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稳就业是我国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而国有企业以其独特的地位与重要作用，也成为战略部署中的关键一环。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朱海坤，联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金融学教授张博辉、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游家兴，开展了一项覆盖全国五万余家国有企业的研究¹。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往往会主动承担起消化私营部门部分裁员压力的责任，以此支持当地政府有效维护就业市场稳定，帮助熨平社会经济波动。

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显示，2011年-2019年间，中国大陆共计发生了约1200起由于私营部门裁员导致的群体性劳资冲突事件，而这些社会性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都对当地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造成影响。对此，一方面，政府注重疏导民意，通过协调沟通努力化解矛盾，确保社会秩序稳定；而另一方面，当地国有企业也积极承担其社会责任，犹如一道“安全阀”，在特定时期内调整招聘策略，助力缓解就业压力。研究表明，在面临此类劳资冲突时，当地国有企业会倾向于适时扩大招聘计划，吸纳部分受裁员影响的劳动力，来帮助稳定本地就业市场，减轻社会影响。估算结果显示，在冲突事件发生当年，相对于当地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招聘规模会平均扩大3%左右，相当于为所在地区额外提供了共计4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应对此类劳资冲突时，国有企业的招聘策略还体现出明显的社会关怀，为教育背景较为薄弱的求职者提供一定倾斜。

与此同时，研究还对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成本给予了客观审视。国有企业偏离生产需求选择扩大招聘规模，事实上增加了自身的运营压力，占用了部分宝贵的流动性资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这一行为，会降低其当年的企业投资。平均而言，这些国企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当年下降了2.5%，生产效率也有所降低。当然，这并非没有回报，而是是产生了深远的社会经济效益——当地劳资关系更为融洽，群体性劳资冲突有所减少，经济发展可以相对更加平稳，社会总福利得以提升。

其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就曾呈现出鲜明的“企业办社会”的特征，地方国有企业广泛参与到诸如市政建设、社区管理等社会事务之中，形成了独特的职能体系。直到2023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实施完成以后，“国有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工作才被彻底剥离。这项改革旨在让国企聚焦主营业务，甩掉部分社会职能的包袱，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真正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企可以完全不履行社会责任。上述研究也表明，国企在就业市场中，有着某种意义上的“逆周期调节”功能，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独特作用。但我们依然需要思考，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在哪里。政府职能并不能过度依赖企业行为实现，目前城投公司的债务问题便是生动的例证。其实，国有企业并非中国的独有现象，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国有企业也有超过六百万名雇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的角色和任务也各有不同。相关部门需要引导国有企业做好平衡，在不过度扩张其非核心义务的同时，履行必要社会责任。

当然，企业社会责任也并非仅适用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同样肩负着不容忽视的社会担当。以格力电器为例，尽管2019年混改后格力已转型为民企，但其始终坚守社会责任，在2022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曾承诺，即使面临极端困境，也将优先选择减薪而非裁员，以保全员工岗位；另外，公司决定再吸纳3000至5000名高校毕业生，以实际行动助力大学生就业。虽然坚持不裁员无疑会增加企业的财务压力，也可能削弱盈利能力与未来发展潜能，但民营企业家应具备社会责任感，这也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要求。然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是否应当对齐国有企业？，哪些责任是政府可以鼓励甚至要求的？，这些问题可能仍需要我们思索与探讨。

而对于就业问题本身而言，政府自有的政策工具也有很多。例如，将鼓励灵活用工市场发展作为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的一个重要举措；甚至政府选择连续五年扩大国家公务员招录规模，来直接提供更多稳定的就业岗位：2024年国考计划招录3.9万人，较上一年增长6%。包括就业在内的诸多社会议题，本质上都需要经济基本面作为支撑，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其生产经营活动直接推动了经济增长。因此，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为社会持续创造经济价值，才是其最核心的社会责任与初心使命。

¹ You, Jiaxing, Bohui Zhang and Haikun Zhu.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Labor Unrest: Evidence from China.”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22): n. p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