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昔日荣光是否日渐式微？21世纪AI时代的大国牌局上，英国还有足够的砝码吗？今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苏锡嘉教授随中欧创投营，前往英国伦敦、剑桥游学，主题是“英国的传统与创新”。虽然苏教授到访过伦敦多次，但在此次为期五天的游学之旅中，他通过企业参访、学者讲座、当地创投环境考察等多种形式的体验和观察，还是新增了不少收获，也更新了不少固有的认知，皆汇于这篇随笔中，以飨读者。

英国，尤其是伦敦，是现代文明世界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也是现代法制和商业运行规则的重要决定力量。美国保守主义理论家拉塞尔·柯克曾这样列举美国从英国所接受的一些最重要的制度和影响：“被我们继承下来的法律体系、代议制政府的核心要素、我们正在说的语言、伟大的早期英国文学、仍在影响着美国社会的社会规范、作为我们现代经济之基石的基础性产业和商业、被美国模仿的学校和大学、作为我们物质遗产一部分的诺曼风格和英格兰哥特风格的建筑，以及在美国民主体制中仍能找得到的绅士的观念。”（《美国秩序的根基》中文版第185页）

英国的这些“遗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英国文明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影响深远且复杂，这种影响既是殖民侵略的产物，也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这种影响渗透在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城市空间等多个层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今日上海的独特面貌。

《南京条约》（1842年）后的五口通商以及《虎门条约》（1843年）后设立的英租界（后与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直接打破了清朝闭关锁国的状态，使上海从传统江南市镇迅速转型为近代国际贸易港口。随之而来的是上海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枢纽，英国资本主导了上海近代金融业的建立。租界成为英国文明在中国最集中的展示窗口，其制度设计对中国近代城市管理和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近一二十年来，我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中英国的身影似乎越来越少。当我们谈论互联网、数字化、区块链、AI（人工智能）这些时髦的话题时，很少会把英国扯进来，好像英国是一个落伍的老人。英国在创新大潮中落伍了吗？我们带着这个疑问踏上了游学之路。

01

欧洲的经济现状与出路

我们游学上课的地点在伦敦国王学院。古意盎然的校园带着暑期特有的慵懒放松的气息，游荡、休憩在校园绿荫下的主体已不是青春好动的大学生；目之所及，一半是游客，一半是像我们这样参加各种研修班的社会人士。学生放假，学校却不放假。

给我们上课的第一位教授是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拥有爵士头衔的克里斯托弗·A.皮萨里德斯教授（Sir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他曾在2012年帮助塞浦路斯走出金融危机，又在2020年主导了希腊的经济复苏，享有“复苏专家”之誉。他讲的主题是“欧洲的经济现状和出路”。他用数据说明，欧洲已经从金融和债务危机中走出来，失业率已降至正常水平，投资和经济都在增长，尽管增长速度还比不上美国、中国和印度。欧洲的一大特征是欧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人均生产率和收入最高的是西北欧，其次是南欧，再次是东欧。

总体而言，欧洲的小时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60%，却是中国的3倍。当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远在欧洲之上。虽然从危机中走出来了，但欧洲国家的忧虑丝毫没有减少；它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和日本，以及美国的竞争压力。

皮萨里德斯教授认为，欧洲已错失新技术发展的机遇。美国企业如苹果、谷歌、亚马逊、Meta等主导着欧洲市场的数字化服务，且这些公司都是在近30年内成立，而欧洲同一时期却没有诞生任何类似的伟大企业。相比美国，欧洲最大的企业规模偏小、历史悠久、集中于仍在使用老旧技术的传统行业。

世界十大独角兽企业中，美国和中国各占4家（中国的是字节跳动、蚂蚁集团、希音和微众银行），马耳他和澳大利亚各占一家。2024年的风险投资，美国独占全球60%的份额，中国（384亿美元）和欧洲（329亿）差不多，但中国的投资更为集中，更有规模效益。

欧洲如何赶上？皮萨里德斯教授认为症结是创业环境不佳，而要支持创业就必须放松监管，类似《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监管已经给数字领域的创新带来沉重的压力。但减少监管会加剧不平等，这令许多欧洲国家感到不安。看来欧洲需要先加强一体化，才能就平衡创业和监管达成一致意见。这实施起来难度不小。

坦率地说，教授讲课的内容并无多少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盛名之下，满怀期待的我们难免有些失望。

02

漫谈AI发展

没料到，随后的讲座重新点燃了我们的学习兴趣。伦敦大学学院的彼得·本特利（Peter J. Bentley）教授以“人工智能的商业机会”为题对这一领域做了精彩的讨论。

本特利教授学习、讲授人工智能，也在这一领域指导博士研究生。他的学生中有成功创业后企业被巨头收购从而实现财务自由的，也有在DeepMind这类行业头部企业做技术骨干的，而他却半是安心半是无奈地在大学里当客座教授、AI顾问、自由撰稿人，静观AI行业人来人往，潮起潮落。

AI不是最近才兴起的，对AI的追逐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克劳德·香农1951年做出来的能自主走出迷宫的机械鼠其实就是AI的雏形。50年代，对AI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两个领域：基于神经网络的AI和基于逻辑与规则的AI。

到了60年代，AI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一些专家相信能够思考、能够代替人类完成大部分工作的机器人在20年之内一定会产生。

到了70年代，乐观情绪消退，因为大神们预测的美好都落空了。AI经历了第一个寒冬，AI这个词都不见有人采用。

AI再次回归大众视野要到80年代。1982年日本通产省投资了570亿日元，次年美国宣布了耗资10亿美元的战略计划，催生了一批超级计算机以及数百个学术研究和工业项目。但很快，这些项目无疾而终，头顶光环的明星企业也陆续归于寂静，烟消云散。

90年代是AI的低谷，其重返舞台要等到2000年以后，因为有了一批实力超群的大公司当主角，比如谷歌、DeepMind。AlphaGo打败人类顶尖围棋选手让普通民众也知道了AI的威力，巨量的资金涌入已经势不可当。

然而，狂潮之中泡沫越来越多，亢奋的情绪支配了整个行业，最典型的要数自动驾驶。2013年日产率先宣布将于2020年前推出自动驾驶汽车；奥迪紧接着宣布下一代A8将在2018年实现完全自动驾驶；2015年丰田预计会在2020年销售自动驾驶汽车；福特、大众、宝马、通用纷纷宣布类似的时间节点。马斯克更激进，高调宣布首款自动驾驶特斯拉将在2018年问世。所有的预言无一例外全部破灭，投进去的超过1000亿美元投资打水漂不说，试行的车还引来一批官司。

现在，AI行业放眼望去，是更恐怖的资金投入、更大规模的数据和模型。问题是，大公司之外的我们，商业机会在哪里？

本特利教授用了淘金时代的例子来说明：当大家一窝蜂涌入淘金行列时，绝大部分人都是空手而回，真正赚到钱的很可能是路边卖掘金铲的人。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不妨从AI周边产业入手寻找商业机会，比如AI相关硬件（存储系统、服务器、网络设备等）的生产，AI基础设施，数据中心与能源基础设施，等等。他列举了一长串可能的技术支持和周边服务领域，对我们这些技术小白而言，很多领域闻所未闻，但背后的商业逻辑还是清楚的：不要轻易踏入大模型，而是要积极投资于使AI方便使用、安全、可拓展的企业。当然，大模型还是最激动人心的，如果你有足够的创意和资金的话。

此外，AI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斯蒂芬·霍金就曾警告：“成功创造AI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但也可能是最后一次。”AI可能创造出伪造的景象和误导受众的产品宣传，AI创造的色情产品会挑战现有的法律法规，AI会带来失业等社会问题，AI也会消耗巨量的能源，从而带来环保的压力。

总之，高潮和低谷，泡沫和破裂，发财和巨亏，它们一路伴随AI走过来。认清这个规律，未来碰到一点挫败大概就不会太沮丧了。

03

伦敦企业参访速写

在伦敦的参访从伦敦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伦交所）开始。英国作为开现代商业风气的国家，伦交所理所当然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交易所，但它现在的规模和增长都远逊于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一度还曾传出可能被香港交易所收购的传闻。

伦交所的不安和不甘，我们一进门就感受到了。接待我们的是伦交所国际业务拓展的主管，一位在中国出生的专家。她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中国业务的拓展，让更多大中华地区的企业来伦交所上市。伦交所对中国企业可谓一往情深，但面临上市地选择的中国企业很少会优先考虑伦敦，这种兴趣的错配短期内无法改变。然而，随着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的开放程度大幅下降，伦交所其实是有其独特的价值的。

苏锡嘉教授代表创投营为LES嘉宾送上礼物

位于伦敦的彭博社欧洲总部是我们参访的另一家企业，它是彭博社在全球的首个全资设计建造的建筑，充分体现了彭博社创始人布隆伯格先生的理念：自由、透明、个性和专业。这些理念在建筑中化为精细的设计细节。所有的房间，包括大老板的办公室和会议室都是玻璃门墙，连电梯都是透明的。一个若大的公共空间摆满各种饮料食品，人们穿梭往来，完全不像是上班的样子。

彭博社的全球首席内容官和我们分享了他们怎么确立和开展研究项目，怎么帮助用户用好彭博社的产品。据说，彭博社每赚1美元，85美分都用作慈善。彭博社的分享从技术层面讲，未必对我们有多大的帮助，但他们独特的公司文化所带来的创造力和朝气蓬勃的公司氛围让我们感叹良久。

游学计划中参访的下一家企业是谷歌旗下的AI明星企业DeepMind，可惜，这类高科技企业现在对中国访客都关上了大门。几经努力，仍不得其门而入，令人徒叹无奈。我们只能另觅场所，几经周折才请来该公司的华裔高管和我们分享。看得出来，分享的嘉宾也是顾虑重重，所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浅尝辄止。英美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戒备和打压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丝寒意。其实，一味的戒惧和阻隔对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目前的状态下，我们能做的就是坚持民间的交流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互信。我们的游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

04

英国的创投环境

因为是创投营组织的游学，我们特意去访问了位于伦敦和剑桥之间的一个创业孵化园。这个孵化园由著名药企葛兰素史克（GSK）发起成立，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但园区独立运营。符合条件的创业生物医疗企业可以极低的租金入住，但使用仪器、设备和耗材需要付费。其运作理念和方式与国内的产业孵化园大同小异。

听说有投资人来访，园区的创业企业纷纷来自荐，来不了的也托园方代为转送自己企业的融资需求。据说最近几年英国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孵化园，政府和社会在高科技领域扶持创业企业的急迫心情不言而明。英国的市场容量大概很难产生世界级的伟大企业，但在雄厚的研究力量和政府积极推动下，英国出现一批富有特色的独角兽创业企业还是很有希望的。

在本次游学过程中，我们也与数位在英国创业或创投的中国人做了深入交流。英国几家著名的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有不少中国学者，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是卓有所成。如何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进而转化成商业回报，是他们始终念兹在兹、萦绕脑中的大事。

尽管英国的研究环境非常有利于醉心于研究、发明的学者，但英国（欧洲其他国家也差不多）的工业化应用场景单薄，加上监管严苛，研究成果经常不得不束之高阁。而中国发达的制造业和巨大的市场容量给研究成果的商业应用提供了最好的消化机会。

来自剑桥大学的一位中国籍教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解释了剑桥大学如何鼓励他们创业，把研究成果转化成造福社会的商业应用，做到学校和教授双赢。

校友杨劲松和我们分享时很有创见地指出，剑桥与中国存在一个“创新鸿沟”，剑桥精于“0到1”的颠覆式创新（如量子计算、AI制药），而中国则强在“1到10”规模化落地。这恰是互补契机。

有在英国专注生物医药领域的中国学者告诉我们，欧洲著名大学的基础医药研究非常发达，但临床应用的监管过于严厉，手续烦琐，审批缓慢，研究人员非常无奈。现在有中国企业牵线搭桥，帮助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及创业企业进入中国，和中国临床应用的相关部门联合推进新药的落地。由于中国的相关规定比较简化和灵活，因此大大加速了新药的筛选进度，并给急需突破性新药的患者带来福音。“技术收购、品牌升级、渠道整合”或许是中国企业走进英国市场最适合的策略。

由我们的所见所闻可以看到，欧洲的严谨和中国的灵活，欧洲政府的繁文缛节和中国企业的见缝插针可以形成恰到好处的互补。在这条路上，先行先试的创业企业已经看到了成功的曙光。

剑桥大学的尹一丁教授和我们分享了他对中国企业出海的观察和思考。尹教授对目前中国企业出海现状的判断是：大多数中国企业仍处在初期探索阶段至市场进入阶段，在国际化管理与人才、本地客户洞察和品牌建设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离规模化国际运营仍有一段距离。

2024年以来，中国企业出海出现了几个新的迹象：传统产业加速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基建与科技企业积极出击中东，新能源与先进制造探索欧洲。中国企业已经由全球销售进化到了全球经营，但离成为全球化公司还有很长的距离。

要成为全球化公司，我们缺的是对全球化市场的洞察和决心，对全球化人才培养、使用和管理的能力，以及全球化企业文化的建立和完善。我们一些企业人出海了，但心态还是国内的，无论什么决策，都要换算成人民币和国内成本水平来对比。手脚放不开的结果是，产品是半吊子，经营方式也是半中半西，或者是不中不西。

我们在伦敦所坐的宇通大巴也许就是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宇通的大巴产业是非常成熟的，产品也有相当的竞争力，宇通开拓国际市场布局已经有好多年，也成功打进许多国家和地区。

英国道路交通的特点是靠左行驶，交通法规要求驾驶位必须在车的右边。宇通入乡随俗，把驾驶位改到右边，上下车的门也随之改到了左边。但宇通大巴还有一个后门，后门边还有一个简易的卫生间。如果把后门也改过来，整车的框架就必须重新设计了。估计宇通评估了完全推倒重来的成本和左行市场的规模，觉得得不偿失，于是就推出了只改前门，不改后门的半吊子产品。大巴行到路上，靠路中央的一边居然有一扇门，有点匪夷所思。所以，宇通的大巴在伦敦，就我们所见，只有中资背景的旅行社才会使用。

在发达国家，我们的产品想进主流市场，尤其是中高端市场，必定是障碍重重。有技术，有实力，有决心，未必一定能成功。树立品牌形象，赢得主流客户的认同，用权宜之计基本上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品牌在一个新市场上的机会往往只有一次，市场认知一旦形成，再改就难了。当然，我希望宇通是一个例外。

05

纯正伦敦人之印象

认识英国，认识伦敦，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认识现代商业文明的根基。我前前后后去伦敦总有十来次了，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尽管去了这么多次，但我和“土著”伦敦人的交往还是非常有限，更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的认识。即便像我的孩子，在伦敦读书四年，交往的地道伦敦人也不多。

这次游学，我们特意请了在政界和学界都相当活跃的尼克·马丁（Nick Martin）教授来讲英国的政治和文化，以及如何和英国人打交道。我们印象中的英国人，有教养、礼貌、自豪、幽默、冷漠，其实这也是世界各国对英国人的普遍印象。教授告诉我们，英国人注重礼貌和礼仪到了极致的地步，他们很少显露自己的情绪，不希望别人觉得自己太努力、太认真、太投入。英国人对业余高手的尊重远超对专家学者的推崇；“输得有风度”比获胜更受人喜爱。

英国人的分寸感和保持社交距离的习惯让外国人疏离于“纯正”的英国人，但也因此而得到了一个相对自由、自主的发展空间。伦敦之所以能吸引全世界的优秀人才，这或许也是一个原因。

有一次到伦敦，我特意去位于伦敦的华为风险控制中心访问，因为我一直困惑为什么华为要把风险控制中心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华为风险控制中心的中欧校友告诉我，任正非之所以执意要把风险控制中心放到伦敦，最重要的原因是伦敦集中了一批世界最优秀的风控专家。把这些顶级的专家吸引来中国工作目前还不现实，但在伦敦聘用还是可以的。伦敦的江湖地位可见一斑。

在伦敦期间，有一次我坐地铁出行，进入地铁站，看到站台上挤满了人。原来是地铁故障，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正常还不知道，候车的人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大家安安静静地等待。地下是老旧的站台，久盼不来的地铁，地面上却是风光无限的世界第一城。新和旧，时尚和过时，绅士和流氓，奢华和窘迫，放在伦敦这座城市中，好像并不违和。

看不尽的伦敦，看不透的伦敦，值得一去再去。

部分图片由中欧创投营英国游学团供图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