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好于预期，但转至3月，新冠疫情的阴霾复又笼罩，加之俄乌冲突等影响，中国经济的春天并未如期而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5%，比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制造业总体景气水平低于“荣枯线”，突出表征为产需两端同步走低，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49.5%和48.8%，比上月下降0.9和1.9个百分点，均降至收缩区间；另据财新传媒和Markit联合公布的数据，2022年3月份财新中国服务业PMI为42.0%，环比大幅回落8.2个百分点，为2020年3月以来最低。

往年进入3月份后企业生产、销售都会进入正轨，从而拉动规律性的景气度回升。今年3月份PMI指数出现的超季节性下降显然属于“非常态”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多重承压下的负向反应。受近期本轮多地散发的疫情冲击，使得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降速甚至失速，导致多地及大批量企业减产停产，且波及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与此同时，地缘冲突持续，外贸型企业出口订单作废或锐减，能源消费市场进一步受到冲击。在中国经济总体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之上，此前略有回温的终端消费市场再陷低迷，国外需求难以避免地继续收紧，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双循环”动能正遭遇逆势冲击。

稳预期、强信心，对于稳增长至关重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发展的八个主要预期目标，同时公布了完成目标所制定的七个重大政策，即“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求各方面“形成推动发展的合力”。这种系统性顶层设计，充分体现了我们“预则立”的制度自信和发展定力。值得一提的是，5.5%的年度增速目标确立之时，深圳、上海等地疫情尚未肆虐蔓延，在原本企稳不易的情况下，挑战有增不减，如此突围“稳增长”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就尤为紧要了。

一、政策精准帮扶，直达市场主体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去年超过114万亿元，增速达到8.1%，实现高基数上的中高速增长是我国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的内在要求。基于同样的道理，今年预期5.5%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是建立在我国新发展格局下必要的底盘所需之上。撇开3月份非常态数据，我国企业今年前两个月经济景气度良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比上年12月加快3.2个百分点。其中，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7万亿元、利润总额3678.7亿元、净利润2821.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6%、20.6%、20.4%，都达两位数。照此势头，如无意外，2022实现预期稳增长目标应该是具有某种确定性的。
未料风乍起，3月经济数据下行，4月或将延续颓势，势必加剧三重压力。而承压的主体，无疑最终落在企业身上，基于此，稳增长政策发力，最好能直达市场主体。比如对企业直接减税降费，退税等于是给企业直接发现金、增加现金流，是及时雨。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报告中有关减税降费的政策论述用了近一整页篇幅，政策的普惠性凸显，根据预算报告：今年减税退税约2.5万亿元，规模为史上最高，单单退税部分就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直接给市场主体发放现金流。

市场主体活则经济活，近3年来中国企业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增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复苏之路。这些经验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因此需要继续精准施策，夯实市场主体的增长基础。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精准、可持续。不仅体现在优化3.6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将2.8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纳入直达范围。中央财政资金直达基层，可避免中间各层的截留行为，这对加大“六稳”“六保”的力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发挥财政的可持续效能，是指延续疫情以来行之有效的帮扶做法，减税降费、助企纾困、涵养税源。尤其要保证经济发展所需的财力支撑，今年赤字率拟按2.8%左右安排，将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依法上缴近年结存的利润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规模比去年扩大2万亿元以上。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2021年我国实施宏观政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企业信贷投放，继续执行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信用贷款支持政策，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幅超过40%，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有效应对了风险挑战。今年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不仅要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而且要求引导金融机构准确把握信贷政策，继续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企业给予融资支持，避免出现行业性限贷、抽贷、断贷。对于被疫情持续重创的行业企业，如餐饮、住宿、零售、旅游、客运等，尤需给予政策倾斜“滴灌”。

二、扩大有效投资，打通国内市场
央行发布的2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2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97.89万亿元，同比增长11.4%，环比同比分别降低0.1%和1.5%，增速持续下滑。2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23万亿元，同比少增1258亿元；而在存款方面，2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238.61万亿元，同比增长9.8%。数据说明，疫情反复等原因抑制了居民消费意愿，而企业端则因成本上涨导致投资意愿不强，从而导致当期信贷需求疲弱。从1—2月数据看，虽然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3.3%，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增长达18.3%，但是建立在去年低基数基础上的。综观而言，受国内外疫情影响，尤其是在逆全球化产业链的波动调整下，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景受限。

传统“三驾马车”中，扩大有效投资不仅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立竿见影，还能带动盘活内需消费和进出口市场。通过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具有共识的一大突破口，特别是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比如建设重点水利工程、综合立体交通网、重要能源基地和设施，加快城市燃气管道、给排水管道等管网更新改造，完善防洪排涝设施，继续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等。基建增长无疑是今年稳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之一。我们注意到，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各级政府便开始储备今年的投资项目，各地重大项目的安排也呈现数量增多、投资规模增长的态势，今年中央预算更是明确拟投资安排6400亿元。

当前，扩大有效投资的一个“牛鼻子”是用好政府债券。政府专项债发行使用是带动消费扩大内需、促就业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3.65万亿元，去年底已依法提前下达1.46万亿元，接下来将抓紧下达剩余专项债额度，向偿债能力强、项目多储备足的地区倾斜。政府专项债券的“牛鼻子”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牵引”，引导资金加大向惠民生、补短板等领域投资，加快新基建等有后劲、高水平项目建设，这既有利于尽早发挥专项债对有效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能促进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二是“撬动”，发挥杠杆作用为项目增信，吸引带动更多社会资本跟进，支持民间资本参与交通、物流、生态、民生等各领域建设，更好优化投资大盘。

扩大投资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支持国家实施重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打通国内大市场。在我国“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中，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等，勾勒出了国内大市场的几大重要板块，实际上也为扩大有效投资提供了思路。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国国内市场不同程度存在“条块分割”和“竞争不充分”的状态：“条”上部门的产业政策数量过多、实施方式上过于依赖行政命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块”上行政区经济难免导致市场分割、区域分工不清、盲目重复投资、高债务风险以及投资效益低等问题；从市场竞争看，平台垄断尚未消除，无序竞争、不公平竞争依然大量存在。

核心要义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下，破除小市场藩篱，最大化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能级。因此，基于若干重点区域推进以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为内容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成为题中之义。遵循这样的思路，就需要更多在跨区域市场、系统性工程上多做文章，尤其要促使更多政府引导投资资金流向合作性的共享共建项目，为打通国内大市场“铺路搭桥”。

三、金融靠前发力，优化信贷结构
释放清晰的宽信用稳增长政策导向，其中金融手段“靠前发力”意图充分显现。日前（ 4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一个政策“亮点”，即是针对性缓解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行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资金压力，明确在今年二季度实施暂缓缴纳养老保险费，并将已实施的阶段性缓缴失业和工伤保险费政策范围，由餐饮、零售、旅游业扩大至上述五个行业，并提及“要提高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符合条件的地区可从60%提至最高90%”。应该注意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只提到延续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阶段性优惠政策，没涉及养老保险。随着当前疫情加剧，从二季度开始实施暂缓养老保险缴费，不啻为及时的务实之策。

此外，会议提出：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用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用市场化、法治化办法促进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推动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同时，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设立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款，央行对贷款本金分别提供60%、100%的再贷款支持等。其中，设立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两项专项再贷款备受市场关注，将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定向支持。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21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23.2%，比贷款平均增速高12.1个百分点；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近50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9.1万亿元，同比增速近25%，较各项贷款增速高近14个百分点。科创金融、普惠金融作为金融信贷支持的重要增长领域，既有利于降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科技创新企业等的财务和融资压力，也有助于稳定市场基础、培养潜在增长动能。

另一优化机构的关键点是要转换信用扩张机制，把信贷扩张的重点，从过去以房地产为主转向以节能减排、绿色低碳等领域为主。过去在外资大量流入、持续贸易顺差的情况下，我国央行信用扩张而导致的货币总量膨胀，某种意义上是通过房地产的“资金池”作用机制来调节的。如今，因其严重透支的泡沫经济现象，已经无法也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了，亟需支持壮大新兴领域以发挥部分替代房地产市场功能的作用。在这方面，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应对疫情救援的金融刺激计划已有实践，如英国的30亿英镑“绿色刺激计划”、法国的“国家恢复计划”和德国的“复苏和弹性计划”等，金融支持在具体分配和实施中更加关注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领域。

作为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有力抓手，绿色金融已经成为助力国家和地区绿色发展的重要工具，在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也将扮演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我国央行一直高度重视绿色金融工作，扎实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经过多年探索已确立了“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绿色金融发展思路，并积极推进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工作。但毋庸讳言，当前我国信用扩张机制的核心仍然是土地和房地产。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虽然呈现放缓态势，但余额仍高达51.4万亿元。

在实践操作中，我们还需要更多创新性方案，以实现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序有效衔接。在多重压力下，“危”中有“机”，要想法设法在政策引导中优化信贷支持结构，把部分扩张的信用流向绿色可持续发展领域，大力发展可持续金融投资，适度超前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绿色产业链共振效应带动生态圈重构。

俗话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发展永远是最硬的道理。“稳”和“进”具有辨证相关性：稳中求进，稳即是进；不进则退，以进保稳。在当前疫情等的严重考验下，尤要积极主动作为，要以发展、进取的姿态，攻坚克难、爬坡过坎，最终把发展的“蛋糕”做大做好、实现经济稳增长。

来源|网易研究局
作者|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政研室副主任刘功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