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智荟中欧·北京论坛”举行，14位政商学嘉宾聚焦企业全球化经营的机遇与应对

当前，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制度型开放更是“加速跑”，为开放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此背景下，8月15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第四届“智荟中欧·北京论坛”在京举行，14位政、商、学界嘉宾共同探讨企业全球化经营的机遇与应对。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管理学教授汪泓在致辞中提到，当下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包括产品力和品牌力已被广泛视为战略重点，出海行业领域更为多元，且敢于开拓新兴市场；出海路径也更为多样，包括海外并购、投资自建和供应商合作等；供应链、物流、数字化等领域的服务企业纷纷跟随出海，出海产业生态更为完善。从中国智造到出海“新三样”，从跨境电商到AI产业加速布局海外市场等，都体现出中国企业适应全球化趋势的敏锐度与创新力，但也迅速引发了新的限制措施，且还有可能继续扩大，中企出海的风险和挑战也同样在加大。她建议出海企业以“本土化”原则开展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和服务，并学习直面文化冲突，增进价值观的了解与认同，通过带动当地经济或文化建设达到互利共赢。同时，世界各地的法律合规要求不同，尤其是ESG合规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企业要在全球视野下完善ESG合规体系、知识产权体系，在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项目上加大投入，确保合法合规运营。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在主旨演讲中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变局下主要经济体的地位和作用。他提到，2023年全球GDP共105万亿美元，仅有中美两国GDP均超过10万亿美元，且两国之和就占近45%，因此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影响巨大。2023年，中国对美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分别达到3361亿和2194亿美元，双方的贸易争端问题和不平衡问题，是需要在发展中有效解决的课题。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如今，东盟已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要着重考虑在RCEP框架之下，更加促进相互的融合与互利。
此外，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加快制度型开放的安排，体现出我们已经从边界的开放、商品贸易和市场准入的开放，到如今要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上与国际接轨，迈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我们要继续坚持维护和完善现有的国际秩序，同时有效利用现有的国际秩序，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千方百计推进双边投资协定和自贸协议的签署，抓紧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在投资、贸易、数据流动等领域扩大开放。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特聘教授、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以《全球化的未来》为题发表视频演讲。他指出，整个世界正面临着地缘政治对抗、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面对这些破坏稳定的风险，国际社会有责任行动起来，欧盟应致力于缓解各大集团间的紧张关系，欧洲和中国应探寻新的合作方式，就像在实验室里试验新型全球化模式一样。新兴国家则可以建立类似金砖国家或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国际联盟。合作精神需要服务于各个层面的安全，并致力于实现国际和平、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不仅应体现在国家和多边制度层面，还应当深入商业领域，各国应遵守共同的规则，并在贸易投资和市场准入方面坚持互惠原则，以彰显合作精神。

以《新范式下的市场化与国际化抉择》为题，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发表主旨演讲，对新范式的成因及后果进行了分析。
随着近年来中美、中欧贸易关系持续紧张，局部地区的战争冲突以及疫情的影响，使进出口产业遭遇重创，人员流动、运输业等受阻，战略性资源的稳定保障受到冲击，金融业格局洗牌，农业等民生产业趋向内循环，还出现了世界加工厂外移、易货贸易回归等现象；与此同时，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下，AI等高科技产业在国内受到重视，却难以避免在国际上受到打压。新范式也在全球范围内对体制和机制、法治和规则、经济运行模式都造成了深刻影响，呈现出政府介入增加、货币巴尔干化、贸易区域化等趋势。
在这样的新范式下，如何才能成功投资？在高西庆看来，最大的保障就是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法律稳定、行政有效、执法高效，以及信用文化和坚定的反腐败，是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基础。同时，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等，这就需要营造内资与外资平等、国企与民企平等的竞争环境，形成高效公平的争议解决机制。拥有基于规则的稳定秩序，才能营造出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首场圆桌论坛以“整合与融入：企业出海战略的抉择与优势再造”为主题，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中欧企业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黄生主持。他首先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发现——A股上市公司海外收入占比正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进行增长。但在此过程中，地缘政治等因素带来的挑战和问题也在增加，据咨询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长了13%，但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下降了20%。这意味着结构性的变化也已有体现。面对已经出现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限制与挑战，中企如何更好地实施国际化战略？黄生与四位嘉宾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国际化道路一定要走，且不能仅以直接贸易出口为主要形式。中企要真正走向海外，不仅在当地要建厂，还要将生态、服务、技术研发等在海外进行布局。其中，合规性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也是难点之一。国际形势必然是越来越复杂，作为出海“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面对各地的限制措施，也亟需从国家层面制定整个汽车产业的国际化战略，比如出口退税政策有待优化，也可以参考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美国达成的模式，即每年给予一定的出口配额，如超出配额，就转为到这里建厂和打造产业链。中国汽车行业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前景，只要彼此抱团，不内部进行恶性竞争，在海外的发展必然能取得好成绩。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刘培林提到，疫情中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受到了影响。解决好供应链的脆断问题，首先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地缘政治问题，而应当从经济角度加以考虑。刘培林认为，在供应链关键环节提高库存冗余度，也许会比原来的零库存理念下的成本提高一点，却比各国自建完整供应链的成本低得多，同时也能促进全球分工体系正常运转。他还建议，可以将国家对外援助资金中的一部分作为出口信贷基金，用于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购买中国企业的工业设备。这样，对方国家得到的是制造业项目和工业化能力，也能建立现金流和项目还款能力，而国内企业设备大规模更新也有了更大的腾挪空间，对外援助的现金流和回报率也会更好。
亚马逊中国副总裁杨钧在过去十年里见证了中国出口跨境电商从无到有，从行业新业态发展到行业新常态的过程。他认为，出口跨境电商的高速发展有两大重要驱动因素：一是在需求侧，全球电商在整体零售中的占比越来越大，体量也巨大；到2027年，全球电商规模将达到8万亿美元；二是在供给侧，中国供应链多年积累下来的技术能力是底层驱动力，而快速研发能力和敏捷制造能力则造就了中国供应链的核心竞争力。此外，在帮助中国各品类品牌走向全球的过程中，他也观察到，当一家中国企业变成一家全球企业时，不可避免面临“组织的出海”的课题，因此，创造出一套适应全球环境的企业文化也尤为重要。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务长、法国依视路会计学教席教授许定波表示，全球化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而“脱钩”对双方都会带来巨大的实质性伤害。真正的全球化企业要利用全世界的资源，以开阔的胸襟拥抱全球竞争和合作。对于中企的全球化运营他也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全球化有其阶段性，企业出海在不同的阶段要注意关注不同的问题；二是调研各区域市场的差异，关注地区和国别风险的特点；三是分析如何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比如完整的生产和供应链体系等，为当地赋能；四是在治理海外公司时，要控制核心的管理信息系统、财务系统以及业绩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发挥当地团队的创造力，融入当地文化，成为一个好的“当地企业公民”。
黄生在最后总结称，全球化与本地化是相生相融的，也可以归结为六个字，即共存、共生、共益。基于此，中国企业的出海之路才能越走越顺。

第二场圆桌论坛聚焦探讨如何抓住制度型开放提速的机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中国WTO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崔凡教授主持本场圆桌论坛。他认为，中国对外开放模式已发生变化。今年以来，我国推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领域的对外开放、深入推进电信业务向民间资本开放等一系列举措，在统筹开放与安全的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仍在上升，这给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遇。而随着制造业对外资股权限制措施的清零，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将转向服务业，尤其是电信、数据等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依赖数字技术发展的跨境交付服务贸易，也是当前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的亮点。
贵州大数据安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杜跃进在论坛上详细分析了当前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机遇，包括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公共数据、行业地方治理等新场景的领先探索，以及数据安全领域的深厚积累，都为数字经济建设和企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东数西算”“数字经济”等战略背景下，他建议企业深度参与西部数字经济探索和数字化转型工作，积极服务东西部协作，推进产品服务创新，同时建议企业尤其要重视自身数据安全能力建设，提升参与数字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竞争加剧，第四范式联合创始人胡时伟对企业利用AI驱动发展提出了诸多建议。首先是目标清晰，确认企业需要通过利用AI带来什么改变，在此基础上找到自身业务模式中AI应用可带来竞争力的地方。他提示到，要避免将技术单纯视为降本增效的工具，因为当下的竞争不仅仅停留在低端产业里降低成本和提高效能，而应向价值链更高层实现服务能力的延展和服务品质的提高。在数字化上更要警惕“拿来主义”，引入技术产品的同时，也要提高企业自身创新能力、关注数据以及数据创造的价值。
中国企业出海涉及数据跨境流动，需满足境内外的监管要求。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信息安全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委员洪延青曾参与多个国家标准的制定，他关注到目前欧美国家仍没有放松对于数据向中国流动的限制，影响了中国企业全球一盘化的运营。在世界各国对于数据和网络安全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重要命题。他呼吁企业在探索海外市场时要高度重视数据和网络方面的合规工作，打造法律人才队伍，规避数据合规和隐私安全的“雷区”。
对于中国近期在增值电信和数字领域推出的一系列开放措施，英特尔公司市场营销集团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王稚聪表示：“这些举措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合规运营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导，有助于降低运营成本，同时进一步促进在中国构建技术生态系统和合作。”此外，他也建议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全球化布局过程中，充分利用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领域的先发优势，围绕生产和运营体系提供增值服务，打造多元化和包容性的企业文化，提升企业的弹性、韧性。

这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连续第四年举办“智荟中欧·北京论坛”，旨在聚焦重点、热点的宏观议题，搭建政商学界共商共议的对话交流平台，迄今已有60余位政要、专家和企业家出席，吸引了新华社、央广等十余家主流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