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之要，在于得人。人才是创新发展所有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是迈向未来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从突破裉节问题和卡脖子领域，到疏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双向链接的快车道，打造创新“核爆点”，全过程创新的每个环节，都有赖于人才的引领和驱动。

在上海，“有什么样的人才，城市就有什么样的竞争力，有什么样的未来”已经成为共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该怎样选好用好人才这个“第一资源”？如何全面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将源源不断的人才优势转化为澎湃不息的发展优势？

聚焦“领头羊”，持续壮大人才队伍

“引进一个人才，带来一个团队，支撑一个项目，做大一个产业。”在广大人才工作者间广为流传的一句话，精准道出金字塔型人才结构中“塔尖”的重要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聚焦“高精尖缺”，持续壮大海内外顶尖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四支队伍”。与会代表委员纷纷表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必须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大力延揽世界一流人才，让顶尖人才成为具有吸附力的“节点”，实现以才引才、以才聚才。

另一方面，壮大顶尖人才队伍必须坚持引育并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市人大代表、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孟钟捷注意到，上海在拔尖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方面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比如地方性支持政策的顶层设计不足，本科拔尖人才培养不够，跨校、跨学科、跨学段、跨届交叉合作不足等等。

“建议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创新行动，专设拔尖人才培养改革专项。”他解释说，可以在现有教委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中，以教育部拔尖基地为改革试验区，支持探索拔尖学生选拔机制、本硕博贯通培养机制、学术创新提升机制、国际交流合作机制、长周期评价跟踪机制等，形成区域特色突出的系列拔尖人才培养范例。另外，还可以组建上海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协同培养机制，让高校、基础教育学校、科研院所、头部企业、协会等形成育人共同体，促使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离不开教育、科技和人才“三位一体”的有效支撑。市政协委员、上海中学校长冯志刚说，上海基础教育改革在开展优秀人才早期培育实验等方面有着良好基础。他建议下一步在基础教育领域开展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试点工作，从国家“卡脖子”技术领域以及基础学科领域所需要的战略性人才角度出发，在数学、物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以及跨学科领域建立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学科基地。

“可以先从一部分有实验基础的市教委直属学校开始试点，给予一定数量的招生计划。同时建立大学、科研院所与中学阶段、义务教育阶段对拔尖学生的贯通培养机制，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专家进入基础教育，高中阶段名师进入义务教育阶段担任拔尖学生成长导师等等，及早帮助学生树立学术志趣。”他说。

激活“蓄水池”，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人才最看重的是什么？市科协调研发现，53.86%的青年人才认为对其关键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较为宽松、促进创造力的科研评价机制”。

体制机制是影响人才集聚和作用发挥的根本性问题。近年来，上海聚焦高层次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博士后等群体，推动重点区域和领域人才评价工作创新试点，优化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在激励、评价、培养、使用等方面进一步放权松绑。就在本周，市人社局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本市科技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管理的意见》，出台了根据科技事业单位核心功能、适度提高科技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结构基准比例10%等“硬核”政策。

与此同时，代表委员们注意到，不少青年人才在成长过程中仍面临资助机会不多、评价导向不足、待遇保障不高等瓶颈。

市科协建议，要探索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多元化支持，鼓励上海各类社会主体设立支持青年科研人员的基金或品牌奖项，形成政府主导、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青年科技人才支持体系。此外，也要完善适合青年科技人才特点的评价体系，重点评价科研方向和发展潜力，不将其资历或以往研究成果作为主要评价依据或限制性条件，设立青年科技创新人才高级职称评审的“直升通道”。

市人大代表、上海科技大学副教务长兼大科学中心主任刘志则把目光投向了高端科研仪器研发人才。“以上海张江先进光源大科学装置集群为例，科研仪器创制人才长期处于缺口状态。”他分析说，这是因为仪器研制类工作周期长，试错风险大，研究成果不易发表；另一方面，为科研装置用户和潜在使用者所提供的针对性指导和服务工作，没有在评价时得到体现，因此导致其晋升困难，科研经费、项目数量也比较少。

刘志建议制定相关指导意见，鼓励高校及科研院所创新科研仪器创制人才的管理模式，将其与常规科研人员的评价方式区分开来，降低评价体系中对论文的考核指标，并将指导和服务科研装置用户的情况纳入工作表现的考量里。

向改革要动力，以改革增活力。唯有突破体制机制壁垒，持续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才能激活人才“蓄水池”，激荡创新“一池春水”。市人大代表、市人社局局长赵永峰表示，人社部门将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制定博士后工作“1+3+X”政策体系，完善科技等领域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岗位设置管理政策，激发用人单位和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筑牢“引凤巢”，积极营造良好生态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如何给各路人才更多“爱上海的理由”？营造高品质的人才生态是关键。

坚持精准化与多元化相结合，推动人才服务保障的有力发展。市人大代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从社保角度出发，指出我国国际高端人才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缓慢且较不健全，面临双边社保协议覆盖率低、国际高端人才高端医疗门诊制度不健全、企业负担重、成本高等挑战。

在汪泓看来，要吸引更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必须优化国际高端人才社会保险制度，为他们消除后顾之忧。她建议加大国内外社保制度转移接续，增强社保的可携带性，制定国际高端人才社会保障号码编制规则，建立全国社会保险唯一账号；还可以加快社保的国际接轨，适时与更多国家签署双边和多边的社保合作协议，设置专门以国际高端人才为对象、有针对性的短期的社会保险项目，逐步完善国际高端人才社保体系。

针对青年人才在沪生活成本高的问题，市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生物材料与组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刘宣勇提出了一个“安居工程”计划，即资助在上海就业的应届博士毕业两年内的租房费用。“因为毕业两年内是他们最艰难的时期，能站稳脚跟，大部分人就愿意留在上海发展。”在具体落地方面，可由市、区级政府和用人单位联动实施、分担经费，将“安居工程”做成上海吸引青年人才的一个政策品牌。

不少代表委员都认同，提升人才服务水平要“想人才之所想”，着力解决他们各方面的需求。市人大代表、静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天熙说，依托“一网通办”，近年来人才落户办理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不过整套政策工具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比如，重点机构落户政策中受理量最多的是通过高新技术企业人才落户，但由于一些高企不了解落户政策和通道，往往通过自身尝试进行探索，实际对内部人才管理和资源分配效率较低。

对此他建议，在重点机构人才落户方面，作为前端认定的部门应承担主体服务责任，谁认定谁牵头谁告知，进一步明确高企或高转通道的落户标准、额度、办理流程等等；提升大数据服务能力，精准画像，精准推送，让企业少跑动、零跑动。

江天熙还指出，当前人才政策服务较为分散，难以形成合力。他建议打破部门壁垒，系统集成“政策包”，增加人才政策传导力度，“相关部门要形成全周期人才服务体系，将分散在各个政策文件中的重点举措进行分类汇总和优化完善，使企业只看一个文件，就能全面了解区域扶持政策‘干货’”。

来源 | 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