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尔•拉米畅谈全球贸易

2019年第一期

文/夏敏

当2018年落下帷幕,2019年正式开启,笼罩着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仍未消散。世界经济形势,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开放贸易规则是否已发生深刻变化?全世界都想知道答案。2018年12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总干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特聘教授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到访中欧上海校园,参加“2018智荟中欧”系列活动,我刊借此良机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让我们来共同聆听这位闻名遐迩的贸易大师的真知灼见。

当前,全球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许多历史悠久的贸易规则受到挑战,这会是一种“新常态”吗?

从中长期来看,全球贸易发展得还是不错的,总体上比以往都要开放。但是我们也面临一个短期问题——美国的新态度。这是一段无伤大雅的插曲,是需要共度的艰难时刻,还是会导致现有模式的转变?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不管怎样,这无疑是对长期的贸易增长和全球化趋势的一种破坏。

放眼未来,我们怎样做可以消弭贸易争端?

中美贸易战背后有很多可以探讨的问题,但我们欧洲人主要把它看成是中美之间的“竞斗”。特朗普在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当选为总统,这与美国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有关。很多美国人在发展中落在了后面,他们需要发泄挫折感和愤怒,而特朗普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开放贸易带来了美国经济和社会的一部分痛楚,在我看来这不是主要的,但这是近年来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的首要问题。

当今的变化是,一方面美国越来越强硬,政策从“遏制”中国变成了“回击”中国;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可能也更有信心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中国模式。

两者并存的结果就引发了一个大问题,至少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是大问题——中美之间的“竞斗”能否得到控制,贸易战是否会成为常态,对抗是否会升级?只有对局势进行控制,才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中美之间国力再平衡,必然带来一阵混乱与骚动,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以前类似的国力再平衡“竞斗”,大多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全球格局变化,比如战争。但这次不同,我相信,我们所处的全球化阶段,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控制局势。当然,如果美国执意要“去全球化”,对中美来说局势都会变得危险。如果“竞斗”的目的是切断中美在经济、科技和政治上的联系,那就令人担忧了,但双方阵营中可能都有这一观点的支持者。

根据您的上述观点,在处理中美贸易争端上,您对美国有什么建议?

我对美国的建议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中国能让世界变得更好。目前这种针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会带来风险,会加强中国领导层中某种“太相信高鼻子(西方人),中国开放过头了”这种可能一直存在着的想法。我认为这很危险,所以我建议美国采取以前的政策,即努力让中国在全球担负起重要责任,而不是遏制中国。

那么您对中国的建议呢?

我对中国的建议是,努力保持过去30年里开放力量超过封闭力量的态势。中国是一个大国啊!历史见证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中国幅员辽阔,其间发生种种波折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中国对美国来说是危险的,中国的崛起意味着美国的衰落。这种论断是有问题的。我会尝试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出这样的信号: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并不像西方媒体所渲染的那样,是为了“窃取知识产权”什么的。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WTO并不满意,甚至有人认为美国会退出WTO。请问,就目前情况来看,美国退出WTO的可能性大吗?若果真如此,对中国的全球角色有何影响?

美国退出WTO是B计划,我们首先要努力实现的是A计划,那就是让美国留在WTO,这意味着要根据美国对WTO的批评做些调整。有些批评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当然有些是过分了。

现实情况是,如果A计划行不通,或者美国提出的条件太苛刻,比如“要么听我的,要么拉倒”,那么WTO的其他成员就会意识到强权下的谈判必然无果而终。所以,要确保谈判各方是均势的,不受美国操控的,就必须有一个备选方案。备选方案并非最优方案,但为了推动A计划取得成功,你需要一个B计划。

如果当真要实行B计划,可能就意味着中国将在WTO中拥有更大的权威。不管我们采用A计划还是B计划,都需要制定一些全球规则,以便更好地规范中国的一些贸易实践,尤其是在政府补贴方面。虽然中国已是一个贸易大国,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三分之一,多少有点与众不同。这种经济体系是与全球开放市场资本主义是并存的,这一点应加以留意。

实际上,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发展速度和影响力,今天WTO的规则可能已经与其初衷不符。很多年前中国加入了WTO,从那以后WTO的规则几乎没有改变过。由于种种原因而保持不变的WTO规则,与随着中国崛起而发生巨变的世界经济之间产生了距离,需要进行调整。不管我们采用A计划还是B计划,中国都必须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担负更多责任。

与此同时,WTO需要调整的规则并不仅限于中国的政府补贴。很多发展中国家就认为,美国的农业补贴对他们来说相当不公平。此外还有数字经济等,在很多国家,数字经济是WTO规则尚未涉及的新经济领域,因为在当初制定规则时,WTO考虑的主要是纺织品、铁、铝等领域的贸易壁垒。

还有大数据领域,鉴于大数据已成为经济原材料,怎样确保数据的可得性、安全性?数据储存是否必须本地化?这些都是WTO规则需要调整的地方。当然,只有当WTO成员,即当初规则的制定者同意后才能调整,而这有待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平息后方可进行。

除了目前的中美贸易争端,WTO改革过程中还有哪些障碍?

改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WTO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对峙的时期。WTO规则的本质就是,发达国家以对等原则彼此开放贸易,发展中国家因为较弱,可以享受不对等原则,但也必须开放贸易,开放的程度可以低于更为强大的发达国家。

但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究竟算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那要看用什么标准来评判。

我们需要改变这种“要么是发达国家,要么是发展中国家”的看法。所谓“新兴国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会对贸易体制产生很多影响,我认为大家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您现在仍是WTO总干事,您认为您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虽然向继任者建议不是慎重的做法,但我认为总干事的职责就是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让更多的WTO成员坐到谈判桌前。

也就是说,要关注美国、欧盟、非洲和中国的问题,毕竟大家都有各自的难题。同时,现在各国都认为WTO需要改革,这是件好事,虽然大家对改革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我们已经迈出了一大步——最近的G20峰会开启了对话,成为WTO改革的开端。目前的问题是,改革的内容是什么,我不建议花费太多时间来界定范围,要知道早有几个问题亟待在短期内解决了。

这是您担任中欧特聘教授后首次访问中欧,您将在上海校区与学生、校友和教授进行交流,参加为期一周的讲座和会议。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接受这份教职,您此次来访的关注点又是什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中国和欧洲之间成功合作的典范,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对我来说,当然乐于成为故事中的一员。

同时,我一直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兴趣。我为欧盟工作了15年,这是一段我珍视的工作关系,我希望中欧师生能从我的经历中获益。最后,我想我还可以学习,这里的年轻人提出了很好的问题,他们雄心勃勃、了解世界,都值得我去学习。因此,当中欧教务长丁远教授邀请我加入时,我稍作考虑就答应了。

目前,全球贸易局势风起云涌,我认为今后两年都不会太平静,这将是一段充满紧张和变局的时期。因此,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来理解和分析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探讨和辩论。这三年会比较动荡,但也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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