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以改革助救灾，以救灾促改革

85%的中小企业撑不过3个月？

近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朱武祥等人对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地区（包括香港、台湾）1506家中小企业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的情况及诉求进行了问卷调查。据调查，从账上现金余额能维持企业生存时间看，37.05%的企业只能维持1个月，31.61%的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17.20%的企业可以维持3个月，能维持6个月及以上的企业只有8.96%。

如何应对现金流短缺？调查还显示，22.31%的企业计划减员降薪，15.80%的企业选择停产歇业，这两项影响就业的选择合计占38.11%。还有10.03%的企业选择民间借贷，21.98%的企业准备贷款，13.01%的企业选择股东增资。

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深圳、苏州、重庆、广东、山东、山西和四川等多地出台多项政策纾困中小企业，涉及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稳定就业岗位等。比如，北京推出19条措施，解决困难企业融资问题；上海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推迟调整社保缴费基数、可延长社会保险缴费期、实施培训费补贴政策四项措施，减轻企业负担；苏州提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减免房租、减免税费等十项措施。

如何看待当前中小企业的处境？应对疫情冲击，财政政策如何争取空间，财政支出的方向和重点是什么？金融如何发力纾困中小企业？企业自身如何渡过难关？新京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许小年。

对话：

“中小企业生存形势严峻要未雨绸缪”

新京报：如何看待目前中小企业的处境？

许小年：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加上这次疫情的冲击，中小企业生存形势非常严峻。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城镇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就业，一旦中小微企业大面积出现问题，会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事关社会稳定，需要未雨绸缪，早做预案，免得出现问题时手忙脚乱，应对失误。

新京报：为纾困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不少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纾困政策。

许小年：应该肯定地方政府的救急措施。地方政府直接接触企业，对于中小企业的状况很敏感，相继出台的政策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小企业生存状况的严峻。面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地方政府在职权范围内主动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应对，但他们的资源、力量、决策权是有限的，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大力的和实质性的支持，作用也是有限的。

近日央行、财政部、发改委、税务总局等多个部门出台政策纾困，方向性指导多，具体措施主要针对防疫活动，从力度上讲也偏弱。我们建议从改革的角度考虑政策问题，以改革助救灾，以救灾促改革。

“地方政府精简裁员降低财政负担”

新京报：应对疫情冲击，财政如何发挥作用？

许小年：适度地扩大财政赤字，但不要增加太多。因为赤字政策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政府债务一旦上去就下不来，长期积累会有债务危机的风险。

与提高赤字率相比，缩减政府开支是更有效的办法。现在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如何缩减政府开支？地方政府通过精简裁员降低财政负担。一些地方政府在这次疫情暴发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了，比如辽宁省把经营性事业单位改为企业经营，对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进行整合。

新京报：有了财政空间后，财政支出的方向和重点应该是什么？

许小年：重点应该是增加社会保障的支出，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近期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政策，允许企业延期缴纳五险一金。在我看来，仅有延期是不够的，要减免企业的五险一金，降低企业负担。“五险一金”一直都是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是企业成本中一项很大的支出。其实“五险一金”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政府起码应该承担一部分。

在疫情期间，把减免五险一金作为一项救济政策，缓解企业压力。从长期看，不妨以此为契机，将这一政策固定下来，政府、企业、个人各承担一部分责任，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激发企业活力。

“尽快放开民营银行地域限制、全面放开助贷业务”

新京报：除了财政政策，金融如何发力纾困中小企业？

许小年：同样的思路，以金融改革助力救灾，以救灾推进金融改革，通过改革为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以救助中小企业为契机推动金融改革。

中小企业的融资必须以民营的中小金融机构为主，它们长年扎根社区，摸索出了一套做小微贷的方法，培养了经验丰富、尽职尽责的队伍。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机构太少，而且在经营上存在各种限制性。比如，监管要求民营银行实行“一行一店”模式，只允许在民营银行总行所在地开设一个营业部，其他地方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建议监管机构加快对民营银行牌照的发放，目前民营银行的数量还是太少，同时放松对民营银行经营地域的限制，让它们为更多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新京报：新设机构审批时间较长，有没有见效更快的措施？

许小年：有的，比如全面放开助贷业务。大银行因为成本、IT系统和专业人员队伍等方面的原因，不愿做也做不了小微金融业务，过去有些中间机构协助大银行收集信息，寻找和对接客户，评估和控制风险，这些机构立足当地，信息成本、获客成本和风控成本都比银行低。这是在市场实践中出现的商业模式，总体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但在近一两年的监管风暴中，助贷业务被取缔了，现在可以考虑重启。眼下大银行是有钱无处贷，而小企业又借贷无门，资金紧张，这种怪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过度管制造成的。

除此之外，还可以放宽所谓“类金融机构”的杠杆率限制，对类金融机构如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商业保理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等，监管要求的杠杆率远低于商业银行的杠杆率，它们基本上是用资本金放款，为了覆盖风险只能提高贷款利率，而高利率又把众多的小微企业挡在门外。提高杠杆率，降低融资成本，类金融机构就可以降低利率，扩大金融服务范围。

“发放应收账为抵押的贷款，应对三角债风险”

新京报：经济中的“金融乘数”大于1，受疫情影响，环环相扣的三角债问题可能会发生。如何应对这样的金融风险？

许小年：确实是这样。受疫情影响，本来健康运行的企业A因周转不灵，从而不能支付供应商B的货款，企业B本来财务上是健康的，因为A的拖欠而资金紧张，不能还C的钱，雪球越滚越大，会形成环环相扣的三角债。三角债的金融风险必须重视，因为一个企业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一大批企业出现问题。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三角债是由资金周转不灵而非经营不善引发的，给企业A一笔贷款就能解开这个扣，等疫情结束，企业恢复正常运转，再回收这笔贷款。

建议中央银行定向给中小金融机构注资，企业以应收账款作为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再由地方财政或担保公司提供贷款偿还的担保，多方承担风险，共度时艰。需要注意的是，担保不能是全额的，比如说最多保到百分之六七十，以避免金融机构出现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如果实践证明有效，在疫情结束后，可以将这一机制常规化。

从风险角度看，这种方式比较适合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对物质产品而言，疫情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压抑了需求，需求并没有因此消失，疫情过后会出现“报复性”反弹或者追加的需求，比如有些家庭原本打算春节假期买车、买房、买家具，受疫情影响无法出门，这些需求与购买只是推迟到疫情结束后。随着需求的反弹，企业也会恢复正常运行。因此在疫情期间向资金流周转困难的中小制造型企业发放贷款，风险并不太大。

比较难办的是服务业，现金交易，没有什么应收款，而且春节期间旅游出行、餐饮聚会取消了，疫情过后，需求也不会出现恢复性反弹。这些企业主要靠自救和政府减负。

“不赞成行政规定‘双倍工资’的做法”

新京报：企业自身如何渡过难关？

许小年：疫情产生的问题，有些是政策可以解决的，有些就没办法靠政策了，比如企业订单的减少等。企业只能想办法自救，与银行、业主和员工协商，贷款展期、降租、降薪，减少现金流出的压力。各方要意识到，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需要一起来承担损失，妥协和让步是不可避免的。

企业和员工既有利益不一致的地方，也有唇亡齿寒的关系。如果企业倒闭，员工就要失业。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大幅裁员，自身的形象可能在市场上受损，并让留下来的员工感到心寒，疫情过后的再招工也会碰到困难。企业能否不裁员或少裁员？尽可能利用技术手段，远程办公；员工可否带部分降薪或无薪休假？减少企业的现金流压力。

有些地方政府发文件规定，在因疫情的延迟复工阶段，企业要支付两倍工资。从法律上讲，政府是否有权管制工资？这种政策看上去有利于员工，如果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员工怎么办？政府来发双倍工资吗？政策不能搞行政指令的一刀切，应让企业和员工协商解决问题。

新京报报道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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