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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专访中欧许斌:应淡化GDP增速目标,民营企业的信心才是关键

在许斌看来,2019年中国经济在两方面做得很好:减税和加强对外开放。

减税,为民营企业带来了实际优惠。对外开放新措施的出台,则为新一轮外商对华投资开启了窗口。许斌认为,讲好新的中国故事,让国内外建立起中国经济未来向好的预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他建议加强关于减税和对外开放这类政策的宣传报道,为讲好新的中国故事做出努力。

许斌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下称“中欧”)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副教务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加入中欧之前,许斌任教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获终身教职,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提供咨询。

作为经济学流派中的“咸水派”,许斌相信市场的力量,同时认为政府对促进经济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区别于“重面子、轻里子”的“传统思维”,“不做样子、重在实效”的做法是许斌所提倡的“现代思维”。在2019年,许斌写了《活用宏观经济学》一书,讲解宏观经济学在实际当中的应用,以此践行他的“现代思维”观。

祛魅GDP

过去几个月,中国经济学界对于GDP增长目标的设定展开了激烈讨论。

许斌认为,设定GDP增长目标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潜在GDP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这个区间的上限,是指在优化的经济体制下所有资源得到最优使用情况下的GDP水平;下限则是指在现有经济体制约束下,所有资源得到最优使用情况下的GDP水平。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市场经济体制贯穿于其经济发展过程,其潜在GDP下限接近上限。随着GDP体量的增长,GDP增速趋于下降。这个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经常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呈下降趋势。这在许斌看来却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误用。

许斌认为,一直以来,由于中国民营经济都在制度的约束之下发展,因此中国的潜在GDP有较高的上限。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随着GDP体量的增长,潜在GDP增速的下限趋于下降,但由于下限离上限较远,因此存在较大的优化经济体制的空间,潜在GDP增速可以高于其下限。如果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变革,中国的潜在GDP可以较多超出其下限水平,GDP增速就可能打破一路下降的趋势。

短期内中国经济的情况并不乐观,许斌估计2020年潜在GDP增速的下限水平低于6%。据此,许斌认为应该淡化GDP增长目标这个概念。尽管有学者认为“保6”对“稳预期”很关键,但在许斌看来,GDP增速6%只是一个数字。

如果用扭曲经济的方法将2020年的GDP增速推到6%甚至更高,期望由此提升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预期,这是脱离实际的“书生之见”。

新中国故事

相比淡化GDP增长目标,更为重要的是要知道问题的关键点。经济不好的关键是企业家热情不高,很多制度建设处于停滞阶段,没有给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以足够的支持和信心。

而2019年所实施的减税和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政策,就使得中国经济受益良多,但对这些政策的重大意义和积极影响的宣传显得不够。

改革开放前30年,拥有充裕劳动力和广阔市场的中国是赚钱热土——这个中国故事吸引来自全球的投资。

但2010年后,中国经济自身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力数量和工资优势不再,中低端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旧故事不再具有吸引力。

新的中国故事虽然有了概念,即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但无论在认知还是宣传上,似乎还没有取得理想效果。

许斌指出,现在必须讲好新的中国故事,改变对当前中国经济肤浅甚至错误的理解,让外界认识到中国正在追求高质量和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感受到“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可以赚钱的新阶段,新的红利正在释放出来”。

许斌强调应该摒弃“传统思维”,转为“现代思维”。必须定刚性GDP增长目标的做法就属于“传统思维”,按照“现代思维”,GDP增速应该是一个结果,重要的是过程,是资源得到最好配置。“如果我们的经济、社会走到一个崇尚现代思维的阶段,政策制定以及宣传方式能达到比较符合现代思维的层次,我认为这比什么都重要。”

 

对话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理解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

许斌: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跟过去不一样的新阶段。

外部国际环境正在恶化。即使没有恶化,全球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已经比较小。中国经济转型进行到现在,不应该再以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内部而言,对经济的需求侧拉动主要依靠投资和消费。过去我们的经济主要依赖投资,国内的政府和民间投资都十分踊跃。现在由于受出口市场的影响,加上国内市场环境不好,民营经济投资意愿比较低。民营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增速在下滑,但仍然是正增长。

这说明,2019年中国经济能够保持6%以上的增长率,民营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它类型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201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现在政府在投资上的态度较为谨慎。在经历过去几年的供给侧改革和结构调整后,政府投资有所减缓。当时的认识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要追求高质量增长,因此可以接受增长速度一定程度的下滑。

消费方面,近年中国经济超过60%是靠消费拉动,但2019年消费也呈现疲软状态。2019年汽车销售量大幅下滑,反映出目前消费者增加消费的意愿也不强。

将外部因素、国内投资和消费因素结合到一起看,2019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是非常困难的。宏观数据上表现为GDP增速下滑,但民营企业家们所感受到的经济下滑程度,比宏观统计数字反映出的情况还要严重。

经济观察报:学界对GDP增速破6%有很多讨论?您怎么理解6%这个目标?

许斌:确实,最近几个月中国的经济学界对此有很多讨论。

中国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系转化而来,因此计划很重要。但经济历史告诉我们,计划赶不上变化快。现在所谓的GDP增长目标,带着一点计划经济的色彩,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的作用。但每年年初定一个数值,这个数值与经济运转的结果很可能不一致,一年当中会有很多预期之外的变化。

我认为,首先建议淡化GDP增长目标,具体处理要看政府的权衡,但一定要淡化。

这其中的道理是,一旦有了僵硬的(rigid)、缺乏弹性的目标,我们就一定要去完成。虽然现在民营经济占了大部分,但主导中国经济的仍是国有经济。届时完成经济增长目标的任务就会落在国有企业身上,国有银行也要支持。

所以,虽然最后每年都能够实现年初的经济增长目标,但主要是通过非民营经济、在政府强力政策引导下实现的。这实际上背离了我们追求高质量和健康经济增长的新时代要求。我们希望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

第二,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问题的关键点。现在经济不好,关键是大家热情不高,原因在于很多制度建设目前处于停滞阶段,没有给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以足够的支持和信心。

中国学术界最近一段时间的讨论表明,计算潜在GDP在理论上没有达到共识。余永定教授提到了三种国际上估算潜在GDP的方法,他指出实际上并不能真的准确算出潜在GDP,比如,没人知道中国经济现在潜在GDP到底是多少。这点我认为余永定教授讲的是对的,但他没有说到点子上。

我认为所谓的潜在GDP并不是可以用公式估算出来的数值。我理解的潜在GDP是一个区间,可以定义出上限和下限。这个区间的上限指的是在优化的经济体制下所有资源得到最优使用情况下的GDP水平;下限指的是在现有经济体制约束下所有资源得到最优使用情况下的GDP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潜在GDP增长趋势并不一定必须是一个持续下降的线性趋势。

GDP潜在增长率取决于经济能不能把人、物和技术的潜力发挥出来。我认为所谓随着一个国家GDP体量增大,GDP增速必然呈下滑曲线的前提假设是,制度结构基本上不发生变化。

GDP增速呈下滑趋势的结论是西方得出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高度市场化状态,市场空间已经得到全部发挥。因此,在其走向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潜在GDP增长率会趋于下滑。

但中国情况不一样,民营经济实际上是在受到很多约束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比较明显的约束是,民营经济比较难拿到银行的贷款,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资本对于企业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没有资本支撑,企业潜力就受到限制。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西方经济学中潜在GDP计算方法的理解和掌握,而在于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的计算方法,不适用对中国潜在GDP的估算。

金融学里面有一个词叫“repressedfinancialmarket”(被压制的金融市场),中国的民营经济就是被压制的,受到体制约束,其能力远没有得到完全释放。仅释放出来60%-70%的能量,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华为、阿里、腾讯等中国最近十几二十年出现的最好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可以想象如果民营经济的潜力逐年更多发挥出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很可能不是逐年下降。

所以,第一政府要淡化GDP增长目标,第二要认识到打破经济增速下滑的“宿命”的关键在于优化经济体制,给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以足够的支持和信心。

经济观察报: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许斌:我们要意识到,中国经济今年做得好的两个方面。

首先,今年2万亿的减税非常好,这是中国经济要做的事,要给予民营企业以支持,但能不能在执行层面、在持续性上再加强?

我所供职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学员以民营企业家为主,我接触他们中的很多人非常有干劲,没多少人愿意放弃在中国奋斗的机会。他们年纪还轻,非常想做事。但最近一段时间,他们中有不少人比较悲观。

我们不要过分计较潜在GDP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怎样估算、对国家来说定在什么水平比较合适。如果没有改变经济底层的动力,定的目标可能会偏高。事实上,中国潜在GDP有很高的上限,而到达上限需要对民营企业有足够的支持和激励,让它们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只要让中国的企业家和老百姓有劲头去干活,充分发挥智慧和才能,中国经济就会实现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增长,增长速度也不会慢。

除了减税以外,还有第二件事做得非常好,就是加强对外开放。

过去,中国经济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我们劳动力成本低,并且有供应链优势,吸引了很多国外的制造业企业。加工贸易曾一度占中国对外贸易的55%。但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中国已没有人口数量红利,同时对这类外资也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给予非常优惠的政策。

但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笼统来讲,我们是进一步开放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细分来讲,是进一步开放高科技行业和金融、保险、养老和医疗等服务行业,这些领域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要落实多边主义全球经济体系这一主张,中国市场本身也要进一步开放。

2019年在减税和对外开放两方面已取得进步并落到实处,类似的事情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如果做了更多这类的事情,我们就不会担心保6,不会形成一种悲观预期。

我认为预期特别重要,因此并不反对统计局对GDP数据进行合理范围内的技术调整,使它表现得相对稳定,这多少有助于稳定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预期。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一样,对数字敏感,存在数字幻觉。GDP增速破6本身没有特别含义,6和5.9没有区别。但如果人们有数字幻觉,破6会降低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正面预期,那么保6确实有一点意义。

若是为稳定预期,讲好一个中国故事,要比保6有效得多,也更有持续性。中国经济要讲一个好的故事,让大家有更好预期。中国经济以前的故事很好,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增长会带出多少红利,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都喜欢到中国来赚钱,享受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但那个故事大约到2010年就讲不下去了。因为中国发展成了不一样的经济体,各方面能力都发生了变化。劳动力数量和工资优势不再,中低端市场的竞争趋于白热化,旧故事不再具有吸引力。新的故事虽然有了概念,即推动基于创新的高质量发展,但认知和宣传都还没有跟上。

在中国政府提出的“六稳”中,最重要的是稳预期,稳预期不能只靠 GDP增速保6%这样的宣传。我们确实还有很多政策空间,但6%不该成为扭曲经济实现它的原因,而应该是一个结果。

经济观察报:您对中国经济短期的预期是什么?

许斌:短期前景不乐观。我认为2020年GDP增长目标定在6%左右为宜。目前潜在GDP增长率下限低于6%。即使上限高于6%,短期内也不可能发挥出来。因为这涉及到一些根本性改革,我们应该接受经济自然增长的结果,哪怕结果低于6%。

如果2020年还要强调保6%,我觉得效果会适得其反。在现在体制下保6%,并不会增加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乐观情绪。即便中国经济实现6%的GDP增速,但民营企业家和大众消费者的感受可能很不一样,他们的投资和消费意愿主要取决于自身感受,而不是GDP增速。

我的民营企业家学生们会说,如果觉得2020年比2019年要好,他们就多干;如果觉得更差就少干。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而不是去担心国家统计局公布出来的GDP增速是几,是不是完成了目标。

大部分真正干活的企业,并不看GDP增速,外国人或许会看,即使他们的媒体可能了解不多,但那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会根据所在行业的状况做出判断。如果一个外资企业看到中国GDP增速低于6%就考虑撤资,这不是很荒唐吗?因此,我认为短期可以接受相对较低的GDP增速。

经济观察报:长期预期又是怎样的?

许斌:中国经济长期的动能来自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另一个是制度创新。

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很有信心。我们有创新的能力,但中国的原创还不够。技术创新方面,我们对于已经存在的技术进行二次改进做得很好。原创不够是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我们现在的重点不在原创,拿几个诺贝尔奖不是中国现在要追求的。中国一定要拿诺贝尔奖的这种想法,也是“重面子轻里子”的传统思维。

政府要做的是建设一个制度,让大家愿意创新、能够创新,比如要提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降低税率,尤其是针对创业者和中小微企业的税率。

我们要做的事是讲好新的中国故事,改变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逻辑的理解,认识到中国政府推动的是高质量市场驱动的经济增长。让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让外国企业尤其是中高端制造业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服务行业企业,真正感受到中国进入新的可以赚钱的阶段,有红利正在释放出来。

我认为2019年对减税降费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宣传还不够,很多企业家学生说他们在这次降税中得到了实在的红利。减税给民营经济带来的积极影响应多宣传。即使因财政约束做不到进一步大幅降税,也要让民营企业知道降税是大方向,而不是有了钱为刺激经济去做房地产、搞基建。

只有这样做,未来经济的短期下滑就会变成周期性而不是趋势性。分清周期性和趋势性很重要,趋势性是由潜在GDP增长率所决定,周期性主要受政策影响。

我同意朱天教授和余永定教授的判断,过去三四年周期性上可能政策太紧,如果政策稍微放松,经济增速还是可以少下降一点。但如果通过大水漫灌,即使把增速提上去也没有意义。

我认为前几年的思路没有错,供给侧改革降杠杆、降债务率的方向是对的,但执行时一刀切,受伤的是民营经济。

这种观念、政策宣传上的改变,我认为需要提高水平,要与中国经济当下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应该摒弃那些与新时代不符的传统思维方式,建立自信的现代思维方式,追求水到渠成的结果,而不是被一个前定的所谓目标束缚,只看结果不顾过程。

如果我们的经济、社会走到比较符合现代思维的阶段,包括政策制定以及宣传方式能达到比较符合现代思维的境界,我认为这比什么都重要。很多时候是“功夫在诗外”,看上去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更加宽泛的问题。

由现代思维主导的社会不是一天形成的,但总要有开头,我们要不断宣传做教育,一代代朝这个方向努力。过去,中国人富了之后要戴金链子,现在的富人根本看不出是富人,这就是观念的变化,观念的现代化是最重要的。

我并不担心中国经济的未来以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的上限比很多国家要高,中国人的干劲、对教育的重视、对储蓄的重视,头脑的灵活以及学习能力等这些要素禀赋,都决定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限绝对不会低。

经济观察报:为庆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5周年院庆,您在2019年出版了《活用宏观经济学》,这是一本如何在现实中运用宏观经济学的读物,为何选择这样的写法?

许斌:虽然我提倡“重内容轻形式”的现代思维,但凡事不能走极端。25周年不同于24周年,仪式感还是需要的,也要做一点踏实的东西。

我是负责研究的副教务长,2019年1月我就开始策划出一套由中欧教授写的“小书”。我的要求是,第一必须自己写;第二不能是过去内容的堆积,要有新东西;第三,不能是发言稿的拼凑,要有体系。

我自己带头写了这本《活用宏观经济学》。这本书不是讲授宏观经济学理论,而是阐述宏观经济学在现实中的应用,比如怎样读数据、看周期、找拐点,比较通俗,但也不是读一遍就能掌握的。

我的教授同事们很支持,2019年这套“中欧前沿观点丛书”出了6本。我认为这套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既体现了中欧教授的修养和学识,又做到了实用和通俗。后面我们还会继续做这套丛书。

进入第二个25年,我认为中欧要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台阶,追求的不光是排名,更应该是影响力。中欧的新口号是“FromSuccesstoSignificance(从成功到成就)”,要成就一番事业,成就更高价值。

这跟我所提倡的“新时代新思维”的愿景是一致的。新思维就是多干实事,多为社会做贡献。我们每个人都很渺小,但这不妨碍在自己的天地中尽心尽职。

就我而言,做这套“中欧前沿观点丛书”,也算是小小的初心,希望以此践行我所倡导的“现代思维”,即书不是放在书架上做样子的。我希望中欧的同学和校友以及还没到中欧读书的年轻人或企业家,能够阅读这套丛书并有所收获,都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者。

经济观察网报道详情:
http://www.eeo.com.cn/2020/0110/3737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