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校友
帕斯卡尔•拉米畅谈全球贸易
文/夏敏
当2018年落下帷幕，2019年正式开启，笼罩着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仍未消散。世界经济形势，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开放贸易规则是否已发生深刻变化？全世界都想知道答案。2018年12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总干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特聘教授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到访中欧上海校园，参加“2018智荟中欧”系列活动，我刊借此良机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让我们来共同聆听这位闻名遐迩的贸易大师的真知灼见。
当前，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许多历史悠久的贸易规则受到挑战，这会是一种“新常态”吗？
从中长期来看，全球贸易发展得还是不错的，总体上比以往都要开放。但是我们也面临一个短期问题——美国的新态度。这是一段无伤大雅的插曲，是需要共度的艰难时刻，还是会导致现有模式的转变？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不管怎样，这无疑是对长期的贸易增长和全球化趋势的一种破坏。
放眼未来，我们怎样做可以消弭贸易争端？
中美贸易战背后有很多可以探讨的问题，但我们欧洲人主要把它看成是中美之间的“竞斗”。特朗普在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当选为总统，这与美国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有关。很多美国人在发展中落在了后面，他们需要发泄挫折感和愤怒，而特朗普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开放贸易带来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一部分痛楚，在我看来这不是主要的，但这是近年来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的首要问题。
当今的变化是，一方面美国越来越强硬，政策从“遏制”中国变成了“回击”中国；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可能也更有信心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中国模式。
两者并存的结果就引发了一个大问题，至少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是大问题——中美之间的“竞斗”能否得到控制，贸易战是否会成为常态，对抗是否会升级？只有对局势进行控制，才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中美之间国力再平衡，必然带来一阵混乱与骚动，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以前类似的国力再平衡“竞斗”，大多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全球格局变化，比如战争。但这次不同，我相信，我们所处的全球化阶段，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控制局势。当然，如果美国执意要“去全球化”，对中美来说局势都会变得危险。如果“竞斗”的目的是切断中美在经济、科技和政治上的联系，那就令人担忧了，但双方阵营中可能都有这一观点的支持者。
根据您的上述观点，在处理中美贸易争端上，您对美国有什么建议？
我对美国的建议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中国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目前这种针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会带来风险，会加强中国领导层中某种“太相信高鼻子（西方人），中国开放过头了”这种可能一直存在着的想法。我认为这很危险，所以我建议美国采取以前的政策，即努力让中国在全球担负起重要责任，而不是遏制中国。
那么您对中国的建议呢？
我对中国的建议是，努力保持过去30年里开放力量超过封闭力量的态势。中国是一个大国啊！历史见证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中国幅员辽阔，其间发生种种波折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中国对美国来说是危险的，中国的崛起意味着美国的衰落。这种论断是有问题的。我会尝试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出这样的信号：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并不像西方媒体所渲染的那样，是为了“窃取知识产权”什么的。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WTO并不满意，甚至有人认为美国会退出WTO。请问，就目前情况来看，美国退出WTO的可能性大吗？若果真如此，对中国的全球角色有何影响？
美国退出WTO是B计划，我们首先要努力实现的是A计划，那就是让美国留在WTO，这意味着要根据美国对WTO的批评做些调整。有些批评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当然有些是过分了。
现实情况是，如果A计划行不通，或者美国提出的条件太苛刻，比如“要么听我的，要么拉倒”，那么WTO的其他成员就会意识到强权下的谈判必然无果而终。所以，要确保谈判各方是均势的，不受美国操控的，就必须有一个备选方案。备选方案并非最优方案，但为了推动A计划取得成功，你需要一个B计划。
如果当真要实行B计划，可能就意味着中国将在WTO中拥有更大的权威。不管我们采用A计划还是B计划，都需要制定一些全球规则，以便更好地规范中国的一些贸易实践，尤其是在政府补贴方面。虽然中国已是一个贸易大国，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三分之一，多少有点与众不同。这种经济体系是与全球开放市场资本主义是并存的，这一点应加以留意。
实际上，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发展速度和影响力，今天WTO的规则可能已经与其初衷不符。很多年前中国加入了WTO，从那以后WTO的规则几乎没有改变过。由于种种原因而保持不变的WTO规则，与随着中国崛起而发生巨变的世界经济之间产生了距离，需要进行调整。不管我们采用A计划还是B计划，中国都必须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担负更多责任。
与此同时，WTO需要调整的规则并不仅限于中国的政府补贴。很多发展中国家就认为，美国的农业补贴对他们来说相当不公平。此外还有数字经济等，在很多国家，数字经济是WTO规则尚未涉及的新经济领域，因为在当初制定规则时，WTO考虑的主要是纺织品、铁、铝等领域的贸易壁垒。
还有大数据领域，鉴于大数据已成为经济原材料，怎样确保数据的可得性、安全性？数据储存是否必须本地化？这些都是WTO规则需要调整的地方。当然，只有当WTO成员，即当初规则的制定者同意后才能调整，而这有待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平息后方可进行。
除了目前的中美贸易争端，WTO改革过程中还有哪些障碍？
改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WTO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对峙的时期。WTO规则的本质就是，发达国家以对等原则彼此开放贸易，发展中国家因为较弱，可以享受不对等原则，但也必须开放贸易，开放的程度可以低于更为强大的发达国家。
但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究竟算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那要看用什么标准来评判。
我们需要改变这种“要么是发达国家，要么是发展中国家”的看法。所谓“新兴国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会对贸易体制产生很多影响，我认为大家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您现在仍是WTO总干事，您认为您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虽然向继任者建议不是慎重的做法，但我认为总干事的职责就是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让更多的WTO成员坐到谈判桌前。
也就是说，要关注美国、欧盟、非洲和中国的问题，毕竟大家都有各自的难题。同时，现在各国都认为WTO需要改革，这是件好事，虽然大家对改革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我们已经迈出了一大步——最近的G20峰会开启了对话，成为WTO改革的开端。目前的问题是，改革的内容是什么，我不建议花费太多时间来界定范围，要知道早有几个问题亟待在短期内解决了。
这是您担任中欧特聘教授后首次访问中欧，您将在上海校区与学生、校友和教授进行交流，参加为期一周的讲座和会议。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接受这份教职，您此次来访的关注点又是什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中国和欧洲之间成功合作的典范，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对我来说，当然乐于成为故事中的一员。
同时，我一直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兴趣。我为欧盟工作了15年，这是一段我珍视的工作关系，我希望中欧师生能从我的经历中获益。最后，我想我还可以学习，这里的年轻人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他们雄心勃勃、了解世界，都值得我去学习。因此，当中欧教务长丁远教授邀请我加入时，我稍作考虑就答应了。
目前，全球贸易局势风起云涌，我认为今后两年都不会太平静，这将是一段充满紧张和变局的时期。因此，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来理解和分析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探讨和辩论。这三年会比较动荡，但也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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