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信未来的中欧人》external link, opens in a new tab里，我们写了三种时间。量子计算的时间，脑机接口的时间，还有熊伟的时间——资本的时间。

前两种未来，由科学家和创业者亲手制造。熊伟做的是另一件事，判断哪一种未来值得下注，以及该付什么价格。他是千乘资本创始人、中欧EMBA 2012级深圳1班校友。
 

资本的时间有到期日。一支基金的投资期四年、五年，最长六年。熊伟可以投给一家没有Demo的公司，却必须在基金期限内，给出资人一个交代。对创业者来说，相信未来是一种信念；对熊伟来说，它还是一道有截止时间的算术题。
 

2012年，熊伟在中欧EMBA报名表“未来五年的目标”一栏写下：“成为业内受人尊敬的投资人。”十四年后，我们把这句话念给他听。他说：“哎呀，我不记得了。”

他不记得这句话，却一直拿它衡量自己的选择。
 

去年底，他把一笔投了十年的2000万元，以一块钱的价格转让给了创始人。

“我赚到钱，人家倾家荡产，我有什么值得受人尊敬的？”

继续问他，最怕成为什么样的投资人。他没有说失败。他说，平庸。

“最怕成为平庸的投资人。每支基金能还个本，也对得起出资人，自己就苟延残喘。到了快退休时，不知道进还是退。”

暂停，延期审议
 

2015年12月21日，达晨的合伙人会议。熊伟酝酿了一年半的内部创业提案，走到了最后。

他判断，人民币基金赚一二级差价的Pre-IPO模式正在消失，因此想做更专业化的组织，有不同的激励机制和投资方式。而这些，国有背景的大平台很难给。

提案的结果，他记到今天。“也没否决，是暂停，延期审议。”

变革需要更高一级机构批准。他理解，思考两周后，决定请辞。

挽留的人替他算过账，留下来，一年上千万收入。他的账是另一本，“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只能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放弃现实利益，去追逐一个有可能实现的愿景。”

2016年春节后，千乘资本开张。

第一间办公室在一家孵化器里，七八个工位。公司雇的第一个员工是司机，开车，也跑行政。

两手空空，是熊伟给老东家的承诺。离开达晨时他答应过，不带走达晨一个人，也不动达晨任何一个LP资源。

最初招来的，大多是行业新人。出去看项目，四五个人一起，真正负责谈的是熊伟，其他人跟着见习。回来复盘，先让年轻人谈想法，他再补充。他形容那支队伍，是“一头狼带着一群羊”。

起初是没有办法，后来，这成了千乘培养人的办法。

第一批把钱交给他的，有一半是中欧同班同学，或是同学介绍来的。新机构没有成绩，连团队都没搭齐，能拿出来证明自己的，只有过去履历。他后来打趣，当年投他的人，相当于投了一个天使项目。

结果举旗一个月，五亿元募到了。

同学的信任，熊伟按市场规则接。读EMBA时就有人提议，班上凑一支基金交给他管，他直接拒绝，“成功的例子非常少，原因是边界不清晰，规则不清晰，目标不清晰”。

所以千乘的基金，该有的GP权限一分不少，该提的费率一分不打折。投到后来，大部分个人LP“就是给钱，连业绩都不问了”。

千乘十周年时，中欧的同学聚会由熊伟当年的课题组组织，他去赞助了一笔费用。“感谢中欧给我这个机缘。”

锚

2022年10月到2023年7月，整整十个月，千乘没有投一个项目。

不是基金里没有钱，二期基金十几个亿放在那里，只是原先熟悉的新能源、半导体已经进入高估值，价格偏离了价值，符合标准的项目找不到了。

LP没有催，募来的钱，却总要投出去。只是熊伟宁愿等，也不愿单纯为了完成投资进度而出手。

“把钱付出去那一刻，是噩梦的开始。”这是他常对团队说的话。签支票容易，难的是让钱带着回报回来。千乘的投资期因此常常比同行长，一期从四年延至五年，二期经LP批准继续延长，最终用了五年多才投完。

2023年以后，问题又发生了变化。ChatGPT出现，熊伟说自己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他带团队研究了三个月大模型。等看明白，第一波公司的估值已经超出射程——语言大模型，一个没投。

但研究换来一个判断，这轮AI不是短暂热潮，它能改写未来二三十年的产业格局。做前沿科技投资，不能在这里缺席。

2023年9月，熊伟在千乘例会上正式指明方向，从今往后，用AI的视角审视所有赛道。

这是一次强行军。人民币基金的老习惯是农耕文化，每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深耕细作。现在他要求所有人把地撂了，选一个方向，投资经理、总监、合伙人一起做行研、找项目、访谈、尽调，回来快速复盘。再补一批年轻人，“年轻，敏感，爱学习，英文好”，经验不足没关系，千乘有矫正机制。

“重病用重药。用一个明确的态度，告诉大家公司转型的决心。”

转向当然有代价。熊伟自己评估，错过了一些半导体设备材料的机会，但“跟收获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他仍然不肯为高估值买单，却必须在没有参照物的地方下注。

他们看的项目，“有产品了，收入没有；有收入了，利润没有；有时候连demo都没有”，这时候的投资判断没有锚。原来的锚是上市公司，是龙二龙三去追龙大，是PE估值法、PS估值法，现在全部失效，判断“纯粹就落在看人上”。

“没有坚定的信仰、信念，是不可能动手的。更别说举公司之力。”

方法论迭代成三个词，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方向和价值量，是必选项；地利是产品定位和成熟度，人和是创始人和团队，两项至少要占一头。

千寻智能是“缺地利”的例子。2023年下半年，这家公司进入千乘视野，投的时候估值4个亿，公司只有三个创始人。

CEO韩峰涛做过珞石机器人的CTO，有工程落地的底子；联合创始人高阳从伯克利回来，那是具身智能的大本营，他至今还在清华交叉信息研究院带学生。一个从CTO往CEO走，一个构筑未来的具身大脑。天时对，人和稳，地利还缺一角。

“缺一角，我们也下注了。”
 

如今，千寻智能是这条赛道的头部公司。

商业航天那一枪是2023年打的，投的是星间激光通信。低轨卫星要组网，星与星之间必须通信，靠的是激光，一个原来行业里不存在的增量。团队从上海一家国有研究所出来，创始人偏技术，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非投不可的六边形战士。千乘投了3000万，占股10%。

“技术的陡峭度，会弥补团队的不完美。”

三年过去，这家公司稳稳站在行业头部。

支撑这两笔投资的，是熊伟的一句话，静态估值是给过去的，动态斜率是投给未来的。

“做科技投资，就是在投变化。技术演进的曲线越陡峭，越有利于创业者。因为总有人能抓住最大的变化，把其他人甩开。”

有一票否决

没有一票赞成

沃兰特是另一种考题。

2024年，千乘决定投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超过5亿的案子，千乘原来几乎不碰，沃兰特这一轮的估值，20亿元，翻了四倍。

反对的声音来自内部。魏博是千乘负责风控的合伙人，聪明、理性，入职第一天就被熊伟拉进了投委会。魏博反对的，一半是价格，一半是行业本身，真需求还是伪需求。

熊伟的判断落在两件事上。一件是整机企业在产业链中的链主位置；另一件是人。沃兰特的一号位董明从大飞机体系出来，钻研技术，把产品打磨好；二号位黄小飞懂市场、政企关系和运营。这种组合弥补了早期公司的缺角。

投委会是投票制，一共三票。熊伟有一票否决权，没有一票赞成权。

魏博最后投了赞成、反对还是弃权票，熊伟记不清了。他记得的是，“魏博的意见我是尊重的。但想明白、看清楚了，该下决定就下决定。”

他的逻辑是赔率。风险不等于“危险，所以不要做”，而是把危险一项一项识别出来，再判断自己能不能承担。能够承担，就把它计价进去。

所谓“在认知范围内下重注”，在熊伟这里，首先不是“重注”，而是“认知范围”。

奇怪的是，投钱之前熊伟很“凶”，投完以后反而希望自己少说话。他有一套岳父理论，选公司的时候，投资人应该像岳父挑女婿，千挑百选，横挑鼻子竖挑眼；可女儿真嫁出去以后，就不要天天跑到人家家里指手画脚了，“管住自己的嘴”。

一元回购

去年底，熊伟处理了一个项目。2016年投的，2017年加了一注，前后2000万元。公司做汽车行业的数字化软件，最好的时候估值到过10亿，也募到过大基金的钱。

后来汽车行业内卷，项目服务的主机厂客户被新能源车冲得七零八落，软件预算不断下降。团队几次转型，没真正转出来。

熊伟最后做了一件事，一元回购，把千乘持有的股权以一块钱的价格转让给创始人。

他愿意接受这种失败，有两个前提，团队真的尽力了，而且没有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承认自己当年的判断也“不够”。投资失败，并不天然意味着所有责任都应该由创业者承担。

熊伟自己也创过业，他很清楚两边的代价并不对等。对投资人来说，损失的是一笔钱，其他项目还有机会赚回来；对创业者来说，失去的可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精力、家庭，有时候还有身体。

继续固守这笔投资，未必能为出资人挽回损失，还会拖延基金的退出和清算。

那家公司到现在还活着，千乘退出快一年了。临走时熊伟对创始人说，好好干。对方说，成功了请他喝酒。熊伟说，好。

这件事和十四年前的熊伟，乍看有一点矛盾。

2012年的报名材料里，他写过另一个案例。某个项目触发对赌协议，对方暗示，如果帮忙免除执行，会在经济上给他个人补偿。熊伟最终坚持按合同办。那时他认为，合同就是合同。

十四年后熊伟说，不一样了。过去投资传统企业，对方有资产、有盈利，也有能力承担回购；今天的前沿科技创业者往往没有经营现金流，也没有可以拿来兜底的“后方”。

“我不需要创业者倾家荡产。”

话到这里，又回到了十四年前的“受人尊敬”。

“我赚到钱，人家倾家荡产，我有什么值得受人尊敬的？”

重新学习

十年以后，轮到熊伟自己说暂停。

千乘已经投了具身智能、商业航天、量子、核聚变、低空飞行，唯一始终没有下注的前沿方向，是脑机接口。主要应用落在医疗和康复，他觉得超出自己的能力圈。团队立过两次项，两次都停下来。

“不是否定了，是暂停。”

投资做得越久，他越愿意承认，不知道也可以。

今年不知道，明年再看；这个人不合适，继续找合适的；现在不是时机，再等一个时机。判断并不只有“投”和“不投”，还有第三个答案，暂停。

最近半年，他们第三次开始研究脑机接口。

采访快结束时，我们问他，你是相信未来的人吗。

“那当然。”他说，如果不相信未来，也不会去看前沿项目。接着，他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稳重不保守，激进不张扬。

这两个词之间那条很窄的路，他走了将近二十年。该押的时候押，发现错了就回来；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不因为害怕显得无能，而强行给答案；该停的时候，停。

采访前一天，去机场的路上，他还在与一位脑机接口公司的创始人通电话。

“再重新学习，重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