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人文学者、作家梁永安教授，做客中欧EMBA「人文艺术系列讲座」，带来一场时代与人生的深刻对话——人生怎么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获得生存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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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有三个著名学科。一是现代史，历史就是变化，新陈代谢。二是东方学，东方学专门研究一个停滞社会内在的结构，政治结构、文化观念、道德体系等等。三是人类学，人类学研究原始性。

从现代史的角度看，今天的世代交替前所未有。中国今天的状态完全是一个文明的巨大转换，它正好叠合了改革开放45年。传统上，我们属于大农业文明；上一代是工业化的一代，是在世界被先发者占领的情况下，从卑微的起点，用农业文明的韧劲去一点点拓展；95后、00后这一代又是后工业的浪潮，这个空白之地不受先发者的控制，我们拥有自己的原创。

历史上我们从农业社会出来，向来有小农社会的疲弱性，生活方向都是瞄准生存，对公民化和个体的人文成长、精神成长、独立意志、选择能力没有很好的认知。所以为什么余华的《活着》国人看了都很感动，就是因为写出了东方社会几千年历史的命运——活着。而今天这代年轻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状态——「活着」不成问题了。所以整个中国社会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特别的状态。

七八十岁的老人，承载农业文明几千年传统的这一代人，很多还在。工业化的一代完整存在，那时候的青年热火朝天地活在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里，完成了工业化的积累。有了这个基础，今天的年轻人终于来到了历史的关键时期，后工业普遍起来了。

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三代文明同时存在的状态——以前都是几百年的过程——这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张力、巨大的创新性。今天的年轻一代在全新的、正常的、全面的成长里。

而且今天的每个人都是特别有张力，特别有内在创造力的人，因为每个人都在大跨度地移动。中国历史上是乡土社会，各地之间的割裂格局，要跨越很难。只有商人有强大的欲望要打通障碍，因为要获得利润。他们不抱着对其它东西的偏见，只带着对金钱的热爱，哪里有利润就往哪里跑。

这是商人改变世界的一个伟大之处。全球化就是商人推动的，现代英国也是商人建立起来的，契约精神、游戏规则，作为利益主体的人的尊严和价值，都从这里出来。

今天是一个流动的时代。流动代表什么？文化冲击。出去，要迎接一个一个的陌生，要寻找一个一个的支点。这些冲击、变化、努力和转换背后的逻辑，没有几个人能说清。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自己那么伟大。

上一代人最伟大的创造，就是哺育了跟自己的生命观、价值观完全不同的下一代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出现过的。

年轻一代现在面临的处境和压力，其实都是动力。我们说「卷」，物极必反，再「卷」，大家就不能这样活下去了，新的转换必然出现，现在就在这个拐口上。

年轻一代的基础不一样了，工业化的基础、全球化的基础、知识的基础……中国成为伟大的现代国家，就在90后、00后这一代。

他们被推到了一个传统转向现代的巨大空白地。他们的祖辈是中国农业文化的最后一代人，他们自己是现代中国的第一代人。这代人的日子最难过。传统靠不上，几千年延续的文化和生存方式没有了，记忆没有了，他们没有历史参照。现代呢，又没好好地发育起来。什么叫现代社会？没有经验。最大的没有依托，就是没有原形。

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之后一个最大的转换，就是把整个世界的核心价值定位在个人。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发展、个人的价值是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中国要从庞大的农业传统走向个体的建设，那真是任重道远。这一代人是历史的新起点，是一个世代交替的新起点。

这代人的命运必然是很艰巨的。他们像汉代的张骞去通西域，司马迁在《史记》里面高度赞扬其「凿空之功」。今天特别需要无数的年轻人「凿空」，要知道你的生命是一个过程，而且是独特的过程。你的自我在哪里？在过程中。

我们要解决顶层问题，要解决对时代的认识。千万不要变成套娃最里面的那一个，不认识这个时代本身的变化——社会已经多元了；也不要不知道国家的意志、选择，向什么方向发展；更不要不知道整个人类在世界转换中，新的变化、关键性要素在哪里。全人类的趋势就是物质做物质的事情，人做人的事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最紧迫的是安身，我们在流动中来到一个城市，寻求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生活，把小农对生活的建设带到城市化的过程中来。中国社会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同质化过程。现在终于达到了，下一步就是分化的阶段。

再分化，精神各有所需、各有所寻。未来的时代有那么多不确定、不同的观念，你会感到很痛苦。忽然感觉到还有另外一种贫穷，就是精神的贫穷。很多人生活的物质目标追求到了，陷入目标消失的困境，不知道下面再干什么。

年轻的一代，他们开始跋涉了。

人有两次出生：一次是身体出生，父母生出来；一次「精神出生」，那就要靠自己了。自己去确立自己的生活，去干什么，去喜爱什么，去创造什么，这是人真正的内在生命、精神生命的形成。

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因为农业社会没有这个问题，农业社会就是一个自然生命，生老病死。但现代社会，人有两个生命了。

今天明显地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惯性中的人，就像康德所讲，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选择交给外部来决定。这种状态，人类的再生性就没有了。还有一种人，一生年轻，永远天真，永远有求知欲，这是很关键的。

人一辈子其实有三个明显的衰老期。一个在35岁左右，有的人35岁以后黯淡无光，原来很有活气的一个人忽然变得灰蒙蒙的。因为35岁之前，人的自然生命非常活跃，所以哪怕精神不怎么样，也显得很有力度。经历了35岁的大衰老，内在的自然大大消失，就要靠精神生命、精神力量面对世界的澎湃之气，不再依靠身体的天然活力了。

还有一个衰老期是60岁，六十耳顺，应该对生活有自己的体会和理解。今天的年轻人见多识广，不要等60岁，20岁就耳顺了。但实际上很多人到60岁都没有精神生命，一生太单一，经不起第二次大衰老，人就萎靡了。

最后一个就是76岁，很多人过不去这个坎儿。

今天是一个精神生命为主的时代。走出温饱之后，从「活着」的时代开始进入「活法」的时代，从物质的欲求转向精神的需求。以前所有的安定感都是在统一性的世界里面，今天终于进入到一个巨大的、全面的差异化时代。它考验的是一个人，你能拿出什么东西来，你有什么原创力？

我们启动慢，是因为我们的精神生命、精神独特性太单薄。比如咖啡馆，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文化的流动，不同人的互相看见，差异性的呈现，互相的倾听。

一战之后，巴黎左岸的咖啡馆是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大家去那里交流各种各样的新想法，会互相争吵，有强烈的文化气质。上海现在很多咖啡馆，但只有美的身影，没有内在的汇聚。

我们说电影和文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可能性。人是可以有瞬间的顿悟的。我们要走出惯性，走出共同性，去打开一种可能。

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每个人在每个瞬间都有无限可能，问题是我们活在自己的人性弱点里面，总是避难就易。一个人建立起自己的弱者理论，就会有无数个理由来安慰自己。一个向后退的人，他的理由特别多。一个向前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心之所愿。

如果一个人没有按照弱者理论，没有按照外部的规定去生活，他会遇到什么？这就是小说、电影的逻辑。今天的年轻一代特别需要这样的精神，释放自己的潜能和可能性。

就像李安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派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老虎整天盯着他，像一个巨大的威胁。但如果没有这只老虎，派早就死掉了。人和老虎一起求生，老虎不是他的仇敌，而是伙伴，是能够活下来的一个根本原因。

年轻的一代生存逻辑是「欢迎老虎」，不是清除所谓的威胁，而是要有力量和勇气。人都是要打破一些东西，尝试行动性。所有的可能性里都有不确定性，都是一个威胁，但是要真正踏进去。

我们要相信时代。今天是一个打开的时代，你可能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三次失败……也有很大的概率，终于摸到自己最应该去寻求的生活。今天的中国社会，也一定要给年轻一代最大的让步，给他们空间。

Q=现场提问

Q1：一种观点是，人最终是孤独的；另一种观点是，我们还是需要投入到有意义、深刻的关系中，才能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您怎么看待、协调这两种矛盾？

梁永安：人生最多的体会是在送别里，不管恋爱分手还是婚姻分手，是对人最大的成长。因为很多人在一起是稀里糊涂的，在惯性、环境、代际、催促里硬结了婚；在分手里才认识世界、认识生活，回到本相，看自己是适合什么生活的人。

如何去识别，如何去选择？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现代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方式里一定有爱好和喜欢。比如摄影，摄影的要义就是向外，打开世界，而且学会选择——我这辈子到底关注什么、喜欢什么，我就拍这个。价值不是找来的，不是存量，而是增量，而这个增量是靠每个人的创意来打开、来形成的，我想应该是这样一种态度。

Q2：看到过一个观点，如果一个人有两倍、三倍甚至无限的生命，他的价值观和选择可能完全不同。您刚才讲整个文明的迭代，其实也是以时间不可逆为代价的。怎么平衡这两者，去缓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的焦虑？   

梁永安：人的理想状态是能活三辈子。第一辈子拿来犯错，知道自己该干啥，第二辈子拿来干点事，第三辈子拿来很悠哉地享受生活，这就很理想。

但我们无从选择，在哲学上讲就是趋向于死亡的生存。人生的要义就是怎么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获得生存的丰富，获得我们自己在内心深处觉得有价值感的过程，这是最重要的。

在今天打开的世界，我们能有一种尝试，有一种探索，有自己的勇气，就已经很完美了。结果如何不是你决定的，因为实现任何奋斗都需要各种条件，所以不是你不行，而是社会目前的历史条件就在这里。

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把生命的自由、自己的选择、价值判断放在生命的核心，不管活多长，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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