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0日，在马克龙总统访华之际，中欧与法国戴高乐基金会签署了在中欧设立“戴高乐全球领导力教席”备忘录，并为此聘请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担任教席教授。二年多来，教席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拉法兰教授的课程深受同学们喜爱。通过学习，同学们对戴高乐独特的领导力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2020年11月9日是戴高乐将军逝世5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位法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和20世纪世界伟人，学院与法国戴高乐基金会在10月30日举办了“戴高乐领导力”专题研讨会，拉法兰教授、丁远教授、戴高乐基金会研究部主任富加西教授、蓬皮杜总统之子阿兰蓬皮杜教授和依视路集团前总裁冯达磊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戴高乐领导力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为帮助大家了解“戴高乐全球领导力教席”的来龙去脉，中欧教务长办公室国际化高级顾问徐波博士在11月9日曾撰文介绍中欧为什么要设立“戴高乐全球领导力教席”？今天发表的是其另一篇文章，希望对大家深度解读戴高乐领导力思想有所帮助。

正文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过“领导力就是有效的执行力”，发明家爱迪生也认为“没有执行力的愿景就是幻觉”。执行力是领导力学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没有执行力，所有的领导力都是空谈，都是华而不实的空中楼阁。

戴高乐本人对此非常清楚，他曾说“世界上再崇高的原则，也只有付诸行动才有价值”。如果没有执行力，戴高乐不仅不能率领法国人民对纳粹德国展开绝地反击，也不能在复杂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与罗斯福总统斗智斗勇，更不能让法国从一个积弱积贫的战败国在战后一跃成为世界大国，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有别于美、苏的世界第三种力量的独特作用。

军事执行力

1940年年6月18日，戴高乐在英国BBC发表《告法国人民书》，勇敢地扛起了反纳粹德国侵略法国的大旗，但他心里非常清楚，他不能靠BBC广播来打击敌人和提升他所领导的“自由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一切必须通过战场上的军事胜利来取得。

1942年5月27日到6月11日，号称“沙漠之狐”的德国陆军上将隆美尔在意大利军团的支持下，率3万多人在利比亚的比尔哈凯姆向“自由法国”准将柯尼希所率领的5500名战士进行疯狂的攻击。战斗持续了16天，打得异常残酷，法军几乎打掉了99%的炮弹，142人阵亡、229人受伤、814人被俘，但德军损失更惨重，3300人伤亡，还有277人被俘，以及49架飞机、51辆坦克、13辆半履带车和超过100辆其他军车被毁。

此战法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不仅洗刷了自1940年5月法德两军交战以来法军所蒙受的种种战败屈辱，重振了法军的军威，也大大提升了“自由法国”的军事影响力，为由蒙哥马利将军所领导的盟军在1940年10月对轴心国发动的阿拉曼战役全面胜利打下了基础。

丘吉尔赞扬“自由法国”战士掩护英军第八师顺利脱围的壮举“挽救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命运”，闻讯后，英国议会全体议员当场起立向柯尼希率领的法国军队表示感谢。即使希特勒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法国人是在欧洲除了我们（德国人）以外最好的战士”。

如同1937年10月淞沪会战中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壮举让世界对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刮目相看，抑或9月“平型关大捷”提升了八路军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影响力一样，比尔哈凯姆战役是戴高乐军事领导力和执行力的典范，它打出了“自由法国”的英雄气概，使全世界都认识到“自由法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军事斗争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外交执行力

如同商界谈判，戴高乐在与盟国的合作中同样遇到各种国家利益博弈，他审时度势，利用盟军的各种内部矛盾纵横捭阖，特别是他与罗斯福斗智斗勇，甚至在面临零和游戏和摊牌时都能处变不惊。正是戴高乐这种强大的外交谈判执行力，使他在英美主导的反法西斯阵营中从弱到强、步步为营，最终成为公认的法国抵抗运动领袖。

（一）与罗斯福斗智斗勇

当年戴高乐只身飞抵伦敦时，对美国充满期望，但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戴高乐并不热心，更愿意与维希政府（二战时期法国亲德傀儡政权）保持暧昧关系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军对德作战伤亡。在戴高乐极其艰苦的四年抵抗运动中，罗斯福总是想方设法边缘化戴高乐，不仅向其隐匿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时间，甚至还要阻止戴高乐领导的“战斗法国”参与盟军登陆行动。

最让戴高乐义愤填膺的是，罗斯福居然想把法国东部的阿尔萨斯、洛林和香槟三个地区从法国分割出去，与比利时法语区建立一个所谓的“瓦隆国”，作为德法之间的缓冲国。罗斯福还要把法国视作战败国，从而像德国、意大利一样置于美国一位将军的军事管辖下，并为此偷偷摸摸印制了法国占领区的美元货币。

为此，戴高乐予以坚定的回击，甚至不惜命令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对美军诺曼底登陆采取“不配合态度”，拒绝充当美军联络员，从而让不会讲法语的美国士兵进入法国后寸步难行。

此外，就解放巴黎、保卫法国东部城市斯特拉斯堡、法军占领德国等问题上，戴高乐与罗斯福针锋相对，甚至多次进入严峻的零和博弈局面，但最终戴高乐斩钉截铁的态度让罗斯福一次又一次作出让步。

1958年创立第五共和国后，戴高乐与美国在外交上的冲突更加激烈，从发展法国独立的核打击力量到公开批评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拒绝美国在法国储存核弹头和在法国建立中程导弹基地，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把美军和北约总部赶出法国等，戴高乐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美国霸权，凸显了戴高乐独立自主外交的活力。

（二）利用苏联抗衡美国

在伦敦开展抵抗运动时，戴高乐主动谋求与苏联建立联盟，使斯大林很早就承认戴高乐“自由法国”领导人地位。在罗斯福打压戴高乐时，如1944年底，戴高乐就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签署《法苏友好条约》。1960年，戴高乐对赫鲁晓夫访法给予极高礼遇，亲自携夫人到奥利机场迎接，并向赫鲁晓夫提出法苏“缓和、谅解、合作”的政治主张。1966年，戴高乐访苏，与勃列日涅夫签署《苏法宣言》及双方在经济、贸易、空间探索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协定。

戴高乐一生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三位苏联领导人交朋友，特别是1966年的访苏是在戴高乐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之后不久进行的，凸显了戴高乐在美苏之间平衡外交的艺术，从而巧妙地通过与苏联建立紧密关系来抗衡美国。

（三）与新中国建交

1964年1月27日，戴高乐不顾美国反对，在西方大国中率先承认新中国。戴高乐认为与新中国建交是法国对客观世界存在的一种承认，将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与和平事业。他表示中国的历史与世界一样古老，中国曾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不排除会在21世纪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中心。

戴高乐承认新中国，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无疑扔下了一颗震憾弹，遭到了美国和西方反共保守势力的攻击，但戴高乐高屋建瓴，不仅为中国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也为世界打开了通向中国之门，后来连美国尼克松总统都向戴高乐请教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戴高乐率先承认新中国，也使法国可以通过中国与世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更广泛的对话和交流。这也是戴高乐版本的“不结盟外交”，即与世界所有国家或国家集团尽可能多地建立沟通联系。

（四）打击美元霸权

1965年，戴高乐率先在西方国家带头挑战美元金融霸权，他要求法国财政部将存储在美联储的法国黄金按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如数赎回并运返法国。由于戴高乐的示范效应，欧洲其他国家纷纷效法，把它们的美元兑换成黄金运回自己的国家，美元的金本位制随即垮台。

经济建设执行力

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专门谈到战后经济重建对法国的重要性。他说“（经济）体现国家的价值和在对外关系上所具有的分量，是国家的力量、影响、威望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美好生活和安全所必需的基础，这是人民称之为幸福的东西”。

在书中他还说“作为法国首脑，无论是在风平浪静时，还是在狂风暴雨时，我总是把经济和社会问题摆在关心的首位。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我要按照我的本性不断地努力抓住问题的实质，而不是像许多博学之士那样耍弄着理论万花筒，抽象地提出变化无常的意见。那么，为了经济发展，我应该做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常识性问题，在工业化时代，它必须工业化；在竞争时代，它必须有竞争力；在科学或技术时代，它必须提倡科学研究。”

（一）彻底解决法国通胀问题

战后的法国遍地疮痍，战争破坏和德国掠夺使法国损失了近两万亿法郎的财富，1944年法国GDP只有战前的四成。1958年戴高乐复出时，法国预算赤字高达1.2万亿法郎，外加30亿美元外债，外汇储备也只有6.3亿美元，而此时法国还在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财政开支巨大。

为解决预算赤字导致的严重通胀，戴高乐根据财政部长皮奈的建议在法国发行公债，并亲自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呼吁法国人民用爱国热情来购买公债，与国家共克时艰。此外，皮奈还向戴高乐建议，向欧洲邻国放开贸易管制，并与其实现90%的自由贸易和与美元区国家实现50%的自由贸易。

根据财政专家鲁夫和财政部长皮奈的建议，戴高乐决定让法郎贬值17%，即一个新法郎换取100个老法郎，史称鲁夫-皮奈计划。

为配合货币贬值，戴高乐必须增加税收，减少公共财政支出，尤其是降低对法国一战老兵的抚恤金和冻结农产品价格，此举立即遭致社会各界包括内阁部分部长们的反对。但戴高乐不为所动，他说“法国的利益属于全体法国人，我就像一个火车司机一样，不管乘客在车上说什么，我要把他们带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在戴高乐的坚定支持下，鲁夫-皮奈计划大获得成功，戴高乐一举解决了法国通胀这个经济上的老大难问题，从而使法国经济在战后迅速腾飞。

（二）制定法式“计划经济”

1946年戴高乐还是临时政府总理时，他就建立了法国“国民经济计划署”。1958年戴高乐复出后，他对法国式的计划经济更加重视，并通过制定第三（1958-1961）、第四（1962-1965）和第五个（1966-1969）四年计划，使法国经济取得飞跃式发展，法国工业门类更加齐全。

戴高乐认为，将百废待举的法国建成独立自主、现代化产业门类齐全的经济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市场与计划有机结合。为此，戴高乐通过减税、发行公司债券和政府优先贷款等方法促进企业集中和合并，从而大大提升了法国企业的规模和竞争实力。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法国核能、高铁、航空航天等领域的世界标杆企业，都是在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

在戴高乐领导下，法国经济在战后持续腾飞。法国人将从战后到70年代中期这段由戴高乐开创的法国经济腾飞期称为“光辉30年”。在这30年里，法国GDP 年均增速高达 5 .7%，高于美、英和联邦德国。在1973年，法国GDP超过一万亿法郎，人均国民收入突破两万法郎，法国实现充分就业，失业率仅为2 .8%。

戴高乐执行力对我们的启示

彼得·德鲁克说过“有效的领导力与发表多少演讲或一个人是否受人欢迎无关。领导力是由结果而不是一个人的特性来决定的。”他还说过“一个企业的成功，90%要靠执行力。”

现实生活中不乏雄心勃勃的企业领导者，他们不缺优秀的团队和很好的商业模式，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执行力，从而一个个沦为坐而论道者，或成为让人贻笑大方的空想家。为此，罗斯福总统告诫我们要“将眼睛放在星星上，双脚放在地面上”。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戴高乐充满智慧、激情和丰富的想像力，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高瞻远瞩，而且非常注重执行，在其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宏伟治国蓝图背后，都有一份详细的项目执行计划书。戴高乐曾对记者德罗伊特说，外界总喜欢援引他的一句话“让助手们来落实吧”（l'intendance suivra），但他本人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相反，他认为领导就应该关注执行的各种细节。

从一定意义上讲，戴高乐正是以工匠般的精神来处理其治国蓝图的每个细节，这些细节就如同螺丝钉一样，保证了他的雄心壮志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脚踏实地的民族复兴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