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校友

除了安徒生的诗歌和童话，大多数中国人也许对北欧国家丹麦一无所知，而对于大多数丹麦人来说，中国也依然是个有着浓郁异域色彩的神秘国度，但克劳斯·图克斯威格（Claus Toxvig，GEMBA 2016）不在其中。他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6年，早已冠上“中国通”的头衔，其间有两年他的身份是中欧GEMBA学生。作为瑞典独资公司——上海阿仁科机械有限公司（Arenco）的CEO，他的经历完美解释了中欧外籍校友如何利用他们的中国知识帮助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

阿仁科为利润丰厚的水产加工业设计、制造和销售器械，而克劳斯的工作就是推动公司增长。“我的职责主要是做好准备工作，让公司更上一层楼。我们着眼于收购，也会考虑其他增长方式。”克劳斯说这话时，正值2018年11月，当时他担任CEO只有数周，从中欧毕业不到半年。他不再需要每个月花四天时间在学校，有了更多空闲时间。这也成为一个契机，让他可以“利用和思索过去20个月的学习收获”。他解释道：“GEMBA把你的工具箱塞得满满的，让你更有信心和能力成为一个高效的CEO。”

如今，克劳斯领导着阿仁科来自全球的约300名员工，但他的中国旅程却是平淡开场的，当时他的雇主是VKR控股公司旗下的Dovista；VKR是丹麦最大的工业集团之一，拥有员工约两万人。2004年，公司派他来上海工作一年，担任财务总监。结果他在那个职位上一待就是六年。他被中国迷住了，“六年之后，我决定再待久一点。”他回忆道。

“再待久一点”意味着15年。其间他经历了另外两份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其中一份把他带到了广州。2013年，他开始担任芬兰B2B管道公司GS-Hydro的副总裁。是什么让他决定留下，又是什么让他在一个远离故乡的国度一直待到了今天？毕竟，从中国到丹麦没那么方便，比如从哥本哈根飞到上海大约要11个小时。就像那些将中国视作第二故乡的外籍人士，这个国家独特的活力深深吸引着克劳斯。“我热爱我的国家和丹麦人民，但从工作的角度看，有时候丹麦会有点乏味。”他说，“但是中国永远都那么充满活力、振奋人心。这个国家一直走在开放的道路上，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的生活，尤其是在华南地区。”他在广州生活了近十年，如今他和中国妻子及两个女儿一起在上海生活。

除家庭以外，在中欧的两年无疑是他中国旅程的高光时刻，他用“珍贵”这个词来形容这段经历。和中欧其他课程一样，GEMBA学生也从同学们极其多元化的背景（无论是产业、国籍还是性别）中受益良多。GEMBA开展团体项目时会鼓励学生与职业、文化背景迥异的同学组队。克劳斯很喜欢这种氛围，因为他最享受的事情之一就是和不同的人一起工作。“这也是我决定重返校园，在中国读EMBA的原因。”

他选择了中欧，因为他想要开拓眼界、提升见解，探索之前未曾深入思考的领域。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永远都不简单，“这知易行难。”在课程开始时，他努力调和自己与他人的观点。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毕竟GEMBA同学都是企业高管。不过，他最终还是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

组织行为学模块中有一堂课让克劳斯记忆深刻。在课上，忻榕教授尝试通过模拟，用一种“严肃游戏”的形式来解释变革管理。“我们分了组。”克劳斯回忆道，“我的台湾同学贾斯汀和我都只想着说服组里的其他成员按我的想法来，却没有聆听别人的想法。康妮是我们班的一个中国女生，说话总是轻声细语，不会直截了当，却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当时她就提议用另一种方法。”

结果证明康妮的方法是对的，如果他们小组听了她的建议，会表现得更好。

“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习惯于滔滔不绝，总是试着去说服人家，有时候我做的只是集体决策。我的关注点只是给别人施压，促使他们接受我的想法，而不是倾听别人。”克劳斯说。

忻榕教授的课程帮助他看到了自己在领导风格和合作方式上的瑕疵。

“一个滔滔不绝、说服力强的人只是善于让别人跟着他走，他或她可能是一个优秀的影响者，但未必就是那个最有才干的人。”谈到自己在忻榕教授课上的收获时，克劳斯这样说，“这种问题通常会出现在多元文化团队里。”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克劳斯在不断地学习、适应和改变。对于那些想在中国工作的满怀抱负的人们，他的建议是，“我推荐中欧！它可以帮助你在中国开启职业生涯。”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中欧强大的教授团队，结合理论与实践向国际学生阐释在中国大地上真正发生的事情，他们都是高手。

“在中欧，你会找到答案，你会读懂中国。”克劳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