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为帮助大家了解戴高乐领导力学，我们在2020年11月9日和12月14日连续发表了中欧教务长办公室国际化高级顾问徐波博士的相关文章，并介绍了中欧设立“戴高乐全球领导力教席”的有关情况。今天，我们发表的是徐波博士的另一篇论述戴高乐领导力学与领导者权威确立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深度解读戴高乐领导力思想有所帮助。

正文

一、何谓领导者权威？

一般认为，权威指一种具有合法性、指挥性和被服从性的能力。

从柏拉图以来，权威问题的讨论一直是人类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人们希望通过建立个人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或精神上的权威，使人类社会生活的组织中具有一种基准价值，从而在维护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使集体内所有人一起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百年前提出了魅力权威的概念，在西方领导力学中，不少专家将魅力型领导者列于不同领导者类型之首。这里的魅力权威等同于权威魅力，换言之，由于领导者个人的权威而使追随者心甘情愿与其同舟共济，甚至赴汤蹈火去实现共同的目标。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领导者权威问题一直是一个迷人的话题，为什么一些领导者有权无威？为什么一些领导者不怒自威？即使这些领导者不在现场或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拥有最好和最重要的资源或权力杠杆，他们却依然拥有强大的民望，像一个强大的磁场一样吸引着众多的追随者？

就戴高乐的领导者权威而言，1940年，他的追随者们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伦敦，投入反法西斯德国侵略法国的艰难事业，1958年，他的追随者们则给予戴高乐充分信任，并通过全民公决，让阿尔及利亚独立、选举戴高乐为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在让人民充分行使权利的情况下，不仅实现了法兰西战后重建和现代化，同时还使其成为有别于美苏两霸的世界第三种政治力量。为什戴高乐在法兰西民族两次最危险的时候能够一呼百应，有那么多的追随者？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有关戴高乐领导者权威确立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二、戴高乐如何看权威问题？

（一）一个权威缺失的时代和领导者表率的重要作用。

早在1932年戴高乐发表其《剑锋》一书时，他就强烈地意识到人类已进入了一个领导者权威处处遇到挑战的时代。戴高乐在书中写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对权威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时代。无论在任何事业中，与其说权威会带来信任和服从，不如说更多带来的是不耐烦和批评。在基层，（权威）会在每次显示自己存在时就遇到打击，从而使那些试图建立权威的人对自己产生怀疑，使他们在摸索和挫折中，在小心翼翼和不断表示歉意中，以及在过分苛刻和形式主义中培养自己的权威。今天，人们已没有尊重古人的趣味，也没有尊重过去规则的愿望”。

面对时代挑战，戴高乐认为唯有领导者的表率作用才能树立领导者权威。他在其《战争回忆录中》中谈到当年的抵抗运动，他的权力并不源于法国王朝的继承权或民选政治，而是源于他在国难之际挺身救国的榜样作用。他在《剑锋》中同样写到“如同磁铁吸引铁一样，意志和希望都会聚向领导者。当危机到来时，人们追随的是领导者。是领导者用自己的胳膊举起重担，即使胳膊摔断了，他还要把重担放在背上”。戴高乐这里所强调的“即使胳膊摔断了，他还要把重担放在背上”，就是领导者给追随者树立的努力奋进的榜样作用。

权威来自于“威望”，戴高乐在《剑峰》中多次使用“威望”一词来描述权威确立的内涵。他说这种情况特别体现在军队中，人们尊重将领更多的是出于对他威望的尊重。但戴高乐同时认为威望是一种难以度量的东西，它如同爱情，不在行动中人们是难以感受到这种由爱带来的不可名状的魅力的。戴高乐还认为，威望是一种近似天赋的物质，虽然难以获得也不容易区分，但它是可以后天学习的。这就如同艺术，领导者必须在实践中提升这种能力。

（二）领导者如何提升权威？

戴高乐认为，树立榜样作用是一种方法，但保持与下属的距离感同样可提升领导者权威。戴高乐认为，由于人们很少尊重或崇拜他们所熟悉的人，所以确立权威的办法之一就是保持领导者在追随者心中的“神秘感”。戴高乐政府新闻部长佩雷菲特在《这就是戴高乐》一书中回忆到，当他作为法国著名的巴黎高师的一名年轻毕业生出现在戴高乐面前时，戴高乐总是对他非常客气，嘘寒问暖，宠爱有加。但当他成为新闻部长后，戴高乐对他特别冷淡。年轻的佩雷菲特不得其解，急忙向资深的内阁成员请教，他们告诉他这就是戴高乐将军。他对越不熟悉的人越客气，对越熟悉的人越不客气，特别是在工作中，将军希望与其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

戴高乐刻意与部下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因为距离感可提高领导者的领袖力，同时独处有利于思考。戴高乐认为，作为领导者，他可以与部下充分交流，但在做出重大决定时就必须离群索居，从而可以一个人平静地做出决定。

美国尼克松总统深受戴高乐影响，他说远离白宫幕僚们既可以提高其在追随者心目中的神秘感，也有利于静心细想做出重大决策。他说自己“很少在椭圆形办公室中做出重大决定。当我要做重大决定时，我往往离开几个小时躲到林肯起坐间或者戴维营、比斯开湾或圣克利门蒂的小图书馆去”。尼克松说“我发现，远离华盛顿的嘈杂声而躲进孤寂的场所，我能够进行最好的思考，做出最好的决定。”

三、戴高乐本人领导者权威确立的实践

（一）强烈的使命感。

戴高乐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是为法兰西复兴而奋斗。我们如要全面理解戴高乐，首先就是要理解这种使命感。在戴高乐眼中，他的生与死都是为了法兰西。他在回忆录中经常以第三人称叫自己“戴高乐将军”。在做每项重大决定前，他总会问自己“戴高乐将军会怎么想？”。因此，法国人都知道，戴高乐娶了“法兰西新娘”，而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使戴高乐具有崇高的道德力量，法国人知道，戴高乐想的和做的都不是为了他自己。

（二）身先士卒。

如同在《剑锋》中所说的“即使胳膊摔断了，他还要把重担放在背上”，戴高乐处处以身作则，凡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且做得更好。

一战期间，他参加了著名的迪南之战、香槟之战和凡尔登之战，战场上他临危不惧，受伤后还与德军殊死搏斗。在成为德军俘虏被囚禁期间，五次越狱未遂，其英雄主义精神得到法军总参谋部的赞扬，并因此获得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在二战期间，他亲自指挥1940年5月17日著名的“蒙科内战役”并赢得胜利。由于缺乏后勤支援，戴高乐不得不率领其坦克部队撤离，但战役对鼓舞法军将士和法国人民反抗德国侵略具有重要意义。

在率领“自由法国”抗击德国侵略的岁月里，他同样身先士卒，在最危险的时刻与自由法国的战士在一起。著名的比尔哈凯姆战役，戴高乐虽远离战场，但他与前方柯尼希将军保持密切联系，与将士们心连心，大大鼓舞了士气。此战在国际上影响力很大，这也是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具有转折点的军事胜利。

（三）清廉自律。

戴高乐一生不贪图蝇头小利，保持清廉和独立人格，从不与任何利益集团交往，不与他们有任何利益瓜葛。戴高乐淡漠金钱，从而使他在献身公职的一生中从来不会被任何利益集团以任何理由绑架，被迫做出任何有违自己内心的政治决定。正是如此的洁身自好，使戴高乐在做出所有政治决策时都完全独立，丝毫不受外界干扰。

戴高乐公私分明，从不搞特殊化。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在总统府内自己的生活区专门安装单独的水电表，每月按单交费。儿孙们每月一次去总统府看他并与他共进晚餐，餐费也均由戴高乐自己承担。

戴高乐退休后，他放弃总统丰厚的退休金，只领取其作为法国军队准将的微薄退休金。戴高乐觉得，当年他在国家危难时站出来拯救国家是军人职责使然，现在告老还乡，拿军人退休金要比总统退休金更好。其夫人伊冯娜，人称“伊冯娜大婶”，在戴高乐退休后自己到科隆贝的集市上买菜，“伊冯娜大婶”的清廉和简朴，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戴高乐高尚的人格。

（四）强烈的怜悯心。

戴高乐英雄柔肠，他对待身有残疾的女儿安妮的故事在法国人人皆知。安妮是戴高乐最小的女儿，生下来就患有唐氏综合症。在当时的法国社会，遇到此事人们就会把孩子送到教会办的养育院，但戴高乐拒绝这么做。他对安妮恩爱有加，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与女儿在一起。戴高乐平时性格内敛，见到安妮时却变得特别开放，会用歌曲、舞蹈和哑剧来逗她。作为军人，戴高乐南征北战，居无定所，特别是在伦敦率领“自由法国”抗击德国纳粹期间，但条件再困难，他都对安妮不离不弃。

安妮的病也使伟人戴高乐更理解人生，对弱者给予更多的怜悯与同情。他曾对一位亲近的神父表示，他将安妮视作上帝赐与他的礼物，是安妮使他更珍惜生命，为人更加谦卑。1948年安妮因感冒死在戴高乐的怀中。在下葬时，戴高乐说了一句：“她终于和其他孩子一样了”。后来，戴高乐又成立了以女儿安妮·戴高乐命名的残疾儿童基金会，并将他写回忆录的全部稿费捐赠给这个基金会。

从戴高乐对待其残疾女儿安妮的故事，法国人民看到戴高乐的善良和对生命的关爱与虔诚，正是这种强大的道义力量，使最喜欢挑剔的法国人也心甘情愿地接受戴高乐的领导。

（五）通透的人生观。

戴高乐无论对女儿安妮还是对普通百姓，都充满真诚和同情心。他不仅淡泊名利，更淡泊生死。对他来说，衰老死亡只是上帝召唤他的时间问题，他并不为此感到焦虑。相反，他非常在意自己撒手人寰时是否还能保持泰然处之的状态。为此，他在担任总统时就立下遗嘱，要求死后禁止任何形式的国葬等纪念活动，要求遗体告别式只有家人参加，并将他安葬在女儿安妮身边，等老伴伊冯娜百年后与其相会。

戴高乐的葬礼非常简单，墓地很小，墓碑上仅仅是他的生卒年月，没有任何头衔，这与他为法国人民做出的重大贡献相比，无论是“盖棺论定”的仪式还是评语都少得可怜，但这真切地反映出戴高乐崇高的人生境界。

四、戴高乐领导者权威确立给我们的启示

著名企业家瑞典宜家的创始人坎普拉德说过，“如果有一种东西存在于良好的领导力之中的话，那就是表率的作用。我必须为所有宜家员工树立这种榜样作用”。著名领导力学专家麦克斯韦说过“人们是先接受领导者，然后再接受其愿景”。

在现实生活中，领导者权威问题一直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许多领导者渴望自己能在下属中建立权威，赢得他们的尊重，在领导力学中我们甚至还有“魅力型领导”的分类。然而，由于各种现实原因，领导者不管有多么努力，无论其多么渴望得到“魅力型领导者”的称号，或是作为领导者在下属中应享有尊重，领导者在建立权威时经常感到困难重重，甚至可望不可及。

研究戴高乐领导力学中有关领导者权威建立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可以发现，领导者的表率作用及其由清廉、自律、同情心、淡泊人生等品质所组成的道德力量是激发下属对领导者由衷敬仰和爱戴的根本原因！

此外，戴高乐认为，领导者应与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通过这种距离营造一种领导者的“神秘感”。戴高乐告诫我们，上下级间如果存在的那种过于“熟悉”的关系，是很难从人性的角度激发起下属对领导者的“尊敬”的。在当今“沟通”无处不在的时代，不少领导者喜欢媒体曝光，热衷于将自己当作网红，自觉或不自觉地过度“消费”作为领导者本应具有的某种“神秘感”，从而很难在下属，特别是在公众面前树立起必要的权威形象。

作为总结，领导者的权威需要通过自己的每个真实行动来树立，需要领导者本人靠其人格和道德力量来感动和激发下属。在可能的情况下，领导者要与下属保持必要的距离，要学会独处，不能过度透支自己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