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丽法案,真的“美丽”吗?
美国国庆日当天,备受关注的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译为“大美丽法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字下正式生效。这份于7月1日获参议院通过,7月3日再次以218票赞成、214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在众议院表决中得以通过的法案,因美国国内对其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风险的担忧而备受争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光宙从“大美丽法案”的核心聊起,浅析这个美国史上最大的减税法案将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及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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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丽法案”的核心
以“大美丽”来命名的法案,应该是特朗普总统任内最重要的经济法案,很符合他的个性和品味。相比于特朗普在2017年签署的《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以下简称TCJA),“大美丽法案”听起来更加“特朗普”。
该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延续2017年TCJA中即将在2025年到期的减税措施(主要是个人所得税),所以它更多的是继续现有的税收政策,而不是推出新的大幅减税措施。换言之,如果没有“大美丽法案”,美国个人所得税率在2025后会显著提高,这显然不是特朗普能够接受的。
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向来主张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国民收入。这个理念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通过减税提高企业盈利以加强企业的投资意愿,更高的投资水平能带来生产率的提升,企业竞争力随之提高,这也为工人工资的上涨提供了基础。

2017年的TCJA将美国联邦公司所得税从最高35%的边际税率,降到21%的统一税率,使得美国的公司税低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进一步提高了美国对于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
降低税率必然导致短期内税收收入下降,在政府支出不变的情况下,政府财政赤字势必上升。从里根总统开始,共和党内持有一种看法——认为不必过于担心政府减税后带来的财政赤字,因为更低的税率能刺激投资并推动经济增长,一旦税基扩大了,政府税收收入就会随之提高,从而抵消减税带来的税收收入损失。
这个理论的一个极端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即政府税收收入和税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当税率高于最优(税收最大化)税率时,降低税率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财政收入。
特朗普在其第一总统任期内授予了阿瑟·拉弗象征美国平民最高荣誉的总统自由勋章。其他8位获得过这一荣誉的经济学家包括弗里德曼、哈耶克、贝克尔和索洛等。但绝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不会将拉弗和这些经济学巨擘相提并论,当然这是题外话。
02
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影响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在推销他们的减税政策时都强调减税不会加剧政府财政赤字。那么经济现实是否真的如上述理论所言呢?
经济学家根据过往的减税案例评估了减税政策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在2017年评论特朗普的TCJA的影响时,总结了经济学文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他认为大约1/3由于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损失能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弥补回来。
2024年,来自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三位经济学家研究了TCJA中公司所得税税率下降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他们的主要结论是:减税的确推动了企业投资,使经济得以增长,工资也有所提高,但效果远不及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所宣传的那么好;同时这些增长效应远远不能抵消减税带来的税收收入下降。
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需要后者来维持。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在2024年达到了GDP的6.6%,处于历史最高位(2008年金融风暴和2020—2021的新冠疫情期间除外)。每年新增的财政赤字都在推高政府的负债,202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已经达到近36万亿美元,约占当年美国GDP的123%,两者均为历史最高水平。
根据美国不同机构的估计,“大美丽法案”将在未来10年带来3万亿~4万亿美元额外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推高政府债务在GDP中的占比。
需要强调的是,高政府债务反过来增加了削减财政赤字的难度。202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开支,成为仅次于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第三大政府开支。
那么持续的财政赤字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呢?政府不断通过举债来维持财政赤字,需要提高公债的供应,利率就会随之上升,起到挤出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的作用。最悲观的估计来自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大美丽法案”长期来看会显著降低美国经济的增长率。
当然,美国政府的财政空间比其他国家要大,部分原因是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独一无二的地位降低了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从理论上说,美国国债没有违约风险,因为美国是以自己的货币发行国债,但是美债贬值的风险是存在的,甚至会随着美国债务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上升。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升级和中国的关税贸易冲突后,市场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曾承诺不提高联邦政府的债务水平,那么能否通过降低财政支出来缩小财政赤字呢?马斯克曾经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尝试削减政府部门的不必要支出,目前看来收效甚微。
要了解削减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难度,我们简单看一下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构成。美国联邦政府2024年6.8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中,最大的五个项目占了70%,分别是社会保险(Social Security,22%)、净利息支出(13%)、老年人医保(Medicare,13%)、国防(12.5%)和低收入人群医保(Medicaid,9%)。
根据美国法律,社会保险和两个医保都属于强制性(mandatory)支出,未经立法联邦政府和国会不能擅自变更,国防属于灵活性(discretionary)支出,每年由总统和国会制定,利息支出则自成一类。
不难看出这些都是刚性支出:社保和医保关乎国民生计和选票,而且支出会随着美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而提高;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国防开支只有上升的可能,事实上“大美丽法案”将把国防开支提高了1500亿美元。
最终,特朗普把削减开支的大刀挥向了低收入人群医保,通过提高参保标准(例如,受益人需要提供有工作的证据)来减少参保人员,削减医保开支。“大美丽法案”预计能在未来10年减少1万亿美元的支出,但这远远不能抵消减税造成的4.5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损失。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低收入家庭可能失去医保。
总的来说,“大美丽法案”通过延续并永久化TCJA的减税措施,为美国联邦财政的可持续性注入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而减税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效果并不明朗。
03
收入与财富分配和贸易赤字的影响
除此之外,该法案对美国经济与社会还将产生另外两方面的影响:收入与财富分配和贸易赤字。
个人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下降以及包括遗产税在内的纳税减免额度的提高将使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在未来10年获得1万亿美元的税收优惠;与此同时,失去医保和其他政府福利导致低收入人群成为该法案的输家。这无疑将加剧美国社会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给美国政治体制带来更大的挑战。

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不少受益于美国医疗白卡(Medicaid,即低收入人群医保),这部分人群是否会因为自身利益受损而动摇他们对特朗普的忠诚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另一个焦点是美国国际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特朗普政府不惜用极端的手段来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但事实是,大量的财政赤字增加了平衡美国国际贸易的难度。
美国整体贸易赤字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整体储蓄率低,通俗地说就是“美国人花的比挣的多”,高水平的消费只能够通过向国外借贷(进口超过出口)来实现,而联邦政府的入不敷出只会加剧这个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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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间接影响
从短期来看,“大美丽法案”对于中国经济总体而言是个利好。随着中美贸易紧张关系的缓解,该法案的经济刺激作用会部分转化为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有助于降低中国经济在从外需向内需驱动转型过程中承受的压力。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大美丽法案”取消了拜登政府给予一些新能源行业(风能和太阳能)的政策补贴(例如,购买电动汽车的7500美元税收优惠),同时积极推动化石能源的开发。在这一点上,特朗普政府显然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这些政策不仅将进一步放慢美国已经落后的新能源行业发展,对美国整个能源行业来说也是一个倒退。
取消电动车购买的税收优惠对于中国电动车行业的直接影响比较小,因为拜登政府就曾极力阻止中国电动车登陆美国。
该法案对于中国其他新能源企业(包括光伏和锂电池)的影响应该也可控,因为这些企业对美国市场的出口在企业产出占比中并不大。

特朗普对于财政支出优先顺序的偏好不仅反映在“大美丽法案”中,也体现在他的政府预算案里。
为了控制政府开支,特朗普在2026预算案中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国家科学基金(NSF)的预算分别削减了40%和50%(这些支出属于联邦政府的灵活性支出,由总统和国会通过每年的预算案制定)。2010—2019年间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几乎所有新药的研发都得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17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得到国家科学基金资助或在该机构工作过。
对于美国的科学家而言,这两个机构是最重要的科研经费来源,可以说没有这两个机构就没有美国称雄世界的基础科学研究实力,而这个实力是美国作为科技超级大国的立命之本。
在中美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特朗普对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削减将转化成美国的劣势。这将导致在美国无法获得足够资助的科学家开始前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寻找新的机会以继续科学研究。
美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决定了美国政治和政策在左右两极之间钟摆。“大美丽法案”的通过得益于特朗普的个人影响力和权威,随着法案对美国经济和选民的影响逐渐显现,特朗普的个人影响力和权威会随着美国政治周期的变化而如何变化还是个未知数。
无论如何,不断攀升的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都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大美丽法案”将给美国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