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当前需要通过促消费稳就业、稳增长
2024年，观察者网重磅推出季度性经济观察栏目——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纵横谈，邀请经济界和金融界重量级专家学者，围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季度经济数据，解读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回应当下公众最为关心的热点话题，展望未来发展。
10月19日，2024年第三期中国经济季度观察·圆桌纵横谈在上海举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赵燕菁等嘉宾齐聚一堂，聚焦三季度经济数据和近期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共议中国经济破局之道。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与会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盛松成：
我主要想谈一谈与消费有关的问题。
从目前的经济运行情况看，需要更多关注需求端，尤其是居民部门的消费。我国政府也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9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就提出“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提升消费结构”。
我想谈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投资驱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使我们在思维和政策导向上形成了一种“惯性”，即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
我国现阶段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远远超越了其他国家在同等收入阶段或GDP阶段的水平，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关注消费，更好地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
事实上，消费和投资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消费的作用，是为有效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基础和方向。
消费是从需求端拉动经济增长的。商品只有被卖掉了，企业才会有新的投资和生产。在服务领域更是如此，在服务领域，生产和消费几乎是同时发生的，有多少生产就有多少消费。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曾说过“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现在我认为该倒过来说，是“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
我们经常能看到无效的投资，但似乎没有无效的消费，消费一定会形成新的生产力。在理论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只有通过投资才能拉动经济，经济才能长期持续发展。
但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的消费率就已经超过了70%，现在的消费率已经超过80%。在大约60年的时间内，美国都是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发展的。
我曾将中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10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数据比较，计算了这些GDP总和占全球GDP比重超过60%的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平均消费率，结果显示人均GDP在1万至1.5万美元阶段，主要国家平均消费率达到了73%。我们现在也处于这一阶段，但我国的消费率约为55%，几乎比其他国家低了20个百分点。
第二，目前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矛盾在消费方面，所以有必要通过促消费来稳增长。短期内，我国财政政策对投资领域的支持力度已经比较充分，应更多关注的是项目落地。
今年年初的预算安排主要包括赤字规模、地方政府专项债与超长期特别国债，合计近9万亿元。此外，去年四季度发行的1万亿特别国债基本在今年使用。所以今年的投资力度实际上是基本足够的。
截至9月底，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率为90%，还有2900亿元原则上将在10月底前发行完毕，同时，“两重”建设（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特别国债资金还有3000亿元尚未落实到项目。所以保守估计年底前，在不计算新增量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可使用资金规模还超过5000亿元。
而消费方面，虽然已经有所改善，但数据不尽如人意。
以CPI为例，我国CPI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始终是低增长，9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0.4%，1-9月CPI同比上涨0.3%。过去长期以来，我们最怕CPI太高，但现在是CPI太低了。
此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今年3月以来，城市CPI同比增速持续低于农村，这很少见。9月，城市CPI同比上涨0.4%， 农村CPI上涨0.6%，以前都是倒过来的。这说明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消费力是不足的。
如果消费持续低迷，也会影响企业投资。今年第三季度，我国产能利用率为75.1%，比第二季度高了0.2个百分点，但低于正常水平。从2006至2019年我国产能利用率平均为77%左右，现在的75.1%与该数据相比低了约2%。因为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投资相对过剩、消费相对不足，所以产能利用率才会下降。
第三，应该关注服务消费。最近一年多来，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速总体呈下行趋势。今年1-9 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相比去年同期的7.9%，整整低了3个百分点，说明我国服务业消费需求较弱。
9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主要也是受到服务业的拖累，也是消费的问题。
服务业的重要性还在于能够有效促进就业，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比制造业更多，如家政、老年人照护、托育等。
目前我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的52%，而美国为65%。这表明在服务消费领域，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
我还想谈谈如何促进消费增长，提一些建议。我认为可以考虑让资金“直达”居民消费领域。
首先是存量房贷利率的下调。9月24日央行潘功胜行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一系列增量政策，其中就包括引导商业银行将存量房贷利率（约4.1%）降至新发放房贷利率（约3.6%）附近，预计平均降幅在50BP左右，惠及约5000万户家庭、1.5亿人口，每年减少利息支出1500亿元左右。
其次，可以考虑将个税起征点从5000元提高到8000元，这会使全国税收每年减少300多亿元，但实际上这一数额只占2023年税收总额的0.2%不到。这是实实在在惠及低收入人群的。
此外，还可以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税率。目前年收入10-20万的部分，个税税率为10%，20-35万元部分的个税税率为20%。如果各下降5个百分点，会使税收每年减少约1000多亿元。以上两项减少的税收加在一起也就1300多亿，而我国的特别国债一发就是1万亿。
最后，可以向特定人群提供补贴。财政部在10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提到了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保障力度，国庆节前已向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下一步还将针对学生群体加大奖优助困力度，提升整体消费能力。
我国目前有1500亿用于消费品以旧换新，我认为，可以再增加1500亿用于家政、养老、托育，这个数目是不多的，但都实实在在全用到老百姓身上去了。
总之，我认为，我国当前内需不足主要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和投资是相互促进的，当前除了关注投资外，需要高度关注消费。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盛松成）
来源 | 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