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欧说

3月22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宣布，将对5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斌认为，美国此举和中国的崛起及全球化红利的分配不均有关，中国的应对之道体现了其作为大国的担当和智慧。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U.S. Census Bureau）公布的数据，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约为1,304亿美元，进口额约为5,056亿美元，美中贸易逆差约为3,752亿美元；而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公开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约为4,298亿美元，进口额约为1,539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约为2,759亿美元。

由于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不同，两者呈现的数据有较大差异，但都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中国对美贸易存在巨额顺差，或者说美国对华贸易存在巨额逆差。特朗普认为，美中贸易逆差已经“失控”，所以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并表示“希望中国尽快将对美贸易顺差削减1,000亿美元”。

在我看来，削减对华贸易逆差并不是美国提出加征关税的主要原因。此次中美贸易战，不过是中国和美国这两大经济体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竞争中发生的一次碰撞，并不能简单地从“贸易战”的角度来对其进行解读，而应该看到事件背后的宏观图景。

美国贸易逆差，原因在其自身

为削减美中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决定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这一举措是否具有合理性？我们首先要看美国的巨额逆差是如何产生的。

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是顺差还是逆差，取决于该国的国民储蓄和国内投资孰大孰小。如果国民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该国在国际贸易中必然处于顺差地位。反之，如果国民储蓄小于国内投资，该国在国际贸易中必然处于逆差地位。这是一个铁律。

美国民众储蓄意愿弱，国民储蓄长期小于国内投资，决定了美国在全球贸易中一定处于逆差地位。实际上，不只是美中贸易，在和日本、欧盟的贸易中，美国同样处于逆差地位。

中国正好相反，由于教育、医疗、购房和养老等需求的驱动，国民储蓄非常大。国民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决定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一定处于顺差地位。下图中的国民储蓄和国内投资之差，就是中国的贸易顺差。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谈的贸易顺差或逆差，是指一个国家对所有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或逆差之和，可称为总体贸易余额。而两个国家之间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可称为双边贸易余额。

一般认为，双边贸易余额受汇率变化的影响。由于双边贸易余额之和就是总体贸易余额，所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总体贸易余额和本币汇率存在一个反向关系。

以美元为例（见下图），可以看到，美元贸易加权实际汇率指数与美国净出口额（即贸易余额）大致呈负相关关系。不过也有例外：2001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虽然美元持续贬值，但美国净出口额不增反降，这表明汇率之外的因素起了更大的作用。是什么因素呢？或许和中国“入世”有关。

中国在2001年入世后，出口规模快速扩大，贸易顺差的积累使得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不断上升，当其中的一部分投向美国国债时，对美国的利率产生了向下的推动作用。

在超低利率的环境下，美国民众的消费倾向变得更强，其储蓄倾向变得更弱，使得美国的国民储蓄和国内投资的差距变得更大，也就意味着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变得更大。这个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结果是内生的，是美元贬值所不能扭转的（如上图所示）。

再来看中国。这些年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指以对外贸易比重为权数的加权平均汇率）呈上升走势，而中国的净出口（即贸易余额）也呈上升走势，在大部分时间段里，两者呈正相关，而不是负相关（见下图）。这说明汇率不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决定因素。中国的数据印证了贸易顺差是国民高储蓄的内生结果，而不是汇率政策的结果。

就中美的经济增长而言，中国的高储蓄率提供了物质资本的积累，加上劳动力成本优势和科技发展后发优势，中国经济得以实现高速增长。而美国的科技创新底蕴雄厚，人力资源丰富，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经济中也是独领风骚。从经济增长中推不出一个国家会是贸易顺差还是逆差。一个国家的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是由该国的国民储蓄倾向和国内投资倾向这两个内在因素所决定的。

当然，中国对美国的双边贸易顺差占到了中国全部贸易顺差的近一半，仅仅用储蓄投资倾向是解释不了的，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对中美双边贸易余额可能也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中国政府的确为扩大出口而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对出口企业实行退税政策和提供财政补贴等。但是如果看不到中美巨额贸易顺差背后国内因素的作用，一味强调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作用，那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根本性曲解。

美国的核心诉求：利益再平衡

中美贸易不平衡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但为何美国还是要提出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

这与中国经济崛起和国际经济秩序进入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有关。

经过40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数量型增长”转为“质量型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可从中国对外贸易产品结构的转变中得到印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拥有大量年轻且纪律严明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出口商品主要是衣物和纺织品等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21世纪，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端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本和技术优势。2017年，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中，超过三分之一是手机、电脑、电脑配件、移动通信设备和家用产品等中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但是，美国不想让中国在中高端产品市场上成气候，它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心存顾虑甚至恐惧。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坦言，此次加征关税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制造2025”计划。在其办公室发布的建议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中，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要重点发展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如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工业机器人等。

由此可看出，阻滞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是美国提出加征关税的重要目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寻求全球化红利的再分配。

全球化让所有参与国家受益，但受益的多少差别很大。中国是过去40年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美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受益者。但是全球化在使得一个国家整体受益时，会损害部分群体，如美国“铁锈地带”的民众在全球化过程中蒙受了损失。这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策略及贸易保护政策受到很多美国民众欢迎的原因。

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也是导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重要原因。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标志着逆全球化渐成潮流，也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进入了新一轮的变革和调整期。

逆全球化对世界各国均无好处，最终大家还是要回到全球化的正常轨道上来。在此过程中，如何对全球化红利进行再分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可视为其谋求全球化红利再分配的重要手段。那么中国又将如何做出回应呢？

短期让利意在促成长期发展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博弈不可避免。同时，在国际经济秩序进入变革和调整期的当下，中国需扮演好国际经济秩序参与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古人有言，“小智治事，大智治制。”要妥善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需要运用“大智”而非“小智”。令人欣喜的是，我们从中国的回应中看到了大国之智。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的演讲传递了很多重磅信号，如中国将“主动扩大进口”和“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有些人将这视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回应，但在我看来，这些举措并不是针对一时一事，而是从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所做出的重大部署。

短期来看，“主动扩大进口，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的公开承诺，体现了中国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诚意，也传递了中国愿意倾听它国诉求、主动削减贸易不平衡的善意，从而让中国在与美国当前的贸易摩擦中取得话语主动权。

长期来看，扩大进口和放宽市场准入将推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让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起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人口红利和改革开放红利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能，但在2016年之前的五年里，旧的红利日渐式微。2017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超预期增长。究其原因，是中国经济内部产生了新的动能：消费升级、服务需求不断扩大、城市化不断推进以及新技术新经济的快速发展。维持这些新动能的最佳方法，不是进行贸易保护，而是扩大开放，在竞争中发展，在竞争中成长，这是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的重要背景。

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更多外资进入汽车、金融等行业，外商投资环境将进一步改善。在此过程中，由于保护壁垒被打破，很多落后产能将在竞争中被淘汰。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长远来看对中国经济大有益处，因为这能倒逼产业进行改革，让企业实现优胜劣汰，从而推动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同时，扩大进口和放宽市场准入可视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一种让利举措，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做出适度的让利有助于全球化红利的再分配，有助于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可以看到，中国在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中并不争一时之得失，而是立足长远，着眼未来，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为共建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国际新秩序付出努力。相信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和推进，中国能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家，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编辑 | 岳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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