破局“牛马”命运，并非无解。无论是李善德的绝地反击，还是当代打工人的“躺平”与“觉醒”，都让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的困境，共同寻找突围的可能。正如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效率是把事情做对，效能是做对的事情。”

真正的职场突围，不在于拼命向前拉车，而在于看清方向，选择更聪明的奋斗方式。职场不应该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苦役，也不应该只留下“皮囊”，而应该是一片让每个人都能绽放光彩的舞台，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