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我为什么写作《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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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对小说《繁花》的颁奖词是:「《繁花》的主角是在时代变迁中流动和成长的一座大城……在小历史中见出大历史,在生计风物中见出世相大观,急管繁弦,暗流涌动,尽显温婉多姿、余音不绝之江南风韵,为中国文学表达都市经验开辟了新的路径。」
我们回顾一次在2020年11月,《繁花》作者金宇澄做客中欧校友返校日艺术论坛时的演讲,他以人生经历分享创作《繁花》的初心,以及在上海这座城市的生存与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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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澄金
01/ 用沪语写作《繁花》是希望打通误解
在文学圈中,语言是第一位的。当我们拿起一本书,首先吸引我们的肯定是语言,不可能是内容,因为内容要看了一部分后才知道是什么。所以,文学作者苦心积虑要建立自己语言的辨识度。
方言像是一条活泼的小河,是土生土长的。用上海话写作,是我的一个梦想,因为我发现上海话已经越来越边缘化。而用上海话写《繁花》,是源于我无意中进到一个大家都在用上海话写作的论坛,才突然发现用上海话写作很有意思。当然,我做了一些改良,剔除了一些非上海人不能看懂的文字和内容。
《繁花》这个名字的来历,是两本很有名的书——《海上花列传》和《海上繁华梦》,各取一个字。我很喜欢看这类书,能立刻看到场面的细节描写,深入城市的肌理。
我在东北待过七年,发现大家对上海的很多看法,其实是出于语言不通所产生的误解。《繁花》这本书就是要打开家门,邀请外地朋友进来玩,看看上海和外地市民有什么区别。
不同城市里的市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是生活方式有一些不同。比如一个北方朋友到上海人家去玩,看到厨房案板上有两根葱,他想自己好久没吃葱了,就把两根葱吃掉了。后来阿婆要做鱼,看到没有葱就好心急,北方朋友才知道,不是上海人小气,而是上海人不吃葱,因为要吃鱼才买的葱。
用沪语写《繁花》,一方面是希望在语言上有一些特点,另一方面就是希望能够打通这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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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拉开「上海」的拉链
王家卫导演曾问过我香港和上海的区别,在我看来,最大的区别就是上海有一段彻底被暴露的时期。上海就像一个上海牌旅行袋,上面画着外滩,写着「上海」二字。1966年以来,拉链被彻底拉开,城市所有的秘密都暴露在外,这是香港没有的。
我们把拉链全部拉开,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城市的拉链拉开后,又慢慢合上了。这座城市刚刚把秘密暴露出来,又产生了新的秘密。
在那种非常年代,有很多关于「秘密」的故事。我在《繁花》中也提到过,就像阿宝的姑妈和姑父,两人只能偷偷摸摸地见面,在传呼电话中说「明天外公要来」,意思是「明天约定好的时间我们在外滩公园碰头」,送一个鸽子来意思就是「在和平公园碰头」。最后,阿宝姑妈的爸爸提出让两夫妻到他闸北的家里去,老头子一个人到闸北的长途汽车站,过两三小时再回来。
那时,这座城市充满了窥探的眼睛和窃听的耳朵,没有任何私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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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繁花》反映上海人的处事规则
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创始人左拉曾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让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上海市民阶层的很多观念。自然主义是什么呢?是生活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但在中国,占据主流的还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观。
在该短篇小说中,左拉写了两姐妹的故事。姐姐和妹妹都在巴黎最有名的一个百货公司里上班,姐姐是非常传统的女孩子,她的人生标准就是找一个小公务员结婚,然后生孩子,一个家庭和和美美地过。妹妹想的则是要打扮,要穿最漂亮的衣服,要接触上流社会,目的是最好能够和一个贵族结婚。
如果是批判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肯定就要批判了,要把妹妹写得很不堪。但左拉的态度就是她们两个人都达到了目的:姐姐就真的和一个小公务员结了婚,然后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庭,把孩子养大,达到了人生目标;妹妹到三十多岁将近四十岁的时候真的和一个老贵族结了婚,也过得很好。
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了解了上海市民阶层的很多想法和主流观念是不同的,他们要在这个城市里生存,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一些想法。在《繁花》里面,我也讨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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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影视版《繁花》是另外一个生命
我写完小说后,影视作品其实是另外一个生命,和我没关系了。导演绝不甘心按照小说原封不动地来拍摄。此外,影视表达比文学表达更难。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开一家饭店,在每个包房里面安装一个录音机,一年以后,把谈话内容全部打出来,我们或许就能对这座城市里面的秘密多了解一点。整个中国现代交流的主要方式就是饭局,很多最要紧的发言都是在饭局上,每个人都想把最精彩的东西在饭局上跟别人分享。
除了饭局之外,没有一个环境会那么放松,总要顾忌一点。作为一个作者,最悲哀的是不能把最精彩的部分写出来,要不就是带进棺材了,要不就是不说了。实际上我小时候很佩服作家,我觉得作家太了不起了,怎么能说那么多东西。等我自己写作时才知道,还有很多东西是不便说出来。
《繁花》里有一个桥段,这种桥段不是我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
有一个很漂亮的饭店老板娘,有两个已婚男性想接触她,说不清是出于感情原因还是为了投资。这个饭店每天晚上八九点以后,开一个小灯,支一张小桌子,这两个男性和饭店老板娘三个人一起聊天,一聊就是一个多月。
有一天晚上到了九点半,刚聊了一个小时,其中一位男性说:我今天有点事情,就先走了。这时饭店的前门已经关了,他是从后面的弄堂出去的。
按理说三角关系中,其中一位男性走了,对另一位男性来说应该是好事。但是他们习惯了这种三角关系的谈话模式,突然走掉一个,失去了平衡,留下的男性就感到很尴尬,所以也看了下手表,说自己也有事,也要走了。
等他从后门出来,去马路对面的弄堂推自行车时,发现饭店前门口的角落里蹲着一个人,就是先走的男性,正蹲在角落里透过饭店前门的玻璃往里看。
这个段子是别人告诉我的,我觉得实在是很精彩,像一个哑剧。
对作家来说,有的时候这个不能写,那个也不能写,所以文学实际上不是面面俱到的,有很多隐秘的东西,很多人是「要带进棺材的」。
张爱玲当初说要烧掉《小团圆》,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编辑:张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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