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耿：创新如何成为“新常态”——从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出发重读李约瑟与《大分流》

如果说增长是现代世界的信仰，那么“增长为何能持续”就是经济学最顶级的谜题。

2025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表彰理由简练而有力：“解释了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这不仅是对“内生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史”研究传统的致敬，也让我们得以用最新理论重访学界长期争论的“李约瑟之问”，以及它在经济史中的现代回响——大分流。

两代诺奖对增长之谜的接力

进入历史现场之前，我们需先厘清：2025年几位诺奖得主是在怎样的理论谱系中接过上一棒的。1987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索洛以新古典增长模型奠定了现代增长研究基准框架——资本如何积累、劳动如何增长、经济如何长期趋于稳态。但为使模型可解、可用，他将“技术进步”作外生化处理：虽可在统计上估算其贡献，却难在模型内部解释其来源。

通俗地说，以前的经济学家能精确计算资本的积累、劳动的增加，但对于那个最关键的剩余变量——全要素生产率（TFP，常被视为技术进步的统计度量，即著名的“索洛残差”），他们倾向于把它看作一种“从模型外部降临”的力量：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像气候一样影响生产率，却不受一国经济体系内部决策的直接控制。也就是说，模型接受技术进步的结果，却把技术进步的“原因”暂时留在黑箱里——而这正是后来者继续向前的起跑线。

近半个世纪后，2025年诺奖得主们把研究的探照灯对准了这只黑箱。

阿吉翁在其著作《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中，构建了被称为“熊彼特式增长”的框架——创新不仅仅是新事物的诞生，更是对旧事物的替代。新技术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旧技术的消亡，新企业的入场必然意味着旧企业的退出。阿吉翁等人从数学上证明了，创新是“内生”的——它是企业为了追求利润而有意投资研发的结果。一个社会如果为了维持稳定而过度保护旧技术、阻碍其退出，那么增长的引擎就会熄火。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

［法］菲利普·阿吉翁

赛利娜·安托南

西蒙·比内尔 著

余 江 赵建航 译

中信出版社

2021年出版

而历史学家出身的莫基尔，在其代表作《增长的文化》中，则从更深的历史维度补充了这一机制。创新不仅需要市场激励，更需要一种特殊的“知识供给”。如果一个社会仅仅依靠熟练工匠的试错来改进技术，那么这种增长很快会遇到“收益递减”的天花板。唯有当关于“是什么”的科学知识与关于“怎么做”的技术知识之间形成低成本的互动与反馈时，技术进步才能从偶发的灵感，转变为可累积、可解释、可持续的“新常态”。

如果把索洛留下的“增长账本”与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创新机制的“打开黑箱”合在一起，我们便得到了一套更完整的增长“语法”：增长并非自然常态，而更像一台需要精心维护的发动机。让它持续运转，既要有燃料（资源），也要有点火与传动机制（激励、竞争与替代），还离不开清晰的设计图纸（可累积的知识体系）。

一旦有了这套语法，那个古老的追问便立刻被召唤起来：为什么这台发动机在18世纪的英国被成功组装并持续运转，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清朝的江南，尽管火花四溅，却始终未能引燃工业化的燎原之火？

地理、制度与观念：三本坐标之作重绘“大分流”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书桌上现在至少有三本坐标之作可参考，它们分别解释了科学革命为何缺席、工业化门槛如何跨越，以及创新如何获得可累积性。

第一本坐标之作，是李约瑟那部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在整理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后，在《导论》中陈述了他的困惑：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比西方更善于利用自然知识，但为什么近代科学——那种以数学化假设、受控实验和普适性定律为特征的知识体系——没有在中国诞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这套跨世纪的百科全书仍在持续出版，2025年2月，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藉出版社推出第五卷第十二分册《陶瓷技术》（柯玫瑰、武德著）中文译本，把一条从黏土、窑炉到釉彩乃至世界传播的技术链条梳理得一目了然。它既展示了材料配方、工序控制与器物审美如何在长期实践中被迭代，也详尽记录了中国工匠如何单纯依靠经验试错，就将“怎么做”（技术知识）推向了前现代文明的巅峰——而这种“技术高度”与“近代突破缺席”之间的反差，恰恰把李约瑟之问的张力变得更具触感。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十二分册·陶瓷技术》

［英］柯玫瑰 武 德 著

陈铁梅 等译

科学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5年出版

第二本坐标之作，是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彭慕兰的里程碑式著作《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加州学派挑战“欧洲中心论”，主张重估18世纪中西经济发展水平，《大分流》正是在这一脉络中改写了全球经济史的讨论方向。彭慕兰提出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判断：直至18世纪中叶，中国江南在市场整合、契约执行乃至财产权保护等方面，都与英国不相上下。由此，他反驳“欧洲制度天生优越、中国制度天生落后”的传统叙事，将解释重心转向煤炭区位与新大陆资源供给等地理—生态因素对工业化突破的关键作用。

《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美］彭慕兰 著

黄中宪 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1年出版

第三本坐标之作，则是2025年诺奖得主莫基尔的《增长的文化》。在“加州学派/反加州学派”的对峙之外，他提供了一种关键的第三种视角：认可中西市场运作可能相近，同时强调欧洲在“思想市场”与知识传播机制上具有独特优势。

《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

［美］乔尔·莫基尔 著

胡思捷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出版

为什么要将这三本书合起来读？

乍看之下，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彭慕兰的《大分流》在某种程度上“祛魅”了制度的作用——如果英国的成功主要是因为煤矿位置好和拥有美洲殖民地，那么制度和文化似乎就没那么重要了。然而，202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却重新将桂冠戴在了“制度与观念”的头上，强调创新机制的内生性。

这究竟是地理的胜利，还是制度的胜利？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恰恰是我们深入理解“大分流”的契机。通过诺奖的理论棱镜，我们会发现，这三位学者其实是在处理同一场历史剧变中的不同环节。

拆解谜题：上游的知识体制与下游的工业门槛

当我们尝试将上述三者的观点对接时，首先要做的是“问题分层”。

李约瑟最初提出疑问时，他更关心的是处于因果链前端的科学史问题（即“上游问题”）。而彭慕兰写下《大分流》时，他处理的主要是处于因果链末端的经济史问题（即“下游问题”）。莫基尔的研究则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在“上游”层面，莫基尔与李约瑟形成了某种跨越时空的对话。莫基尔并不认为欧洲人天生更聪明，但他强调，1500年到1700年的欧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知识文化”，他称之为“工业启蒙”。在《增长的文化》中，莫基尔基于详实的史料，描绘了一个跨越国界的“书信共和国”。

这并非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由科学家、哲学家、工程师和出版商构成的紧密网络。牛顿、惠更斯、波义耳等人的发现，通过这个网络迅速传播。这种机制的关键在于：知识被视为一种公共品，学者们为了赢得声誉而争相公开发现，而不是像传统行会那样保守秘密。这种低成本的知识验证与传播机制，让顶层的科学理论能够渗透到底层的工程实践中，使得欧洲的创新具有更强的“可累积性”。

相比之下，李约瑟笔下的中国科技，虽然成就斐然，但更多表现为基于官方需求或工匠经验的“孤岛式创新”。如果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竞争且能够对技术原理进行数学化解释的知识市场，技术进步往往会随着王朝的兴衰或工匠的离世而中断。

因此，莫基尔实际上回应了李约瑟之问的现代版本：为什么创新的“发动机”能够被制造出来，并具备持续升级的能力？答案在于欧洲建立了一套降低“有用知识”获取成本的特殊体制。

然而，仅有发动机是不够的。这就引出了彭慕兰在“下游”层面的关键贡献。

在《大分流》中，彭慕兰有力地指出，即便有了牛顿力学和瓦特蒸汽机，如果没有足够的燃料和原材料，工业化也可能被锁死在生态陷阱中。他比较了英国与中国江南，发现两者在18世纪都面临严峻的“生态约束”：森林被砍伐殆尽，土地承载力逼近极限，要想进一步增长，必须寻找替代能源和额外的土地。

这就是“下游问题”：为什么在生活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工业化的门槛在英国被跨过，而在清朝江南没有？

彭慕兰给出的答案是“地理与地质的意外馈赠”。英国拥有位置极佳、易于开采的煤炭储备（这一点不同于中国经济中心远离北方的煤矿），以及通过殖民体系获得的新大陆（美洲）。新大陆为英国提供了数百万英亩的“幽灵耕地”，源源不断地输送棉花与糖等土地密集型产品，从而让英国得以将本土有限的土地从生产衣食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专注于工业扩张；而英国及西欧的木材短缺，则更多通过煤炭（及焦炭）对木材燃料的替代，以及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木材来缓解。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幅清晰的分层图景：莫基尔解释了“知识体制”如何为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发动机）；而彭慕兰解释了“资源与贸易”如何为增长提供了可行性（燃料与空间）。

争论的地图：互补中的张力

至此，我们可以尝试绘制一幅关于大分流的“综合地图”。这幅地图上并非只有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存在三类关键的变量，它们共同决定了增长是否能成为“新常态”。

第一类变量是“知识体制与创新动力学”。这是莫基尔与阿吉翁的主战场。他们提醒我们，工业革命不仅仅是煤炭的燃烧，更是“观念的燃烧”。如果只有煤炭而没有关于气压和真空的科学知识，煤炭只能用来取暖，而造不出蒸汽机。在这个层面上，欧洲在18世纪前建立的知识生态系统是其独特优势。

第二类变量是“资源禀赋与边界条件”。这是彭慕兰不可替代的贡献。他让我们看到，增长的发动机再精密，如果缺乏燃料或被生态天花板压死，也无法运转。如果英国没有煤炭和新大陆，它可能会走上一条劳动密集型的“勤劳革命”道路，就像清代的江南一样——人们越来越勤劳，土地产出越来越高，但人均产出却因资源约束而停滞。

第三类变量是“竞争机制”。这连接了阿吉翁的增长模型与史学观察。阿吉翁强调，“创造性破坏”需要竞争来驱动。欧洲分裂的国家体系导致了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迫使各国不得不通过支持创新、保护产权来避免被邻国“毁灭”。这种残酷的竞争结构，构成了增长机制的润滑剂。

当然，承认互补并不意味着没有张力。

真实的学术争论往往聚焦于“解释变量的权重”，以及究竟谁是“必要条件”、谁是“充分条件”。

例如，学界存在一个著名的“南美洲悖论”：南美洲拥有比英国更丰富的自然资源，却没有在18世纪率先发生工业革命。这成为制度学派学者（如道格拉斯·诺斯、达龙·阿西莫格鲁）反驳单纯地理决定论的有力证据。这暗示了莫基尔强调的观点：如果观念和制度不改变，煤炭永远只是埋在地下的石头，无法转化为持续的动能。

反之，彭慕兰的支持者则会强调“生态约束的硬度”：即便有再完美的市场制度，如果能源瓶颈无法突破，经济也只能在传统水平上内卷。宋代以来中国部分地区因木材紧张而出现以煤（及焦炭）替代木炭的现象，常被用来提示前现代经济对燃料与生态边界的敏感性。

这种张力不必急于消除。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变量的相互作用中：知识体制提供了起飞的“基因”，而资源与世界体系提供了起飞的“风口”。缺乏前者，风口上的猪也会掉下来；缺乏后者，基因优秀的种子也会枯死在贫瘠的土壤里。

结语：增长不是命运，而是精密的系统工程

回到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将奖项授予这三位学者，或许不仅是为了表彰他们对过去的解释，更是为了回应即将来临的未来。

当我们合上《大分流》《增长的文化》与《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这三本书，并重新回到李约瑟之问的起点时，一个深刻的警醒浮出水面：持续增长绝非人类历史的常态，而是一种极其脆弱的“新常态”。

李约瑟之问与大分流的辩论告诉我们，现代繁荣的达成是多么不易。它既需要莫基尔式的“知识开放社会”作为土壤，让新思想不受阻碍地流动；又需要阿吉翁式的“创造性破坏”机制作为动力，容忍旧产业的衰败以换取新生；还需要时刻警惕彭慕兰所揭示的资源与环境的边界约束，寻找新的“煤炭与新大陆”。

理解那些促成起飞的复杂条件——知识、制度、资源与竞争的精妙耦合——正是为了避免在未来的航程中重新陷入停滞。这，或许才是我们今天重访这些经典著作、致敬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大意义。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欧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