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耿：人工智能普及下的全球制造中心转移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迅猛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全球制造业格局。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AI技术有潜力在2030年以前，为全球经济贡献高达13万亿美元的增量价值。
AI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重塑着制造业的劳动力结构和区域分布。传统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弱化，全球制造中心可能从劳动密集型地区向技术密集型和消费市场转移。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一环，必须提前布局，应对这一趋势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全球制造中心的变迁历程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随着科技进步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制造中心逐渐向美国、日本等地转移。
20世纪后期，中国凭借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生产成本，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核心。工信部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28.1%，位居全球首位。
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和AI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制造业再次面临新的变革。AI技术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通过自动化、智能化和数据分析等手段，改变了传统的制造模式。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AI驱动的智能制造已经成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当前，全球制造业正处于技术变革的关键时期。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正推动制造中心从劳动密集型地区向技术密集型和消费市场靠近。发达国家借助其技术优势和市场需求，有望实现制造业的回流，新兴市场国家则面临重新定位和产业升级的压力。麦肯锡的研究显示，到2030年，超过20%的制造任务可能由AI和机器人完成，这将对全球制造中心的分布产生深远影响。
人工智能普及的影响
传统制造业依赖廉价劳动力，但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一优势正在迅速削弱。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可以全天候工作，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数据，全球工业机器人销售量在2022年达到553052台，中国是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2022年的年安装量为290258台，占全球总销量的52.5%。然而，中国的机器人密度（每万名工人使用的机器人数量）为392台，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与领先国家如韩国（1012台）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使得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地区集中。根据麦肯锡的报告，德国通过实施“工业4.0”，到2030年，其制造业中约35%的工作可以实现自动化。美国的智能制造也在快速发展。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通过引入AI和自动化技术，预计到2025年可以将生产成本降低18%。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制造业回流，如税收优惠和技术研发补贴等，进一步推动高附加值制造业向国内回流。
此外，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不仅是技术优势的体现，也是市场需求变化的结果。随着消费市场向高质量和个性化产品转移，发达国家通过AI和自动化技术，提高了制造业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例如，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通过发展先进制造技术，将高端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本土。这一转变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高质量和个性化产品的需求，还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根据普华永道的研究，到2025年，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可能带来70万个就业岗位。
AI技术的普及还将引发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一方面，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将使得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国家集中。另一方面，消费市场的变化将推动制造业向主要消费地区靠拢。例如，随着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消费市场潜力巨大，这也使得部分制造业向该地区转移。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报告，东南亚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在过去十年中超过了5%，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增长极。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风险
中国过去几十年间的制造业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庞大且廉价的劳动力。但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为76394元，较十年前翻了一倍。
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成本优势逐渐减弱。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转移。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吸引了不少服装和电子组装等产业的转移。据越南统计总局的数据，2023年越南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仅为每年2500美元左右，约为中国工人平均工资的1/3。
尽管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高端制造和核心技术领域仍面临较大挑战，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限制了中国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方向升级的步伐。此外，中国相关产业还面临技术封锁和供应链的脱钩断链风险。
随着全球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和消费市场导向转移，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面临深刻调整。部分传统产业需要进行转型升级，以适应新技术和市场需求。例如，纺织、家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成本优势减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引入智能制造技术和提升产品附加值来保持竞争力。根据纺织工业联合会的数据，2023年中国纺织业的利润率仅为5%，远低于全国制造业7%的平均水平。此外，部分地区由于产业转型不及时，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地方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在全球贸易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外部风险也在增加。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2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下降了8.3%。中美贸易战不仅影响了两国的贸易额，还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例如，电子和机械设备等行业的部分企业，不得不将生产线迁往其他国家以避开关税。
此外，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和区域贸易协定的调整，也可能对中国制造业的外部市场和供应链安全产生影响。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东盟国家的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这也可能加剧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RCEP成员国包括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总人口和经济总量均占全球约30%。作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它涉及人口、经济规模广大，必将影响全球供应链、贸易投资模式等。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环境和资源方面的压力。随着环保政策的日益严格，制造业企业需要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环保改造和节能减排。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还对产业布局和生产模式提出了新要求。根据生态环境部的数据，2023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环保投资额达到1.1万亿元，同比增加16.5%。例如，钢铁和化工等重污染行业需要加大环保投入或进行产业转移，这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此外，资源的高消耗和低利用率也制约了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2023年，中国钢铁企业的能源消耗占全国工业总能耗的14%，而能源利用效率仅为美国的75%左右。
如何应对
一是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高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
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不足，依赖进口，使得相关产业面临技术封锁和供应链风险。尽管中国已经在科技创新上投入大量资金，但相比于美国和日本，财政支持的广度和深度仍有待提升。建议进一步扩大科研资金的覆盖范围，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财政补贴，提供专项税收减免政策，并建立国家级科技创新基金，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研发项目。
中国在核心技术攻关方面面临较大难度，缺乏专项资金支持，使得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关键技术研发上进展缓慢。德国政府在2016年设立了未来技术基金，为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提供大规模资金支持。
该基金每年投资约4亿欧元，用于支持能源存储、工业流程适应以及可再生能源与常规能源生产的整合项目，简化了资金申请和审批流程，确保资金快速到位且高效利用。中国可以设立类似的专项科技创新基金，专门用于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核心技术攻关。具体措施包括简化资金申请流程，设立快速审批通道，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并定期评估项目进展，确保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透明度。
中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低，创新能力难以充分发挥。虽然我国已经在一些地区设立了产学研合作示范区，设立专项资金和简化审批流程，但这些措施仍需进一步优化和推广。韩国自201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17个创意经济革新中心，通过提供政策支持、资金扶持以及技术咨询，促进产学研深度合作，推动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应用。我国可以进一步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具体措施包括建立更多的区域性产学研合作示范区，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参与项目研发；提供专项资金支持，重点资助具有高潜力和实际应用前景的项目；通过简化审批流程和设立快速响应机制，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
二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
中国在制造业智能化方面的整体水平仍较为落后，企业自动化、数字化程度不高，导致生产效率低、产品质量不稳定。我国可以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基础上，制定更详细的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明确各行业智能化升级的目标和路径。具体措施包括加大对智能制造技术的研发资金投入，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工业互联网等关键领域；鼓励企业积极应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重点区域设立智能制造示范区，通过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智能制造企业和园区，推广先进制造模式和管理经验；加强智能制造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智能化改造过程中仍面临资金短缺和技术支持不足等问题。虽然我国政府已经设立了一些智能制造专项基金，如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和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并建立了智能制造技术服务平台，如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总体组和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盟，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培训服务，但相比于美国的先进制造伙伴计划仍有改进空间。美国通过政府和私人资本合作，支持制造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和技术升级，并设立区域性制造创新中心，为企业提供全面的技术咨询和培训服务。
我国可以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现有支持体系。具体措施包括进一步简化资金申请流程，设立快速审批通道，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更多的智能制造技术服务平台，提供更加广泛的技术咨询和培训服务；鼓励更多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参与智能制造项目的融资，扩大资金来源。
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不均衡，部分地区和企业的智能化水平较高，另一些地区和企业则相对落后，缺乏整体协调和统筹规划。尽管我国已经在上海、江苏、浙江等一些地区设立了智能制造示范区，并制定了区域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但这些措施仍需进一步优化和推广。如日本通过设立区域性智能制造示范区，集中资源和力量进行重点突破，并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推动智能制造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的经验值得借鉴。
我国可以通过设立更多的国家级和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区，形成区域带动效应。具体措施包括选择重点地区设立智能制造示范区，集中资源进行重点支持；制定更详细的区域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明确各区域的智能化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智能制造协同创新平台，促进区域内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推动智能制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三是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和高端人才。
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面临多个痛点，其中行政审批繁琐、企业注册和运营复杂是一个主要问题。尽管政府进行了多次简政放权的改革，但外资企业在实际操作中仍需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办理各种许可证和审批手续。
相比之下，新加坡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新加坡通过一站式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快速、高效的行政审批服务。例如，新加坡企业注册局（ACRA）通过“BizFile+”系统，实现企业注册、申报和更新等全流程的在线办理，提升了效率。我国需要提升“一站式”服务平台的覆盖面和服务能力，推广电子政务，加快推进政府服务的数字化转型，开发并推广企业注册和运营的在线办理系统，简化手续，提高效率。
我国在税收政策方面吸引力不足，特别是高科技和创新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待进一步优化。尽管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例如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但税收政策的不透明性和频繁变化仍然是外资企业的主要关注点。我国应建立透明的税收政策体系，减少政策的随意性和频繁变化，提供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优惠措施，并设立税收咨询服务，为外资企业提供专业的税收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和利用税收政策，降低税务风险。
尽管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侵权行为仍较为普遍，特别是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些知识产权保护的快速响应机制和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但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增加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和执法强度，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公正性和效率。
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较多，外资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存在较大困难，影响了外资企业的投资意愿和发展潜力。我国应逐步放宽对外资企业在金融、教育等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吸引更多外资企业进入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促进市场多元化和竞争力提升。
高端人才对生活和工作环境有较高要求，当前中国推出了R签证和中国绿卡等便利外籍人才的政策，并在一些城市提供了更好的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服务，但国际高端人才的引进和留用机制上仍有优化空间。尽管我国已经在一些城市建立了国际化的人才交流平台和合作中心，但这些平台的覆盖面和服务水平需进一步提升。此外，应继续通过税收优惠、科研项目资助和创业支持等政策，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积极参与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推动人才流动和知识共享。
四是加强国际合作，拓展多元化市场。
我国制造业依赖单一市场，外贸结构单一，导致抗风险能力较弱。加强与多国的国际合作，拓展多元化市场，可以有效分散市场风险，提升产业竞争力。我国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扩大出口市场。具体措施包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降低贸易壁垒；设立国际贸易促进中心，提供市场信息和对接服务；鼓励企业参与国际展会和商务考察，拓展海外市场。
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品牌影响力不足，缺乏国际化经营经验，难以在高端市场立足。我国应推动企业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具体措施包括支持企业进行国际认证，提升产品国际认可度；提供品牌推广和营销支持，提升品牌影响力；建立国际化经营培训体系，提升企业管理层的国际化经营能力。
此外，中国在高端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相对薄弱，限制了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以色列通过设立Yozma基金，吸引国际风险投资，推动本地科技企业快速发展。此外，以色列还建立了众多技术孵化器，与全球顶尖高校和科技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鉴于美国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我国应加强与以色列、德国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高端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合作，促进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具体措施包括设立国际技术合作专项基金，专注于支持前沿技术和高科技领域的跨国研发项目，促进技术引进和转化；在重点城市设立国际技术孵化器和创新中心，提供基础设施、资金支持和专业服务，吸引全球科技企业和研发机构入驻等等。
五是推进绿色制造，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在环保和资源节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制造业的高能耗、高排放问题仍然突出。德国通过实施“工业4.0”和“能源转型”战略，推动制造业的绿色化和数字化，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水平。我国应进一步推进绿色制造，加强环保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具体措施包括：推广节能环保技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推动清洁能源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加强环保法规的执行力度，确保企业严格遵守环保标准。
我国已经在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和应用领域取得了进展，但绿色制造技术的整体水平和应用深度仍有提升空间。日本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合作，积极研发和推广绿色制造技术，如高效能电池、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等。虽然我国已经设立了绿色制造专项基金，支持绿色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但仍需进一步扩大资金规模和覆盖面。具体措施包括增强与国际绿色技术研发机构的合作，吸引更多国际资源和技术；建立绿色技术创新联盟，促进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推动绿色技术在更多制造领域的应用，形成系统性的绿色制造体系。
绿色制造不仅需要技术上的突破，还需要管理和运营上的改进。丹麦通过建立严格的环保标准和企业绿色运营指南，推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和推广更高标准的绿色制造管理制度，提升企业的绿色运营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强化绿色制造认证体系，推动更多企业通过认证并享受相应的政策优惠；提供系统的绿色管理培训，帮助企业管理层和员工提升绿色管理能力；建立绿色制造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对企业的绿色制造水平进行评估和公示。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中心研究员刘耿）
来源 |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