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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01月23日

国际金融演变逻辑与中国金融改革历程

以下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兼职教授、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姜建清在第46届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上的主题演讲全文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参加由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主办、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承办的第46届年度全球商学院院长论坛。在座大家都是全球知名商学院的院长,也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播种文明和梦想的商学院的掌舵人。知识改变命运,人才决定未来,文明成就梦想,一直以来商学院在推动全球化发展、引领商业文明、创新创造未来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全球化与创新成为近些年来全球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中国亦不例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十字路口”,面对很多新的考验和挑战。如何加强合作,携手绘制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化蓝图,是我们共同面对的迫切问题。借此机会,我就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演变趋势和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历程,和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见解。

一、当代全球金融演变趋势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十年前的金融危机,给全世界经济金融带来世纪性的冲击。失误的政策、失效的监管、失衡的社会和贪婪的人性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金融危机则通过极度破坏性的方式来惩罚和纠正这种失衡。而不稳健并且失却监管的金融,则放大并推波助澜了危机。十年后,世界经济刚刚蹒跚走出上次危机的阴霾,并在2017年迎来了难得的平稳较快增长。但危机爆发10年来,全球经济和金融结构不平衡依然没有改变,发展的模式依然没有调整,消费、储蓄、投资和贸易失衡现象依然广泛存在。尽管近年来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有所改善,但全球资本账户的失衡在扩大,资金大幅度跨境流动,势必对全球经济波动带来影响。这些也为未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埋下了“生生不息”的种子。当前,全球呈现出政治经济走势的高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的高冲突风险、金融市场的高波动性,新的危机仍在“暗流涌动”。

1、债务高企的逻辑困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后,哈佛大学教授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思·罗高夫撰文指出,所有危机的根本原因都是过度借贷,这一次也不例外。事实证明,依靠举债发展的模式都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当年日本的泡沫经济、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皆源于举债过度。以美国为例,在1990-2000年,美国的全社会杠杆率稳定在170%,但从2001-2009年,美国全社会杠杆率从170%上升至240%,其中居民杠杆率从60%激增至90%。全球债务的增加,一方面与现代银行制度、金融体系有关,信用货币制度削弱了货币创造的约束;另一方面与政府主观的货币政策有关。传统的经济学从通货膨胀率来判断货币的多寡。但令人惊奇的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07年的一段时间,欧美许多国家做到了低利率、低通胀和稳健的宏观经济增长,被誉为“大稳健时期(Great Moderation)”。于是,人们对货币发行造成的通货膨胀的警觉性降低。

但从近二十年的情况看,信用扩张尽管没有表现为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快速上升(CPI),但带来了房地产、股票市场等资产价格的上涨及泡沫的出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证明了信贷不能永远扩张、债务不能持续增长,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只是时间问题。危机带来了通缩和萧条的阴影,为拯救经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央行通过量化宽松手段实施流动性救助,又造成了过度信用扩张,仅是美国、欧盟、日本、英国等四大央行资产规模,已经从金融危机前的低位扩大到了2017年的11万多亿美元。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危机前2007年8月的8767亿美元扩张到2017年10月的4.4万亿美元;欧洲央行从2015年3月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到2018年央行资产规模已经膨胀至4.65万亿欧元左右;日本央行作为量化宽松的始祖,目前持有的资产规模高达4.87万亿美元。

扩表造成全球债务大幅攀升。据国际金融协会披露,2018年首季全球债务已攀升至247万亿美元新高,占全球GDP比重上升到了318%,远超出150%警戒线水平,其中非金融机构债务升至186万亿美元。中国十年来杠杆率也不断攀升,全社会杠杆率从2008年的130%上升到2018年一季度的261.2%,其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为164.1%,家庭部门杠杆率为49.3%,政府部门杠杆率为47.8%。中国政府和央行采取了许多措施方能使得杠杆率有所稳定,然而经济下行压力下上述成果能否稳定,还有待观察。全球大量的流动性从银行体系流出后,分别流向股市、楼市等投资市场,全面推高各种资产的价格。美国股市出现了持续10年的大牛市,中国则出现了持续多年房价只涨不跌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一些资源类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大繁荣。金融危机后的十年,各国依靠信用过度扩张使经济开始复苏。令央行们左右为难的是,宽松刺激措施成效、流动性扩张空间均存在边际效用递减,且蕴含着巨大的泡沫风险,又不能过快地撤出,以防引发通缩和经济衰退的风险。美联储从2014年10月开始停止新增购买金融资产,2017年10月开始正式缩减资产规模。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于2018年底落幕。尽管日本央行一如既往的维持宽松政策不变,但“扩表”边际放缓。随着全球流动性的收紧,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全球股市、汇市以及债市将面临较大的震荡和冲击。人们又变得担忧和犹豫,进退之间考验着政治家们和央行行长们的智慧。

2、行业结构的逆向演化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传统的银行业“大而不能倒”现状面临质疑与挑战。一些学者强调集中度高的市场结构使银行业更为脆弱,“大而不倒”效应会加重大银行的道德风险,降低银行业的稳定性;银行规模庞大,经营不够透明,监管难度较大,会对市场竞争产生负面影响。十年过去了,没想到率先提出这一命题的欧美金融界,却“南辕北辙”,本国银行业的集中度持续提高。全球主要经济体前五大银行的市场占比齐刷刷地提高到50%甚至90%以上,银行业集中度一贯较低的美国也大幅提升。只有中国孤独地反向而行。“大而不能倒”现象不仅存在于银行业,也存在于资产管理行业等新兴领域。世界上五大资产管理公司拥有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提升,行业集中度不断增加。一些学者认为较高的行业集中度有利于规模经济效应,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和监管效率,规避行业过度竞争,降低冒险激励,但规模的合理边界和负面效应亦不能忽略。

从现实看,一个科学合理的金融结构,应该由具有市场导向、商业运作的银行寡头竞争机制与诸多中小银行合作共生的金融架构,并鼓励新型金融机构的发挥在市场竞争中的活力和创新作用。当前,金融业跨国界、跨市场、跨行业的创新发展趋势明显,基于区域市场、单一产业、金融机构等角度出发的市场竞争研究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困惑,从全球竞争力、金融功能融合、金融生态演化、普惠金融等方面,也许是动态审视银行业市场竞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又一视角。相信随着全球和中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竞争的实践和理论将不断发展,新的竞争实践必然会推动新的竞争理论创新。

3、金融创新的影子博弈

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定义影子银行是: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影子银行庞大的隐蔽生态系统、不透明的投资工具带来了系统风险。十年来金融监管施压并没有明显地消除“影子”,反而推动了更多金融活动走向了“影子”银行。由于金融市场体系、发展阶段和监管等存在差异,不同国家的影子银行活动领域也不同。但新的金融产品、高风险的借款者、降低的放贷标准和宽松的监管规则,一切看来都是熟悉的配方。据统计,保守定义的影子银行部门从2010年的28万亿增加到目前的45万亿美元,控制了全世界13%的金融资产。其中,最大的影子银行体系在美国,2016年其银行规模为14.1万亿美元。

近些年,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增长较快。据保守估计,截至2016年底,广义口径测算的广义影子银行规模已将近96万亿人民币,是GDP的1.28倍。但与欧美国家“影子银行”主要集中于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不同,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本质上是“银行的影子”,核心仍是商业银行,证券化和金融市场工具只起有限作用。中国的“影子银行”已经从开始的一个边缘的、信贷补充的市场角色,发展成为金融体系的必要补充。“影子银行”中相当一部分最终流向实体经济,对此需要加强规范引导和管理。对于一部分脱实向虚的影子银行,则要严格监管。

4、金融监管的动态调整

近年来,全球经济金融关联性和互动溢出效应越来越强。因此,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尤为必要。201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监管进入“严监管”周期,主要在增强金融机构稳健性、解决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倒”问题,改进影子银行监管、增强衍生品市场安全性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标准、原则和指引文件。当前,金融监管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制定和完善科学的宏观审慎监管架构和政策,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更加关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高度重视对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和个人数据信息隐私管理等领域,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更加关注功能监管和全面监管,强化监管职能和效能;更加关注国际监管合作,充分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的职能,完善和提升监管标准、架构与机制,共同抵御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金融监管的动态变化,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2010年7月1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奥巴马政府及民主党希望以此来纠正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行业过度自由化、去监管化的趋势。但特朗普上台后,认为多德-弗兰克法案管得太严,导致企业贷款太难,市场上流动性太少了,而这扼杀了企业和创造就业机会。2018年5月,特朗普成功推动《促进经济增长、放松监管要求、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案》的签署。这是自2010年至今美国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对《多德-弗兰克法案》进行了修订。美国监管政策的调整放松,政府当局对加息退出宽松政策的不满,也有一些学者担忧又打开了又一场危机的“潘多拉盒子”。

5、全球银行的结构分化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银行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金融危机后,欧美银行业加快了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资本实力得到夯实,资产质量和成本控制水平有效改善,盈利能力先降后升。全球银行业经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银行的资产规模与利润排名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欧美银行业与亚洲银行业的发展有着此消彼长的趋势。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统计,2017年全球1000家银行税前利润总额11120亿美元,比2008年增长了967%;一级资本总额82350亿美元,比2008年增长193%;资产总额123.65万亿美元,比2008年增长128%;一级资本回报率13.5%,比2007年增加了1081个基点;资产回报率达到0.9%,比2007年增加了78个基点。2017年底,1000家上榜银行里中国银行在一级资本、资产和税前利润都位居五大区域第一,分别达到2.6万亿美元、29.02万亿美元和3220亿美元。其中,在税前利润20强里中国已经占据7家,超过美国(5家)和欧洲(4家),工建中农四家银行位居前五。

受经济周期、行业周期和科技周期叠加的影响,全球银行业正进入到一个发展的“战略迷茫期”,新的战略方向、经营发展模式和竞争格局正在探索和尚未形成。后危机时代的市场和监管环境变化更快,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管理的法规更严,对违规风险、高杠杆经营的容忍度更低,对银行战略价值定位的前瞻性要求更高,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宗旨的理解更深,对投入产出效率的能力要求更强,对银行履行社会责任、服务普惠金融的期盼更多。虽然目前全球银行业还没有找到广泛公认的新模式,但对于上述问题应该已经达成共识。

从十年来国际金融的变化,我们可以体会到,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忘记惊涛骇浪的时刻。黑格尔说过,人类从历史上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上学到教训。此外追求短暂“繁荣”往往导致繁荣的终结,自以为“理性”和“善意”的行为,往往带来了相反的效果。记住这些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以史为鉴,莫蹈前辙,世界或可以防范或推迟新的金融危机的来临。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不可分割,世界需要紧密合作,无论是经贸发展还是危机处理。如果总结十年前那场危机的经验,当时G20机制和全球金融政策的协调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又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新的发展机遇与新的金融风险同样巨大,如果不幸地选择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世界可能陷入新的危机甚至萧条,一个分裂的世界将会放大危机的破坏力。

二、中国金融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成就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和融入全球化发展的40年,使得全世界人口最多、贫困人口也最多的国家,励精图治,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历程”。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在世界人类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40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中国金融的改革发展,中国金融业的繁荣稳定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和保障。40年来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12.2%,高出服务业年均实际增速1.7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1%提高到2017年的7.9%。GDP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82.7万亿,增长了227倍;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7.26万亿,增长了151倍;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14万亿美元,增长了1.88万倍。人民币存款从1978年的1155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164.1万亿元,增长了1420倍。信贷增长也是巨大的。1978年,人民币各项贷款1890亿元,至2017年达到120.1万亿元,增长了634倍。某种意义上,没有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就没有中国经济和各行各业取得的成就。

刚才讲到,如今中国银行业规模、效益与质量,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金融监管体系、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2017年底,中国银行业法人机构数超4300家,从业人员409余万人;总资产超过了250万亿人民币,居全球第一位,盈利水平(ROA约为0.92%,ROE约为12.56%)及资本质量(NPL约为1.74%,拨备率约为181.42%)都居于全球可比同业前列。英国《银行家》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中国有126家银行入榜,按一级资本排名的前十大银行中,中国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名列前茅。同时中国股票市场的总市值居全球第二位,债券市场的市值居全球第三位,保险业按保费收入居全球第二位。

回顾中国银行业的改革,特别国有银行的改革,因其是史无前例的,改革路径选择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案例可以仿效,因此改革过程相当艰辛。40年来,始终围绕邓小平的“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目标,国有银行由国家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再到国有控股股份制银行,经历了企业化改革、商业化改革,最终通过股份制改革实现了市场化经营,这是一个内在连贯的逻辑过程。其中,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更使得曾被西方称为“技术上已经破产”的中国银行业获得了凤凰涅槃般的重生,基本解决了巨额不良贷款和财务包袱,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嬗变。股改上市后的大型商业银行持续保持了良好的经营业绩,进入国际领先银行行列,开创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新篇章。这次改革对世界各国将来的金融改革都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案例和典范,完全可以载入世界金融史册。

总结40年来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宝贵经验和成果,主要有四点经验体会:

一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发展中国家来讲,政府的领导、决策和全力推动是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取得成功的基本前提和保障。

二是金融改革发展与经济的改革发展共命运。40年来,正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催生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壮大。而国有银行财务重组和转型战略成效,更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基础上。2002年至2011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GDP年均增速10.7%,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而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把握住这一经济增长的黄金期,为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和治理结构的市场化再造营造了宽松而有利的宏观环境。

三是创新和开放是金融改革的根本经验。40年来金融改革、开放和创新贯穿于全过程。八十年代银行与财政分家,改由银行承担建设资金主渠道作用,之后多元金融体系的建立,解决了经济建设资金从哪里来的难题。九十年代金融法制化、市场化的推进,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全面推进系列性改革,保证了金融宏观稳定,着手解决企业和金融双重软约束难题。2000年后,推进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创新运用了中央银行和国家资产负债表,成功处理了国有银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巨额不良资产,完善了公司治理和风险控制。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

四是市场化机制的构建贯穿于金融改革整个过程。加强市场约束和风险内控,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解决“软约束”陋习,提升效率效益,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强有力的监管体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改革后的金融体系成功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考验,并籍此提升了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从理论到实践方面,总结和研究四十年来金融行业改革开放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构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前期,在中国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支持下,我牵头撰写了《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史》一书,回顾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国有银行股改的过程,将于近期出版,对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研究。

三、关于金融改革和银行经营管理实践的几点思考

从1979年开始,我已经在金融业工作了40年,前两年从工商银行董事长位置上退下来后,现在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担任教授,并担任中国-中东欧基金董事长。可以说,我们这代人的职业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是高度契合的,非常有幸能参与这场波澜壮阔的中国金融业改革。结合多年的实践,谈几点思考:

1、金融业“剩”者为王,金融家俱乐部不欣赏百米短跑选手,尊重的是马拉松冠军。

在国有银行40年的改革历史中,近一半的时间在与不良资产做生死斗争,教训极为深刻、刻骨铭心。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发展经济,首先面对的难题是“钱从哪里来”。通过将金融与财政的分离,改变了以往“大财政、小银行”的模式,国有银行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改革发展融资的主渠道,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逐渐建立并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储蓄转化为投资,银行信贷快速增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对国有企业资本金补充及破产退出成本缺乏制度安排。一批高负债率的国有企业受市场冲击、优胜劣汰造成的劣变损失和财务亏损,企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中的转型成本和稳定成本,基本上都转嫁到银行,成为银行的呆坏账损失。当时财政十分困难,缺乏对银行风险资产提取拨备、对不良贷款及时核销的财务安排。国际上的商业银行通常不征稽营业税,而我国银行长期承担着8%的营业税负和33%的所得税,削弱了银行消化财务包袱的能力。加之不良贷款高企,虚盈实亏,根本不具计提拨备、核销不良贷款等自我净化的能力。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及资本市场起步较晚,中国一直是银行主导的资源配置体制,长时期银行业资金配置占比高达80%以上,这也是风险集聚于银行体系的另一原因。上述因素叠加,导致银行业呆坏账不断积累、积重难返。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一度成为国外各媒体关注的焦点,国外一些知名财经杂志和报刊都有文章讨论中国的巨额不良资产可能危及经济持续增长问题。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声称中国的不良贷款率高于50%。2003年6月,标准普尔在题为《中国银行业观察》的报告中认为,巨额坏账已经引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技术性破产。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开始着手处理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先后通过国家注资、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等手段,多措并举化解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不仅解决了大型商业银行的历史包袱,并使大型商业银行真正建立起现代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使风险管控成为大型商业银行信奉的重要生存法则。

作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不良资产清转处置和股改上市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深有体会。我在就任工商银行董事长、行长的2000年,不良贷款损失和财务损失接近15000亿元人民币,按五级分类计算的不良贷款高达47.5%,此外还有巨额的财务包袱。巨额不良资产,成为工商银行改制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当时,我们决定开展资产质量攻坚战,“持续提高资产质量”。我提出了“疏导、堵漏、清淤、综合治理”的方案。“疏导”是调整信贷投向。就是要找到新的、大容量的优质信贷市场,找到足够大的资金池来容纳新增的信贷,要基本保证新池子里是“一汪净水”。我们确立了新的信贷政策,大踏步开拓新的信贷市场,如个人消费贷款、票据融资、基建贷款和优质公司、新型企业的贷款。信贷之路越走越宽广,信贷风险率迅速下降。

“堵漏”就是实施严格的信贷管理,通过制度、科技、稽核和惩罚,把漏洞堵住。我们实行了新老贷款分账管理,给新增的每一笔贷款编号,以落实责任。将原来信贷综合信息系统开发升级为全行的信贷管理系统,总行可以实时监控贷每一笔贷款。在众多措施的作用下,新增不良贷款第一次真正管住了。直至2007年实现贷款新老并轨管理,工商银行从1999年至2007年的新增不良贷款率都没有超过1.7%。

新增贷款管住了,接下来要把存量不良资产清理掉。也就是“清淤”。通过工商银行自身的核销和两次政府主导的财务重组,工商银行的不良率迅速下降至改制上市前的4.69%。至今不良率一直在1.5%左右。

更重要的是工商银行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发生了变化,实行了前后台的严格分离。信贷审查委员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完善信贷决策管理。审批中心、授信中心、监测检查中心、行业分析中心、风险资产处置中心也相继成立。按照产业、行业、区域和品种对信贷进行布局管理。除了加强制度控制和人的管理之外,我们开始加强科技系统对风险管理的硬控制。建立并完善了覆盖风险识别与量化、风险控制、监测考核、风险报告、经济资本计量与报告的全流程的IT系统,实现前、中、后台全流程的系统化管理。

银行改革和发展犹如一场马拉松,不能只盯着100米、1000米、10000米,不要期待短暂时间的掌声响起来。往往企盼短暂成绩和荣誉的选手是跑不到终点的。我和同事们坚持跑马拉松,终于取得了成功。

2、公司治理没有终点,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转型的逻辑起点和核心目标。

银行公司治理的作用是什么?我认为,公司治理模式没有最优的,但却有最差的,而最差的模式往往是以不幸的事件来证明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公司治理建设是一项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工作。同时,公司治理又是不可复制的,由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环境和文化背景,公司治理有着不同的特点,一个公司的治理模式不可能完全复制到另外一个公司。

40年来,中国商业银行通过改革开放,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银行经营管理经验,努力完善公司治理、转变经营机制,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通过股份制改革及上市,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实现了在国家控股基础上的产权多元化,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公司治理架构,并连续多年获得全球范围内的最佳治理奖项,我们的公司治理经验还被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列为管理学案例研究,案例的题目为《中国工商银行:西方可借鉴的东方治理经验》。股改上市后,我们每三年制定一个三年发展规划,每十年制定十年发展纲要,涵盖多个方面的改进目标。正确、清晰的企业战略引领工商银行一路稳健发展。

2018年,工商银行良好的经营业绩获得了社会公众和国际权威评价机构的认可。英国品牌评估机构Brand Finance发布的“全球银行品牌价值500强排行榜”,中国工商银行蝉联榜首;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榜单,工商银行连续六年蝉联榜单冠军;英国《银行家》杂志,工商银行以一级资本3241亿美元连续六年位居榜首;英国《欧洲货币》杂志,工商银行第十次获评“中国最佳银行”。此外,连续第三年获评《亚洲银行家》“亚太地区最佳托管银行”,获评《亚洲银行家》“最佳云计算应用”科技创新大奖,等等。

3、信息技术是金融变革最强有力的促动因素,数字化变革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金融与科技,作为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驱动力,两者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两条平行线,金融与科技的兴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不断演进和发展,两者有着各自的演进轨迹,但又相互融合和作用,在不同时期和阶段展现出不同的特征。近百年来金融与科技进入深度融合和快速爆发的创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业迈入了互联网时代。金融业的高速发展阶段与现代科技尤其是计算机的快速发展阶段恰好衔接,推动金融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20年来科技发展一日千里,银行也基本完成了信息化过程。

有人认为金融业是个传统色彩很浓的行业。实际上,金融业在科技应用方面从来不是保守者、落伍者,而是最早的实践者、改革者、推动者。近几十年来,金融业的竞争越来越多的集中在了金融科技的竞争上,金融业持续提高了信息化水平。中国金融业的科技革命,一直在静悄悄地进行。上世纪70年代中期银行从国外引进计算机进行试点,80年代初期开始的联机实时处理,最早在上海南京路一条街进行6家储蓄所进行联网。当时这台小型机的容量还不如现在一台笔记本电脑。从80年代的小型机、90年代的中型机到大型计算机。从内部交易、核算、存储和办公信息化,到ATM、POS、自助银行、电话银行及前后台联机操作等大幅替代人工。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管理需求提升,2000年后数据大集中完成,大型数据仓库的建立,一代代新应用系统开发升级。中国金融科技发展进入了从金融信息化到信息化、数字化金融的全新阶段。

工商银行从最开始的“一把算盘一支笔”的手工模式到独立微机操作,到整体搭建了“两地三中心”的科技运行架构。完成了数据大集中、全功能银行系统等重大工程,实现了运营集约化、管理现代化和服务信息化,先后建立了业务集中处理中心、金融交易中心、单证中心、报表中心、电子银行中心、电话银行中心、短信平台、远程授权中心、信贷监测中心等集约化营运中心,改变了传统分散式的作业模式,实现了业务处理工厂化、集中化和规范化,使数万名员工从中后台转移到前台服务和营销岗位,不仅大幅提高了业务运营效率和降低了运营成本,而且促进了柜面服务响应能力和服务质量的提高。2015年,我们发布了互联网金融品牌“e-ICBC”和主要金融产品,目的是通过实施大数据与信息化银行战略,构建集支付、融资、金融交易、商务、信息等功能于一体、线上线下交互联动的金融服务与营运体系,打造全新的e-ICBC。2017年,工商银行网络金融交易额646万亿元,网络金融业务笔数占总业务笔数的比例达到95%,融e行客户达到2.82亿户,网络融资余额超过8400亿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开发,金融服务自助、智能、移动和便捷已成趋势,未来的银行不是客户必要去的地方,而是随时可得的服务。简单重复业务被技术和机器替代,金融业去机构、去人工会成为一个渐进但不可逆转的趋势。人与商业的关系迈入到“场景革命”,供给、需求方便地通过“场景”建立连接,新场景正层出不穷地被定义,新平台不断被新需求创造,新模式不断升级重塑。金融科技导致金融的组织结构和形式的改变,新的金融业态、模式和产品的诞生,持续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和提升效率,改变了金融交易的载体、渠道和技术,打破了传统的金融行业界限和竞争格局。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格局正处于大变革的历史阶段。但金融功能并没有实质性改变,思维方式固化、习惯路径依赖、不适应数据信息时代生存环境的金融机构会成为竞争的失利者。未来,优秀的金融机构首先应该是数据大机构,更是数据分析、数据解读的优秀机构,要从数据中获得洞察力,攫取价值,成为真正的数字化金融机构。

4、收购兼并是门科学也是门艺术,或使成功者更加成功,或使成功者失败和失败者更加失败。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斯蒂格勒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没有一家美国的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这句话在中国倒过来可以这么说,没有一家中国的大公司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不是主要依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像工商银行,就是1984年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成立的第一天就是中国最大的银行。

金融领域的并购一般在全球的并购中间占10%-20%的份额。几乎所有国际大银行都是通过无数次的并购所成长起来的。中资银行“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也就是近二十年的事情。以工商银行为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跨国经营。股改上市后,加快了国际化、综合化步伐。尤其是通过申设与并购并举,实现了在海外的跨越式发展。截止2017年末,工商银行在4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19家机构,通过参股标准银行集团间接覆盖非洲20个国家,与143个国家和地区的1545家境外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服务网络覆盖六大洲和全球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境外机构(含境外分行、境外子公司及对标准银行投资)总资产3585.97亿美元,占集团总资产的9%;税前利润39.18亿美元,占集团税前利润7%。如果把境外机构单列,总资产规模排名全球1000家银行的77位,税前利润排名全球1000家银行的61位。我正在写一本书《十六次金融并购》,介绍工商银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海外并购历程。希望为中国银行业跨境并购留下历史回顾。

回顾工行并购路线图,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逻辑。一是开始时先从浅水地方下,从香港、澳门周边的地方先下水,慢慢到新兴市场,到印尼、泰国,然后再到美国、加拿大、欧洲。二是开始胆子比较小,先并购小型银行,然后到对主流银行的收购,开始是对银行业务的收购,逐步扩展到业务线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要随着能力的提升,挑战更高的难度。

我们最早试水在港澳,最早收购的是友联银行。后来,我们抓住机会收购了比利时在港的华比富通银行,这家银行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当时花了25.3亿港币,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收购欧资银行。2005年8月又收购了华商银行。这几次收购建立了我们在香港的平台,即工银亚洲。在澳门,2008年以5.83亿美元收购了诚兴银行80%的股份,再将工行澳门分行合并进去,更名为工银澳门,现在是澳门最大的本土银行,一年实现利润近3亿美元。

开始并购实践时,工行非常青涩,内心紧张。改制上市后,2007年工商银行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我们开始把眼睛盯着周边的东南亚,2007年9月以2200万美元收购了印度尼西亚Halim银行90%的股权,成立了工银印尼。2010年又以5.56亿美元在东盟第二大经济体泰国收购了ACL银行97.7%的股权。

在新兴市场的收购一次又一次获得成功以后,我们的眼光看得更远了,看到欧美市场。2010年1月收购了加拿大东亚银行70%的股权,作价是9200万美元,组建了工银加拿大。以后通过行使期权,增持至80%。2012年7月以1.46亿美金收购美国东亚银行80%的股权,组建了工银美国。

我们又将视角放到了非洲,非洲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大洲,收购时,我们就看准了非洲最大的银行和最好的银行——南非标准银行。南非标准银行是一家主流银行。2008年3月,工行以47亿美元参股了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成为它的单一最大股东,这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投资项目。此项投资的社会形象非常好。非洲已成为工行仅次于亚洲的重要业务聚集地。

我们并以6.4亿美元收购阿根廷标准银行80%的股权。此外,收购南非的标银公众,提升工商银行在全球资本、资金和商品市场运作水平。

在海外收购兼并时,价格有高有低,收购澳门诚兴银行时,PB3.2倍,确实比较贵,五点几亿美金买的,但2016年的利润2亿多美金,从这个角度看又一点也不贵。最便宜的收购案例,2010年1月份全球金融危机时,我们以1美元收购了比利时富通银行在美国的一个证券清算机构。这个机构从2010年到现在,年年盈利,2013年后每年税前利润超过2000多万美元,清算业务量达百万亿美元。这些年我们在国内也开始并购,如收购安盛人寿保险,收购第一年就扭亏为盈,排名从外资保险公司第16名变成第1名。

关于并购,经常有人说要买便宜,追求价格比较低,买了以后将来会涨,我们不干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并购中一直坚持“战略协同、风险可控、价格合理、整合便利”原则。符合我们的战略,我们才并购。无论什么样的目标选择,并购整合都是要形成合力,世界上所有那些好的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围绕它的核心业务开展并购。

最后简单归并一下。并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也是艺术。在一次国际并购的会议上,我曾经开玩笑说过这么一段话:并购使成功者更加成功,使失败者更加失败,或者使成功者失败,或者使失败者成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