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果：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增长潜力何在？

文|白果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战略学及创业学助理教授

近几个月来，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动能的讨论日益热烈。这种讨论本身反映出一种普遍的迷茫情绪——那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增长办法，或多或少都面临问题；而新兴的产业方向，则或日趋饱和乃至过剩，或尚未到达全面爆发的时间节点。要想保持经济的活力，稳定市场信心，着力点究竟应该在哪里？

事实上，中国现在面临的可能并不仅仅是周期问题，也不是中国的特殊问题，而是人类经济主旋律从“稀缺”向“充裕”快速转化过程中遇到的范式级变化。寻找未来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也需基于这样的大背景。

01
为什么说当下面临的是范式级别转移？

在已知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供给能力相对需求几乎永远不足，这就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通常基于稀缺性假设。经济的核心任务是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好，如何更有效地促进供给的增长。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能力提升，尤其是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快速渗透，制造能力突飞猛进，中国已成为全球门类最齐全、产能最强劲、技术积累最坚实的工业国，越来越多行业呈现供大于求的状态，消费与投资动力均显不足。

事实上，供给与需求之间关系的历史性逆转，已成为当下世界经济乃至政治、社会各个层面范式级转变的基础。在这一新范式下，供给系统性过剩和需求结构性不足之间的矛盾，将会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的一个主要矛盾。

早在1980年，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和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奇（Paul Ehrlich）就曾有过一个著名的赌局。西蒙认为，人类的创造力会打破资源的客观限制，资源价格的长期趋向必然走低；而埃利奇则认为，人口增长会加深资源匮乏的程度，导致资源价格走高。他们选择了铜、铬、镍、锡、锰，五种金属，要赌一赌十年后，也就是1990年，它们的价格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

十年后，这五种矿产的价格都下降了，其程度从3.5%到72%不等。这个故事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在技术加持下人类供给能力质的飞跃。单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人类处在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然而，经济的良性发展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舞蹈。如果供给能力的提升不能与需求提升相适配，我们并不会自动迎来更美好的新世界。

02
为什么说需求不足是结构性的？

这里的结构一方面是指，不同社会群体需求与支付能力之间的结构性错配，导致大量的潜在需求（以及与之相应的潜在投资机会），并没有得到释放；另一方面，导致社会整体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未来大概率会结构性加强。

这里有技术变化的影响，比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虽然可以提高经济整体的效率和创新能力，但也一定会在短中期带来劳动替代效应，进一步压低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事实上，供给侧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相对重要性”，都会影响需求分配，也就会影响社会总体有效需求。

这里有三个比例至关重要：

一是资本与劳动的相对重要性，这决定了资本回报与劳动回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如果经济活动的资本密集度过高，会抑制劳动力回报份额，进而抑制消费。

二是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投入的相对重要性。由于无形资产（如技术、品牌）具有极强的规模效应，其积累在提高总体盈利能力的同时，也会加剧行业内盈利能力不均，增强行业集中度。

三是劳动中高智力性劳动与普通劳动投入的相对重要性，这会影响劳动者内部收入分配结构。比如，AI可放大“超级个体”作用，导致少数“天才”收入远高于普通劳动者。随着资本积累、无形资产重要性增强，以及“天才效应”强化，不同人群间收入不平等很可能结构性加剧，进一步抑制社会总体有效需求，阻碍供需良性循环。

那么，在这样的范式转变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在哪里？如何才能使经济和社会向着更符合这样的范式转变的方向演进呢？让我们从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分别作出分析。

03
“过剩”的究竟是什么：生产性价值创造vs.交换性价值创造

根据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调节学派的理论，可以将价值创造分为生产性和交换性两种。前者指在生产阶段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产生使用价值的过程，后者则代表市场交换中交换价值，也就是附加值的产生，它体现了市场对稀缺性的认知。

当我们明确区分这两种过程，便能清晰看到，中国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远未达到极限，未来的努力方向会更加明确。

如果仅聚焦生产性价值创造，根据国际经合组织测算，2020年中国制造业产出占到全球总量的约35%，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体量已超过全球（除中国外的）十大主要制造业国家之和。这种体量的确会让人担忧未来发展空间，更担心这样的体量会招致其他国家的负面情绪，乃至敌意。

然而，如果我们将交换性价值创造纳入考量，就会发现，中国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还远未充分释放。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24年中国名义GDP（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8.7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约18%，位居全球第二。这一比例，远低于制造业份额，表明中国经济的交换性价值创造能力远低于生产性价值创造能力。

也就是说，从实物产出意义上，中国产量巨大，全球领先，但在交换意义上，我们并未获得足够的附加值。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仍有巨大提升空间（如图1所示，中国制造业总产量与附加值的增速基本保持了一致）。

图1 资料来源：OECD

交换中产生的价值不只是一个产业概念，还反映了全球经济的权力架构。受市场判断、交易结构，乃至货币系统影响，对应着创新能力、品牌能力、渠道能力和金融能力的培养。

中国企业现阶段的核心任务，不应只是给现有的生产能力寻找到新的买家，而是基于强大的供应链生产能力，尽量向价值链的两端去做延展。只专注于生产，会丧失真正的高附加值活动。但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积累的技术技能，已经能支撑中国各行各业的企业，逐步实现价值链的全面整合和跃升。

作为一名长期在商学院从事研究和教学的学者，我有幸亲身观察到中国企业在各行业的卓越成就。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已具备国际竞争力。此时追求交换性价值创造，正逢其时。

拓展未来发展空间，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需逐渐从生产性价值创造，转向交换性价值创造。然而，受“稀缺”范式下思维惯性的影响，这样的认知还远未达到广泛共识的程度。受困于生产性价值的思维局限，一些企业家认为企业的竞争能力只能来源于卷价格、卷规模、卷性能。而真正可以提升竞争力的创新和品牌建设等，却往往只是说说。

更要命的是，“卷”带来的行业生态恶化是明确的，而且会进一步压低劳动生产率，加剧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

有些政策制定者也受到了过去思维的影响，而陷入一些不必要的困境。比如有些人仍然认为中国需要寻找到一个类似房地产行业的大产业，来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这种思路将新增长点的预期放在某一新兴或“蓝海”行业。但现实中，或者红海遍布，或者行业成熟度低或体量小，无法支撑整体经济上行。

我们必须了解，中国过去过度依赖房地产行业的增长模式，并不健康，更不会是常态。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发展，在“面”不在“点”。也就是说，不应依托于单一行业，而应依托于各行各业在价值链上的跃升，这个潜力是无限的。以中国现在的产能水平，附加值1%的提高，都是了不起的动力。我们不应过度专注“点”上机会，而忽略“面”上广阔空间。

还有一些人，认为重视交换性价值会导致物价上涨，不能让消费者获得实惠。事实上，提升交换性价值创造能力才是扭转供需不平衡的关键。原因有二：

其一，它基于对用户需求的准确洞察和满足，符合用户根本利益。其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交换性价值创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才能得以提高。这种生产效率的提升，是提升劳动者收入的前提。这是我们将供给需求的负循环转化为正循环的关键一步。

中国企业提高交换性价值创造，现在至少有三个结构性机会值得注意：

首先，中国已积累大量专业人才，这为中小企业创新和传统企业转型提供了坚实的价值创造基础。当前的难点在于，如何有效利用高技术型、创意型和创新型人才，实现其才能与现有组织的有机结合。

这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需将工作重点从降本增效、规模扩张转向技术突破、产品创新和品牌打造，更需勇于打破过去成功经验，学习新的管理机制，促进新旧团队融合。每一步皆非易事，但对大多数企业而言，这是未来不可回避的课题。在此条件下，优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工与整合效能，将成为支撑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中之重。

其次，中国消费者偏好正发生巨变。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品牌的盲目追捧，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尤其是新一代的消费者，消费行为日益独立、理性，并愿意为情绪价值、关系价值和社会价值支付溢价（见图2）。

这种理性化的倾向为本土品牌捕捉交换价值提供了机遇，而成熟且高要求的国内消费环境，也成为中国企业最好的练兵场。

 图2 资料来源：富睿玛泽，2025

第三，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将成为发挥中国企业交换性价值创造能力的绝佳契机。但要注意，此处所指“出海”绝非传统贸易，而是中国企业作为品牌方和产业链主，以强大供应链为支撑，直接触达海外用户的全价值链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企业的出海进程其实才刚刚起步。
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则提供了时代性的机遇，在这些平台上，不仅商品可以绕过传统渠道商直触消费者，商品信息也能完整展示，从而助力DTC（direct-to-consumer）品牌挑战传统品牌。

04
潜在需求究竟还有没有空间：真实需求不足vs.结构性需求不足

当我们在讨论生产性价值创造和交换性价值创造时，敏锐的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了硬币的两面：

一方面，关注交换性价值能够让我们看到经济增长和附加值上涨的巨大空间；另一方面，并非所有使用价值都具有高交换价值。也就是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虽然使用价值存在，但交易无法达成；或者虽然交易达成，但对使用价值具有破坏性。典型的例子是环境和生态破坏，以及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现象。

在一个完全自由主义经济体中，若只专注交换性价值创造，而忽略无法转化为交换价值的潜在使用价值，便可能导致公共投资不足和社会支出短缺。这一点在当今美国表现尤为明显：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后，资本增值逻辑远超使用价值增长，许多真正提升福祉的行动无人问津，导致基础设施老化和社会不平等加剧。

具体而言，这种投资不足往往伴随着三种错配：主体错配、时间错配和形式错配。

主体错配是指，能够从投入中受惠的主体，或者没有投资能力，或者过于分散，无法组织起来，导致投入无法有效达成。

而时间错配指由于前期投入太高，而收益周期过长，难以有主体愿意承担在这样一个不对称的投入回报周期中所蕴含的成本和风险。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些错配。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造和招商引资任务，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虽然在短期承担了大量的资金压力，但是随着土地价值的上涨和税基的扩大，最终获得收益，并通过这样的过程，系统地扭转了主体错配和时间错配导致的投入不足问题。得益于这样创造性的做法，当今的中国拥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例如高铁网络覆盖超4.5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达18万公里以上，虽然它们投入巨大，却成为促进产业、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战略抓手。

然而，随着基础设施趋于饱和、房地产市场见顶，似乎投资需求空间已尽。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不然。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想办法突破另一种错配——可称之为“形式错配”。也就是说，我们投入的资金和人力所获得的回报，将更加不容易被度量或更加无形化。这种投入可能集中在与民生相关的各个领域。

这里有对“物”的投资需求，集中在一些相对隐性的投资事项，比如地下管网的升级改造等。当然，比“物”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人”的投资。在过去的分税制度和行政官员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更多放在推动经济发展上，而对民生性投入的意愿和能力都相对薄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当国家产能已经相当发达时，我们的工作重点理应转到扩大人民福祉上来，要从“发展型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

居民消费支出也需要认真审视：我们现在普遍感受到的消费不力，究竟是能力问题，还是意愿问题？深入分析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储蓄率关系，就会发现，在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高的年份，人均消费也会加速增长，同时储蓄率往往负增长；反之亦然（见图3）。这表明中国家庭消费意愿并不低，当收入充裕且前景乐观时，家庭乐于消费，且会降低储蓄。可见，提升消费不只是意愿问题，更是能力问题。

 图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另一个显著结构性现象是中国家庭储蓄率呈U型曲线：青年与老年较高，中年较低。这与生命周期理论（储蓄率中年峰值）相悖。

根据清华大学谢畅和马弘2022年的一项研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家庭收入峰值在25岁-35岁，而非国际常见的45岁-55岁；二是支出高峰在45岁左右，特别是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支出，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家庭的储蓄能力，也抑制了他们在其他方面消费的能力。这两个因素叠加到一起，就解释了我国家庭储蓄率的“中年凹陷”的现象。

图4 资料来源：谢畅，马弘，2022

综上所述，中国消费提升绝非单纯意愿问题，而是收入增长放缓、未来预期不明、防御性储蓄需求，以及消费意愿旺盛群体因收入低或支出压力而无法消费的结构性不足。解决需通过再分配政策、提升中低收入群体能力，实现需求从结构性不足向真实释放转型。

05
关键在于重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

综合以上提出的各个因素，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在于如何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附加值，以及如何在此过程中，保证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比例。与之相应的，笔者提出三个方面的具体建议。

1、尽一切可能保护和鼓励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

商业上所谈的创新包含了研发、客户需求探索、产品能力打造、消费者认知和品牌建设、商业模式构建等多方面的内容。其本质是对潜在需求的挖掘和满足，并表现为企业可持续的超额利润实现，就是一个生产性价值创造和交换性价值创造全面提升的过程。

中国企业创新的空间仍然非常宽广，而且长期的制造水平、技术能力、整合能力、产品能力、品牌能力的积累，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处在厚积薄发的前夜。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过程极为脆弱，需要系统性保护与鼓励。

首先，所有创新行为均需依托“冗余”资金和资源，如果企业负担过重、利润率过薄，甚至长期徘徊在生死线上，便无暇顾及创新。因此，“反内卷”不应仅停留在口号层面，而需尽快形成全面社会共识。基于低价格、低工资、长账期和压榨供应链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现阶段发展需求，且对行业生态造成严重破坏。

此外，对企业的减负措施须落到实处。对于面临实际困难的行业，需审慎评估政策对企业经营的冲击。

例如，自2025年9月1日起实施的社保全覆盖政策。完善的社保体系无疑是利国利民之举，为深化改革、提升人民福祉奠定基础，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低收入个人的短期困难和压力不可忽视。为了使政策执行有个渐进的过程，保护中小企业和就业，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是否可以考虑制定一个过渡性的社保缴纳返还机制？

比如说，目前社保基数各地都是有下限的，一般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上一年月平均工资的60%。也就是说，即使收入低于这个标准，也要按照此基数缴纳社保金。以北京为例，最新社保缴纳基数下限为7162元，是最低工资标准2540元的约2.8倍。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以实际工资为准，将多缴纳的那一部分社保资金，返还给企业和个人？确保政策对于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的正向促进作用？

其次，创新活动的成功往往旷日持久，这不仅体现在研发过程漫长，还包括产品化、产业链培育、客户教育和市场渗透等环节，都需要大量时间和资金投入。因此，企业创新发展必须建立在稳定的商业环境和预期之上。

要大力推动创新经济，政策稳定性是必要前提，包括税收、环保和产业政策等领域。近年来，我国对多行业实施规范化管理，正是增强稳定的重要步骤，但需警惕某些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在执行中出现运动式、过度化倾向，这将极大地损害企业家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进而削弱投资信心，尤其是创新性投资。

当然，我们一定不能忽略创新的高风险本质。某种程度上，创新创业是反人性的，需要企业家承受巨大的压力。因此，在制度层面，需要营造支持性环境，陪伴创新者穿越“九死一生”的过程。

中国过去20年创新创业高峰期，风险投资（VC）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进入21世纪20年代，行业显著收缩。

据测算，2024年，中国VC总投资额仅约2300亿元人民币，较2023年下滑32%，募资额也降至十年低点。投资的风险偏好明显趋于谨慎，这表现为早期投资比例持续下降，扩张期和成熟期投资占绝大头。在投资协议中，被投企业被普遍要求签署对赌、回购等条款。所谓的风险投资，已经一定程度上变为债务融资，加重了创业者的压力，也抑制了创新创业的活力。

总之，保护和鼓励企业创新能力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通过“反内卷”、切实减负、确保政策稳定性以及重塑风险投资生态，我们才能为创新提供肥沃土壤，进而提高企业利润率和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2、加强对“中间人群”的关注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非常关注贫困人口的生活和收入情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绝对贫困的零发生。其中，经济增长和社会转移支付（如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农合）发挥了关键作用，公共转移支付在农村家庭收入中的占比从2013年的10%上升到2018年的20%。这些了不起的成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提高了人民福祉，也提升了社会整体的消费力水平。

在保持对贫困及弱势群体帮扶的前提下，提高对“中间人群”的关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也很有必要。

这里的“中间人群”主要指三种中间：收入中间、年龄中间，以及技能水平中间。庞大、活跃、富足的中产阶级群体，对于一个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这一阶层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这种压力首先来源于技术快速变化，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渗透。

研究显示，人工智能对工作的替代作用并不平衡，超高技能、高创造性岗位通常被AI增强，导致工资溢价和生产力提升，但AI的影响更多集中在普通认知型白领工作中。这种倾向在美国，特别是高科技行业已经表现得较为明显。大型科技集团，如谷歌、Meta、微软等，一方面对人工智能技术投入天量资金，给天才员工开出过亿薪酬，另一方面，大量普通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岗位被裁撤。

这样的趋势在我国也已经开始有所显现。即使失业没有广泛发生，这种可能性也会导致中产阶级家庭加强防御性储蓄，降低享受型消费，这一倾向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们目前观察到的奢侈型消费萎缩现象。

与此同时，在中国当前的个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下，中间群体承担了较高的税收压力，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净流出方。

在个税方面，中国高收入者的税率启动较早，且税级门槛设置较低。超过起征点后，个人所得税率快速上升，从3%起步，最高达45%（年收入超过96万元的部分）。这种结构使得中等偏上收入群体的税务负担较重。

值得注意的是，3%-45%的超额累进税率仅适用于薪资所得收入，而资本所得则适用20%的税率。这导致薪资所得的税负更具累进性，而资本所得税负相对固定且较低，这样的特点有助于鼓励投资，但也加剧了劳动与资本收入的不均衡，特别是给依赖薪资收入的中高收入家庭带来了较高的税务负担，对消费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在社保方面，由于中国目前采取现收现付机制，社保作为二次分配的重要手段，主要在当期调节不同年龄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即中青年劳动群体对退休群体的补贴，而缺乏更广泛的调节（如资本所得、财政所得对退休群体的合理补贴）。

考虑到上文提及的中国储蓄率U型现象，这意味着我们事实上在用储蓄率最低、支出压力较大、消费意愿最强的群体的有效收入减少，来补贴储蓄率较高、支出压力较小、消费意愿较低的群体。这样的资金流动结构，对促进消费显然不利。

但这一结构并非必然。随着中国对直接税的征税能力不断提高，我们越来越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调节收入分配，而不是仅限于在薪资收入群体内部调节。

事实上，早在2017年，国家已制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要求划转中央和地方国有股权的10%给社保基金。然而，时至2025年，其划拨额仍低于5%，且这部分资产的年均收益率仅约1%。以2024年为例，这部分的收益为264亿元，仅占当年社保支出的0.25%，其收入再分配意义微乎其微。

中间群体长期以来被视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其担负的责任和压力却一定程度上被社会舆论和政策制定者忽视。但是，中国未来的消费能力释放、社会满意度提升、创造性释放、经济动能的增长，可以说都与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中间群体的福利改善，会进一步带来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带动更广大群体的收入改善。

因此，在再分配机制设计、劳动时间规定、医疗和教育支出，以及人口自由流动等方面，能否给予这一群体更多关注和支持，对于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3、适当加强财政中民生相关支出的比例

产业附加值的提升和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都需要较长时间。然而目前我们需要尽快获得增长动能，这个推力从哪里来呢？

笔者认为，适当提高财政支出在民生领域的支出比例，对促进消费增长、产业转型和收入分配调整，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图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OECD
备注：主要公共服务项目包括教育、文教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与卫生健康

目前，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服务的项目占GDP的比重是较低的。OECD国家的主要公共服务项目支出占GDP比重在20%-40%之间，中国在这方面的支出占GDP比重只有8%左右。当然，这一部分的支出在近20年已经在稳步上升：中国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从2007年的1.46万亿元上升到2022年的9.86万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由29.25%上升到37.84%。

这里希望强调的并不仅仅是支出绝对值的问题，而是支出方式的问题，或者说支出主体的问题。当前，中国民生类财政支出的主体是各级地方政府。中央划拨的专项资金也有相当大的部分交由地方政府实际执行。这样的支出模式在过去几十年中是适用的，起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在这样的支出结构下，我们在教育、医疗、公共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随着公共建设和服务能力的不断加强，民生服务需要向着更细致、更贴合群众需求的方向走，此时过去这种支出结构的不足就开始显现了。比如各地普遍存在公共服务硬件设施先进但运营薄弱的问题，或者存在提供的公共设施和服务与群众的实际需求不符的情况。

因此，未来财政对于民生的支出可以考虑两个调整方向：

一方面，对于民生类服务的供给主体应该更加多元，加强企业，特别是社会性企业和社区，在民生服务运营上的作用。

另一方面，降低社保基金对工资相关缴纳的依赖度。

2024年财政对养老基金补贴总额虽达到了1.93万亿元，但补给职工养老基金的只有8249亿元，仅占当年职工养老支出的12%。与此同时，当前中国企业和个人承担的社保缴纳，已占到工资总额的约36%-41%，在国际上属于较高水平；而职工养老金替代率已下降到52%，低于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55%最低标准。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当前体系会越来越不堪重负。

如果我们可以改变社保资金来源过度依赖以工资为基础的个人和企业缴纳，转而加强资本所得，特别是国企资本所得，以及财政的贡献比例，将大大提高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再调节的作用，释放防御性储蓄，促进消费和经济繁荣。

事实上，中国的财政支出一直以来都比较审慎，基本保持了“量入为出”的原则，虽然近年来赤字水平略有上升，但总体稳健。由于近年来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负债总体还是呈上升趋势，不少人担心中国如果采取财政扩张政策，是否会带来债务问题。

如果仔细分析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现代货币体系，就会发现，其实，中国政府还有很大的债务扩张空间。因为政府负债（主要指内债）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负债性质不同。

根据现代货币理论（MMT），政府部门的债务是私人部门流动性的来源。由于国家具有税收权和本币的铸币权，内债并没有违约风险。关键是要分析政府的债务扩张是否会引起高通胀。

由于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而且新范式下最大问题是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这就意味着政府的债务扩张只是把过剩的储蓄调动了起来，增加了有效需求，消化了过剩产能，平衡了供需关系，给经济注入了增量和活力，通货膨胀可能性极低。

 图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充裕时代重塑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已从稀缺型向充裕型转型，核心任务在于持续调整供给系统性过剩与需求结构性不足的失衡。通过区分生产性价值创造与交换性价值创造，我们看到中国制造业在附加值和国际定价权上仍有巨大潜力。

笔者提出三点建议：创新驱动推动价值链跃升，反内卷与政策稳定是其保障；关注中间人群释放消费潜力，优化税制与社保再分配是关键；财政扩张提供短期动能，通过多元供给和转移支付，提升民生福祉。这些措施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协同——创新提升附加值支撑收入增长，中间人群福利改善激发消费，财政支出则桥接短期与长期转型。

展望未来十年，若能把握这些机遇，我们将从“世界工厂”迈向“创新强国”，实现可持续增长与社会公平。这不仅是经济模式的重塑，更是人民福祉的全面提升。

来源|《财经|2026预测与战略》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