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经济保持恢复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增长8.1%，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2022年，在综合研判之后，我国将经济预期增长目标设定为5.5%左右。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将面临哪些风险挑战？如何坚持“稳字当头”，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就此，《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吴敬琏经济学教席教授许斌。

《经济》：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提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应如何理解这三重压力？

许斌：其实不光是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经济都受到了这三重压力的冲击，而中国是主要经济体里率先复苏的。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成功控制住疫情并率先复工复产，GDP全年实际增速达到2.2%，殊为不易。进入2021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新冠疫苗覆盖率上升以及发达国家对疫情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它们的经济开始复苏。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存在很多矛盾冲突，但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并没有改变，西方经济复苏对我国而言是利好的，2021年我国GDP增长达到8.1%，其中出口的高速增长贡献较大。

需求增长主要依靠“三驾马车”，出口方面，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需要从外需转向内需，显然出口已不再是重点；投资方面，政策比较谨慎，坚持“房住不炒”，调控房地产投资，强化债务风险意识；消费方面，疫情导致收入增长放缓，经济前景不明朗，预期转弱，消费需求呈滞后趋势。

在内需不振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22年经济发展落到一个“稳”字上，即稳住经济增速过快下滑趋势，稳中求进。为什么“稳”这么重要？原因在于2021年我国经济下滑速度超过新常态下经济趋缓的速度。原则上，趋缓是可以的，因为我国经济本身就进入了“求质量、轻增长”的阶段，但如果不能保持一定增长，经济就会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就业，所以稳是最重要的。

由于当前消费需求相对滞后，所以短期内的“稳”需要靠政府投资来实现，即在坚守“房住不炒”的前提下，加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特别是包括5G在内的新基建。根据凯恩斯模型，政府投资直接拉动的只是第一轮需求，比如政府投资1000万建一条高速公路，其将会转化成为基建工人的收入，之后工人会到超市消费，形成新的购买力，超市导购员也因此获得收入，进而又拉动了第二轮、第三轮需求，经济学里将这种现象称为“乘数效应”。

政府投资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有多少，关键取决于乘数的大小，即政府资金转化为收入后，老百姓用于消费的比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边际消费倾向”。一般来说，中国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边际储蓄倾向相对较高。近10年来，虽然我国居民储蓄率呈逐年下降态势，但仍是全球居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20年高达45%。由此可见，提高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仅有助于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也是提高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的关键，是破解当前困局的重要手段。同样，政府投资拉动民营投资的乘数效应也很重要，构建比较好的政策环境，提高民营部门的投资意愿，让较小规模的政府投资带动较大规模的民间投资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方向。

《经济》：从中长期来看，我们需要做哪些调整来进一步解压？

许斌：就顶层设计而言，政策的选择是一个短、中、长期的权衡。积极的短期政策可以保证稳，但也绝不能因此牺牲中长期利益，这三者既有权衡，也有互补。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实现两个转型，一是供给侧转型，即从高投入为主的数量型驱动，转向以高效率为主的质量型驱动，效率驱动主要依靠两方面——技术创新和有为政府，两者不可偏废，都是供给侧转型的动力。二是需求侧转型，即从以高出口的外循环为主转向以高国内消费的内循环为主。

回顾1978年-2008年，我国经济模式为外循环主导型，主要表现为国民储蓄率高，外商投资多，高投资加上大量年轻廉价劳动力，推动高产出。然而高国民储蓄意味着低国内消费，由于内需不能消化高产出，因此该模式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外需是否足够大。然而，2008年之后，随着“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外循环主导模式开始失去效力，正式进入以内循环为主的转型期。

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消费内需？从决定消费内需的三大因素——国民平均消费倾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基尼系数来看，在走向内循环主导模式的道路上，我们依旧任重道远。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能大水漫灌”。也就是说，资金投放出来后，要用得有效率，实现更高的乘数，这就需要有为政府的加持，政府做好了，供给侧转型也就做好了。

从需求侧来看，政府开支和税收政策是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此前增加政府开支是必要的，因为那时我们缺乏很多基本的公共产品。当下中国的某些基础设施比发达国家还要好，虽然公共产品建设仍有空间，但财政政策应该更多地转向减税这个工具。减税能够提高百姓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带动消费的增长，刺激内需。同样，降低税收能够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例如用税收优惠来吸引民营企业和政府一起投资新基建，进而带动消费。总结而言，还是要调整政府的做事方法，提升效率，用更便捷的手段刺激经济，而不是盲目地大水漫灌。

《经济》：财政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为1.1万亿元，“十三五”以来的6年间，我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8.6万亿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这对于解决三重压力、实现稳中求进有怎样的促进作用？

许斌：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效率挂帅”的旧时代，进入了“效率公平再平衡”的新时代。过去我们强调把经济搞好、把GDP搞上去，在那个历史阶段是正确的，但也必然会产生分配不均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均在0.4以上，2020年为0.468。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时，居民收入过于平均，0.2-0.3之间较为平均，0.3-0.4之间比较合理，0.4以上则差距过大。

当前，我国正在采取一系列举措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2021年2月25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现行标准下宣告全部脱贫；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提出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

减税是重要举措之一。实施减税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公平，要兼顾大局，要既能在时间上有短、中、长期的权衡，又能在空间上兼顾不同产业和群体的利益，比如逐步加大对非劳动性收入的税收力度，适当减免劳动性收入税收等。要知道，国民消费水平取决于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2021年，我国人均GDP为80976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占人均GDP的43.4%。目前我国很多产业都处于世界中高端水平，中高技能劳动者已成为中国经济的生力军，对这部分劳动性收入实施减税政策，不仅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还可以提高其工作积极性，通过增加收入带动消费，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向消费内需驱动模式转型。

《经济》：就长期而言，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许斌：我将国家的经济发展拟人化，列出了一个等式：

GDP=“智商”ד情商”

“智商”指的是资源禀赋，包括资本和劳动力；“情商”指的是资源配置效率。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取决于“智商”和“情商”。“智商”关键在“人”。目前，中国人口数量增长日趋放缓，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人口质量边际增长率递减。在这个背景下，最重要的是提升人口动力和活力，让更少的人选择“躺平”，让更多的人选择“加速跑”。

“情商”关键在“政”。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技术和制度两个因素，提升“情商”，技术创新很重要，但政策支持和政策的亲和性与稳定性更为重要。我们要遵循党和国家已经确定的政策方向，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如果能持续用好和提升“双商”，中国经济的长期前景仍是乐观的。

许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吴敬琏经济学教席教授

来源 | 经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