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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21日

从过去40年增长的动力,看2018年后中国经济的走向

小欧说

 

过去三四年,是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增速最低的时期之一。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了?即将进入2019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天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文 / 朱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公众号)

近年来,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有所蔓延。究其原因,中国GDP增速自2007年开始便逐步放缓,年增速在十年时间内从14.2%下降到6.9%;过去三四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慢的时期之一。同时,中美贸易摩擦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几年的经济下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有多大?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又将如何?本文将通过总结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来回答上述问题。


经济波动难以避免

要预判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我们不能只看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走势,而应该拉长和放宽我们的视角。拉长视角,就是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历程;放宽视角,则是将中国经济增长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

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厘清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而对未来有相对更加准确的判断。

回顾过去40年,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均GDP虽然保持了接近9%的年均增长率,但并非年年都维持在这个水平,而是有很大的波动(见下图),大体上经历了四个上行和下行的周期。虽然叫周期,但有长有短,并没有规律。从这张图上看,我们无法得出中国经济将继续下行的结论。

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现象本身是正常的,无法避免,每个国家都一样。

所不同的是,从40年人均GDP的增长率来看,与其他国家相比——不管是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都是最快的,年增长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6到7个百分点。

40年来,中国的人均GDP增长了大约25倍,而同一时期欧美发达国家增长不到1倍。

中国的增长比发达国家快似乎一点也不奇怪,只能说我们40年前太穷了,基数太低,所以增长空间很大。但在过去40年里,无论是低收入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下收入的中东和北非,还是中上收入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平均都低于发达的欧美!

所以,基数低并不必然增长快,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多数基数低的国家增长很慢。


关于中国高速增长的
几种流行解释

那么,中国经济过去40年高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中国今后是否还有可能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我们只有较好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才能够比较准确地回答第二个问题。

今天,我们都习惯性地将中国的高速增长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确,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的增长奇迹固然不可能发生。但是,改革开放只能解释为什么1978年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快过1978年之前,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时也快过其他国家,不只是快一点,而是快很多。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三四十年里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各自的改革开放政策,很多国家的市场化程度比我们还要高,但除了印度、越南等几个国家以外,都没有出现增长的奇迹。即使印度和越南的增长速度,也要比中国低3到4个百分点。

关于中国的高速增长还有一些其他的解释,包括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出口拉动等等。如果这些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几乎所有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应该同样可以实现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

与发达国家相比,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都很廉价,也几乎都存在劳动人口占比上升这样的人口红利,也都可以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尤其是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不会像中国这样容易成为西方贸易保护主义者及其政策的攻击目标。

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增长的奇迹在于中国的体制和政策有很大的优越性,政府比较强势,效率高,政治稳定。

但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效率以及政治稳定性只是中上游,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要是说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唯有中国找到了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政策,这种可能性太低了。


中国增长的“三驾马车”
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

为了厘清中国经济40年来高速增长的原因和最近几年增长下行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经济学里,经济增长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持续的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的提高,是一个中长期概念。经济波动指的是短期GDP增长率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上升和下降。

根据上面的定义,经济增长是个生产、供给问题,而不是需求问题。决定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直接因素只有三个:物质资本的积累(即投资)、人力资本的积累(即教育)和技术进步。

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真正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而不是媒体上常常提到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后面这“三驾马车”的说法是很有误导性的,它们是影响短期经济波动的三个需求因素。

其中,只有投资既创造短期的需求,也创造长期的供给,所以无论对短期还是中长期经济增长都有影响。而出口和消费只是通过影响生产能力的利用率来影响短期GDP的增长率,但不决定长期的经济增长。

很多落后国家之所以增长慢,不是因为需求不足,出口太少,或者老百姓不肯消费,而是生产不足,缺少投资,教育质量低下,技术进步缓慢。

所以,要理解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以及未来中长期的增长前景,就要用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这三驾马车来分析。而要理解最近几年的经济下行,就要从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方面来分析。很多对中国经济的错误分析都是因为混淆了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

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而不是消费和出口。中国的投资率在过去三四十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经济增长的第一驾马车非常有力。

那么为什么中国可以维持世界上最高的投资率呢?这是因为我们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如果没有足够高的储蓄率,高投资就要依赖外资,但靠外资发展经济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再看教育,我们的中小学基础教育质量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里是最高的,如以具有可比性的国际PISA考试为标准,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Hanushek 和 Woessmann的研究,基础教育质量是最能预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指标。

教育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学习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来实现的。从实现技术进步的能力方面看,中国的专利申请总量以及国际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人均水平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质量上与最发达国家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正在快速追赶。

最重要的是,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所以经济增长的第三驾马车也非常得力。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过去40年里是世界上最快的呢? 我的答案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一样,我认为是文化优势。

文化这个词很大,这里所指的只是中国人勤俭持家和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正是这个文化才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经济增长奇迹的主要原因。

如果中国文化那么有利于经济发展,为什么我国的经济腾飞只是发生在过去的40年里呢? 

这是因为文化虽然重要,但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储蓄和重视教育的文化只有在工业社会才有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在农业社会,储蓄对个人财富积累有意义,但无法为全社会创造财富。只有在工业社会里,个人投资才可能为社会创造财富。

另外,在农业社会,教育不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因为不存在持续技术进步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工业化之前,中国文化是没有用武之地的。中国在100多年前开始发展工业,但先是因为各种战争,后来因为体制和政策失误,一直没有机会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

所以,可以说,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变革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但不是中国为什么比别的发展中国家增长更快的原因。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不在体制,而在文化!


近年经济下行的原因

前面说过,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消费、投资和出口。近年来,消费增长率的变化并不大,但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下滑比较严重。出口增长率过去两三年一度为负数,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11年的20%以上降低到现在的6%。

投资和出口的波动幅度一般都会显著超过消费的波动幅度,所以,经济下行时,消费下行会小于投资和出口的下行,所以消费增长在GDP增长中占的比例就会上升,但不能因此说是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更不说明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上升。消费占比显著上升恰恰说明经济下行严重!

出口下滑也许可以怪欧美经济增长乏力,但投资下滑严重则与政策有关。经济短期的剧烈下行几乎一定是需求端而不是供给端出了问题。应对需求下行的政策处方应该是更加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不是相反。

但是,过去几年,我们的财政支出及货币供应的增长率都显著下滑,处于改革开放40年来最低的水平。

2017年,中国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已经降到6.5%,低于不变价GDP的6.9%的增长率,更是低于名义GDP的增长率。最近这两年,社会融资的增长率下滑速度还快过银行信贷增长的下滑,造成很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

除偏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外,过去两年“去杠杆、去产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刀切的情况,力度过大,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民营企业,导致人们担心国进民退。好在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提出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要为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这几年的一些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似乎受到了国外媒体和国内业余经济学家的误导,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负债率过高的判断。

负债占GDP的比率不是衡量一个国家负债率的合适的指标,而应该用资产负债率。用GDP而不用资产作为分母是个偷懒的办法,因为GDP数据是现成的,而资产价值难以衡量。

从资产负债率来看,只是国有企业在所谓“4万亿”的刺激政策后负债率有比较显著的上升,而民营企业由于借贷困难,负债率并不高。事实上,中国民营企业的负债率过去10年里是不断下降的,已经处于过去20年里最低的水平。

我们不能盲目地拿西方机构和媒体用的指标来简单套用到中国。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和投资率最高的国家,银行存款多,可用于放贷的钱也就多,固定资产增长快,债务自然就高。

还债能力不只是取决于借款者的收入水平,而主要是取决于借款者的资产水平和储蓄能力。一个国家安全的杠杆率要看负债与资产以及负债与还债能力(即储蓄)的比率,而不是与GDP或者与收入的比率。


贸易摩擦短期影响有限
中国经济潜力依然很大

要分析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对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的讨论是无从回避的。相关的报道和解读已经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言,主要强调两点:

第一,美国的贸易赤字与其低储蓄率直接相关,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没太大关系。事实上,美国的经济增长与贸易赤字反而是成正比关系的。经济好的时候,投资率较高,民众的消费意愿也上升,储蓄率就会下降,结果导致贸易赤字(等于国内储蓄减国内投资)上升。

所以,中美贸易争端的结果即使会降低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赤字,也不会改变美国的整体贸易赤字水平。

第二,总体来看,中美贸易争端短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较有限。即便美国从2019年对中国全部出口货物开征25%的关税,所征收的关税总额还不足中国GDP的1%,所以宏观上影响有限,但对某些以出口美国为导向的部分行业和企业而言,冲击会比较大。

最大的影响,是动摇市场信心,导致资本市场和企业投资意愿下行。长期的贸易争端则会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这反而是更值得重视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短期来看,我们需要改变近年来过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改善过严和僵硬的监管环境。这是给企业松绑,而不是所谓的放水。同时,以中美贸易争端为契机,苦练内功,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扩大改革开放。

长期来看,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将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储蓄率高,基础教育质量好,技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很好的。根据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中国经济在今后十年内是有能力保持7%-8%的中高速增长的。

但是,要实现这个潜力,用吴敬琏教授的话讲,就是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上来,全面建设市场经济和法治体制。若能如此,中国经济的前景就还是光明的。

编辑 | 岳顶军 | 主编 | 袁梅 | 美编 | 来来 | 图片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