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势能——双碳战略（下）
三、双碳战略能否成为促进
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双碳战略到底会不会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呢？结合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与减碳工作所需的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双碳战略对经济是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素：
（1）技术创新因素
在碳排放源的控制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对原有生产流程进行优化并通过研发新技术、新能源、新设备的方式从源头上控制碳排放或中和温室气体的影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理论实证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是经济加速增长的内在因素。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索洛教授在论证技术创新和生产效应的学术论文中通过分析美国40年的经济数据发现，促成经济增长的因素里有八分之七（约87.5%）可以归因于技术创新变革，而大约有12.5%可以归因于资本的增长，同时他也着重强调了资本的辅助作用，如果投资的效率很低，那么科技变革对经济的贡献率水平则不会有所提高；此外，索洛本人还认为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是重大的，创新必须要内嵌在生产技术上才能实现产出的增长。
无独有偶，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学家索罗门•法布里坎特在其著作中也通过长期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有90%的经济增长要归因于技术的进步。双碳战略不仅是一次环保运动，它更是一次技术创新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运动，通过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知识、新思维带动中国能源结构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在未来长期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之一。
（2）基础设施投资因素
纵观全球多国的发展史，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在经济增长乏力时选择加大政府支出开展基础建设工作，这不仅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扩大内需、提高公民个人可支配收入，而且在间接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证实，投资作为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显著性关系。在美国，Aschauer 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利用美国多年数据对基础设施投资和私人部门总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他也提出了公共基础设施假说，认为公共基础设施不足将阻碍经济的增长。另外，Canning在研究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时发现，核心基础设施比非核心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其次是电力和通信类基础设施建设。双碳战略下，我国不仅将会对现有传统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进行一次较大范围的升级改造，提升使用效率，同时也将大量投资建筑、交通、光伏、生化、排放等新能源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为绿色工程生产力的提升提供基础保障，这也将盘活经济，助推中国经济站稳新台阶。
（3）金融资本因素
邱晓华等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动力及贡献率进行过系统分析，发现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结构变动、人力资本、制度创新和其他因素中，资本投入数据呈现“三高”特征，即年均增长率最高，为9.8%，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为59.2%，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最高，为5.8%，其他各因素均低于资本的经济贡献效应。西方也有多位学者运用大量数据进行过论证，结果认为金融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双碳战略的落实与顺利实施离不开金融资本的参与，金融资本无论是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加速资本积累还是在生产力水平提高层面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国际能源机构组织估计认为可持续性减碳方案将会产生约60万亿美元的投资费用。因此，最具可持续性、可行性的方案并不是限制经济的发展而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解决要达到低碳经济所需的费用问题。根据银保监会的数据披露，截至2020年末，我国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再创新高，已超过了11万亿元人民币，居世界第一，较2018年增长了约1倍，绿色债券的存量规模居世界第二，其中绿色交通、可再生能源和节能环保项目增幅居首，这些数据都意在说明我国正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对绿色产业加以扶持，推动经济绿色化、智能化。凭借绿色金融资本的力量，传统产业结构的升级将进一步得到优化，产品竞争力、企业生产效率也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中获得青睐，最终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4）人力资本因素
继新古典增长理论后，Romer和Lucas对该理论所提出的“经济长期增长是由外生技术创新决定的”提出了质疑，并提出观点认为内生经济的增长更应该看重内生要素的进步。Romer在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模型中强调知识的作用，因为知识的运用具有分享性，一方面不仅可以促进单个生产个体的生产力水平和效率提升，另一方面其他生产个体可以通过学习这种先进的知识来提高生产率，从而在更大范围内保证生产率的提升。Lucas也指出由于知识和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总体边际收益是呈递增趋势的，从而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了动力。双碳战略的实施除了要对新能源技术加以推广和创新外，更离不开人才的培养。根据猎聘大数据，新能源行业新增人才需求在2019年即出现一轮“井喷”，同比增长高达46.78%，2020年呈现继续增长状态，同比增长3.56%；就行业收入情况来看，自2018年起，新能源行业中高端人才平均年薪连续三年呈现显著增长，2018年为13.18万元，2019年为13.86万元，2020年则突破14万元，达到14.37万元。2021年4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和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共六大行业协会发布了《加强行业碳排放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服务国家碳达峰与碳中和战略倡议书》，倡议以培育一支高水平的碳排放管理员职业技能人才队伍为目标，高质量开展碳排放管理员培育工作；根据产业需要和行业特点，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研用结合为途径，培养高素质创新型碳排放管理人才；规范开展碳排放管理员培训活动，加强碳排放管理员培训机构自律，准确传播培训信息。从产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薪资水平和社会力量对碳排放教育投入的力量来看，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人力资本、知识对新能源产业的潜在积极影响，从理论实证角度来看，知识的量变积累将必然成为保障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
（5）碳交易因素
在众多可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中，碳排放交易机制（ETS）被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是一种非常具有成本效率的工具。根据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ICAP）的报告，截至2019年全球已有20国家实行碳排放机制，另有18个国家计划实施该机制。2011年起，我国政府就要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等7地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工作积累经验，到今天已有8个省市地区试运行碳交易，共可支持约140 0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交易。那么实行碳交易到底对中国绿色生产绩效（GPP）影响如何呢？通过获取并分析2006—2016年中国东部10省/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海南）的GDP、劳动力、资本、消费、传统化石能源排放数据后发现：
（1）所有这些地区的绿色生产绩效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2）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运行对绿色生产绩效的提升是显著的，约为10%；
（3）在其他因素保持一定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更高水平的绿色生产绩效，目前估值较低的碳价格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会减少相关企业降低碳排放的动力。
因此，从回归关系上来看，实行双碳战略，开展碳现货市场交易、期货市场交易试点将对中国未来经济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
（6）自然资源因素
根据广义包容性财富框架（IW），社会经济增长只是人类拥有众多财富的其中一种物质表现，然而我们只是过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了经济数据而忽略了其他方面，例如森林、农业、化石燃料、矿产、渔业等。可持续性在中长期对经济的影响是积极肯定的，但目前对可持续性影响力的衡量则多以经济指标为主。这在学者Managi和Kumar看来是不健全的，他们认为与其使用传统的GDP进行衡量倒不如采用一种可以囊括多重维度的良好福祉（Well-Being）的指标，如IW指数进行量化，毕竟经济增长与良好福祉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那么在双碳战略下，碳排放的减少是否与可持续的人类良好福祉相匹配呢？经过对全球105个国家1992—2014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口密度、人均GDP等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1）清洁能源的应用对碳的减排以及刺激GDP的增长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2）人均GDP与人均广义财富之间并非呈现出完全的线性关系，在一开始二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后来的趋势却呈现出暂时性的反相关关系，即高GDP的增长导致了人均广义财富值的降低；
（3）在人均GDP与人民广义财富关系曲线的后期阶段，随着经济总量的提升，人均GDP和人均广义财富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又会重新出现，但是速率要变化得更小。总体来看二氧化碳的减排政策执行并不会对广义财富产生相反的影响。
四、当前双碳战略下的挑战
实行双碳战略诚然会对中国未来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从前期多年的准备工作来看，想要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依然有不小的挑战。
1 碳概念认知不足导致参与程度低。
从经济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到一些经济发展较弱的省份地区，我们可以发现企业对碳概念的认知清晰程度呈现出一种模糊化的趋势。除经济发展程度高、信息流通速度快、政府宣传力度大的地区外，其他地区企业的管理层对碳中和、碳达峰的认知程度还仅停留在表面，实际上对具体的政策并不是很熟悉，偏见地认为双碳战略只会加重企业负担，拉高经营成本，因此选择忽视碳排放。其次，当前中国大多数碳项目的参与者以大企业、大项目居多，中小企业及个人参与渠道十分有限。
2 减碳动力匮乏。
在全球疫情持续影响、市场同质化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不少中小企业都面临倒闭危机，根据数据，2020年疫情期间中小企业减收近7成。在当前经济疲软、存量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能够生存下来做到收支平衡已经是企业全力以赴的结果了，想要继续关注碳的减排，如果企业不能从中获取足够的经济型碳弥补，而仅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空洞宣传则很难做到服众。
3 技术转型难度高。
人类文明中，对传统能源的研发与应用已经过了数百年的沉淀。目前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还是以煤为主，化石能源占我国能源结构的85%，近70%的电力是化石能源发电，而新能源技术从开发到初步应用也不过只经历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未来在新能源的利用效率、产业匹配、装备设计、与国际标准接轨等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以风光新能源发电为例，其能量密度、可靠性、储能、负荷、稳定性等方面都要从新能源的物理和化学性质重新开展研究，这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发，同时也要考虑各部分与整体的适配性。
4 缺乏专业碳管理人才。
要想控制碳排放，首先要知道如何捕捉和计算碳排放，但目前来看，我国在碳核查、碳会计、碳审计、碳保险、碳债券等方面都存在着非常大的人才缺口。在碳知识还不能广泛普及时，各企业想要参照标准精准计算碳排放源并作出相应对策实属不易。
5 绿色金融标准化政策有待商榷。
尽管我国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规模上走在全球前列，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依然有较多的阻碍和潜在风险。其一，由于新能源技术、设备、配套排放处理的建设都需要较长的投资周期，而回报率却偏低，在当前对其长期营收评估还不明确的情况下，银行在贷与不贷之间难以取舍。其次，在绿色资产的标准化方面全球并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绿色金融体系和绿色资产风险防范共识，要想和全球其他国家从金融角度共同合作减少碳排放，未来还有很长一段沟通的路要走。其三，绿色金融的供需不平衡，中国金融学会发布的《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2019》指出中国绿色金融资金总需求为2.1万亿元，但总供给只有1.3万亿元，供求缺口高达8 000亿元；从资金的供应方来看，目前政府机构、金融机构是推动双碳战略的主要参与者，个人投资者参与方式则非常有限，绿色信托、绿色公募基金、绿色保险等公众参与绿色金融产品均没有大规模投放市场。
五、双碳战略未来发展建议
针对碳概念的认知不足，我们认为各级政府在向企业、个人推广碳话题的方方面面上既要发挥政府的领导作用，也更应该端正自身作为一个服务者的态度。领导者只有在背景、理论、机制、技术、挑战、政策等方面对碳形成全面、系统的认知后，才能发现体系中需要改进的环节，进而分阶段、分层次逐步牵头全社会资源去进行补足。如果仅仅将更多关注点放到双碳目标的实现进度上，在认知不充足的情况下放手市场力量去寻找可行的解决方案，这大概率会影响双碳目标的实现进程。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碳中和的进程来看，虽然都有政府的行政命令约束，不同的是发达国家上级政府积极开拓各种可以传递信息的通道，例如通过积极组织政企研讨会、开展行业交流沟通活动、动员社会非盈利组织举办趣味活动，中央商务区（CBD）搭建实体体验等方式对大众开展教育，提高民众对碳排放的认知。从信息的渗透人群来看，我国目前还停留在企业这一层面，信息扩散的程度还有待深入。当然，在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愈加成熟的今天，我们也可以借助具有影响力、公信力、粉丝活跃度较高的媒体平台，通过生动有趣的短视频、对话方式引导各类群众加深对碳政策、碳目标、碳实施方面的认知。另外，从媒体方面入手，在持续关注碳中和目标进展的同时还能起到对它的监督作用，防止概念热度居高不下的情况市场跑偏的问题。
在绿色项目的精准识别上，政府机构应牵头或引导碳产业联盟成立绿色项目专项认证组织。目前炙手可热的碳热度虽然加大了资本市场对碳概念相关行业、企业项目的投资力度，但在金融机构实际的尽调过程中，减碳企业讲故事、卖热点、“沾绿即绿”鱼龙混杂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资金持有者带来了投什么、投谁好、投的靠不靠谱的困扰。在实现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路途上，少不了资本的投入，为打消金融的投资疑虑，降低投资风险，提高稀缺资本的利用效率，建议重视绿色项目的专项审批识别认证工作。可以从金融角度入手，通过借鉴目前比较成熟的《赤道原则》《绿色债券原则》《气候债券标准》等标准，同时结合我国的特殊矛盾对碳项目识别及具体实施细则进行灵活制定。在绿色金融资金日渐短缺的情况下，这种方式或将帮助树立投资人的信心、降低参投风险与融资成本、避免资源外流，实现行业良性循环。
设立碳排放激励机制。当前政府选择从碳排放较多的大型企业入手开展工作或许是在践行二八定律，即20%的头部大企业减排成果决定了80%的减碳成绩，这对于要在速度上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认为实现碳中和更应该关注碳排放的长尾市场，也就是那些对碳有个性化需求的中小企业。参照克里斯•安德森的理论，只要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售不佳的产品所共同占有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销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在未来基本实现碳达峰后，要想实现碳排放量与碳吸收量相等，就应该从碳排放相对较弱的中小企业入手，虽然长尾这一部分比较零散、需求较个性化，但在规模上却是巨大的。根据工信部2019年对外披露的数据，中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3 000万家，为全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在如此大的体量下，中国碳减排水平想要上升一个高度，激励中小企业参与碳减排是有战略意义的，因此应该从碳排放对中小企业的需求和切实利益角度入手，设计出一套可以激励中小企业自发参与到碳排放的体系，争取早日实现双碳目标。
开展碳学科产学研联盟。新能源技术的创新短板和人才的缺乏说到底是教育的问题，加强传统能源企业与高校的合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论证，系统梳理关键技术难题，突破技术壁垒，共同推动绿色标准的建立将有助于实现新技术的落地。Bonaccorsi和Piccalugadu认为产学研合作的本质是知识的跨组织转移和学习管理，知识转移中的时间跨度和知识所具备的四个特性，即普遍性、复杂性、专业性和缄默性，决定了产学研合作的组织架构和运行过程。产学研协同合作可以催生出更多规模更大、专业性更强、创新水平更高的研究机构，这对于日后碳排放技术的升级改造，战略协同以及效率提升都能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加快碳交易市场的“一带一路”建设。从实证方面来看，碳市场交易既能够约束传统能源企业的碳排放，改善能源结构，还能从市场角度激励更多企业参与到减碳工作当中。考虑到疫情下与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政治关系和其基本实现碳中和的现实，就目前来看尽管中国与某些西方发达国家达成一致性协议是比较有难度的，但是中国可以围绕“一带一路”与东盟、西亚、南亚、中亚、独联体等国开展广泛的碳交易磋商，其中不乏拥有成熟碳市场体系而且偏好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国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通过经济往来的方式逐步达成碳市场交易共识不仅可以与这些国家建立友好互助的关系，彼此帮扶恢复疫情影响下的经济，而且也有助于扫清碳市场国际一体化障碍，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升，这在未来或将奠定人民币在全球碳市场交易定价权的基础。
来源 | 第一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