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校友

我的中欧故事”归结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和中欧一同成长”。我1984年从耶鲁大学学术访问归来后，就在中欧的前身——中欧管理中心CEMI（China-EC Management Institute）做专题讲课，后来参加了CEMI的学术委员会。不过当时CEMI的任务比较简单，就是实行拿来主义，去传播、传输西方企业的管理知识。

1978年，国务院一些访问外国的代表团，分享了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企业经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大体说来，当时大家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感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看热闹的多，懂门道的不多。”所以CEMI当时的任务是非常有必要的，对我个人有很大的影响。在此之前，我对发达国家企业的运转没有很深的了解。1988年左右，一个叫四通集团的企业委托我们做一个课题研究，它是从乡镇企业改制成为现代企业的。因为我在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方面积累的知识不多，于是就赶紧学习。CEMI外国教授的课堂是我很重要的知识来源，我大体上摸到了一点现代企业运行的门道，因此能够做出解答。

但是，只是传播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知识显然是不够的，到了1994年中欧在上海成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加凸显了。因为正好在前一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后面进行的各项改革，包括企业的改革，会让我们面临许许多多的现实问题。所以中欧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就需要密切地结合中国的实际，后来就形成了我们的两大使命，叫做“中国深度、全球广度”。

那时，我自己也受命在中欧开设一门叫做“中国经济”的必修课。为了准备这堂课，我需要对中国整个改革的过程和改革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教学相长，现在大家仍然可以在书店里买到多次重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这本书就是我在中欧讲课的时候，在讲义的基础上不断修改写出来的。

另外，教学工作也让我对企业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运营等问题的认知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从同事、同学那里得到了很多思想的启发。在中欧工作的这段时间，我自己在学术上有很大的提高。

到了21世纪，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遇到的、面临的问题比上个世纪更加复杂，需要我们的企业、经济工作者、教授、经济研究者来做出回答。所以我们在中欧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进行过很多的讨论，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如何履行它的社会责任。中欧自始至终都很重视人的培养、企业家行为的培养，所以我们在1995年MBA开班的时候设立了一门关于商业伦理的必修课。在改革进行的过程中，我们愈发认识到，企业不但要为股东争取更大的盈利，而且要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第一部门的政府、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一起来解决日益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问题。
于是，中欧后来又加了两大使命，我们的任务不但是培养具有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商业领袖，而且这些商业领袖要具备很高的社会责任感。

就我自己来说，我对企业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有了新的改变，或者说有了新的提高。在八十年代，我们研究的企业理论主要是针对在八十年代以前,公司对于股东的责任，对于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的责任。当然，90年代末期，理论界已经对此提出了一些质疑。

去年开始，有一部分学者提出，公司不但要对领导者负责，同时要对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如员工、社区乃至整个社会负责任。于是对于公司治理的整套理论，我们要做出某些修整和提高。在这方面，我自己也是跟随着中欧的进步和提高，在修改和提升我自己关于企业的理论。

总而言之，我现在虽然精力不太多，但我还是愿意跟随着中欧的同仁、同学一块，继续前进、继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