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03月24日
许斌：新冠疫情将重创全球经济 中国经济受外部影响有限
3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超预期的全球大流行，全球确诊病例逾20万例，仅意大利一国新冠肺炎的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中国。随着疫情的爆发，多国进入紧急状态，收紧边境或“封城”。
同时，沙特与俄罗斯之间发生原油价格战，国际原油价格巨幅下跌。受疫情和油价下跌的影响，全球市场出现前所未见的巨幅波动。美股在两周内4次熔断，巴西、加拿大等国股市也触发熔断。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等三大股指的跌幅均创下历史新高。3月16日美股熔断后，美国苹果公司股价跌幅达12.46%，公司市值瞬间蒸发1516亿美元（约1.06万亿人民币）。
为保护经济免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都出台了紧急降息政策，美联储连续降息最终降为零利率，并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英国央行本月两次紧急降息至0.1%的历史低位。欧洲央行虽未降息，但是首席经济学家连恩也表示，如果需要，欧洲央行仍保留进一步降息的选项。
中国央行并未加入全球“降息潮”，而是宣布实施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同时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1000亿元，利率不变。
经济观察网就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及全球经济的影响等话题，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务长、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斌。
许斌认为，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会引发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短期打击会非常大。但由于中国经济目前的对外依存度较前已大大降低，因此全球经济衰退传导至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会太大。随着疫情在中国得到控制，中国经济年内会有较大的反弹和恢复。而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仍取决于中国推进法治化市场经济建设的决心和政策力度。
许斌指出，中国的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GDP占比目前较全球化高峰期下降了很多，因此，中国经济受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的影响可能并不会像很多人预期的那样大。疫情短期内对全球价值链的转移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中长期可能促进全球价值链进一步转移出中国。但是同时，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价值链的升级。
许斌说：“中国经济如果想要在未来中长期走出一波行情来，还是要靠法治之下的市场经济建设。”他指出，为了对冲疫情的影响，短期内有必要采取强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乃至行政化的手段。但是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仍要依靠市场经济机制来激励微观主体迸发出其内在活力和创造力，而政府要做的则是加强和完善法治建设，提高治理水平，保障市场运行的公平公正。
以下为经济观察网与许斌的对话：
经济观察网：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您的看法是什么？
许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尤其是它在全球的快速传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经济学中我们称之为一个无法预见的意外负面冲击。
意外事件与可预见事件的差别在于，对于可预见事件，微观经济主体，包括家庭、企业等，事先会将预期到的负面冲击的影响消化掉，因此真正实现的冲击力度会较小。
但是意外的负面冲击，尤其是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那样的完全意外的负面冲击，微观主体，家庭、企业，甚至政府，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只能全盘接受全部的负面效应，因此冲击力度会非常大。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演变
我们先回顾一下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变化的历史，以此作为分析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参照系。
我将21世纪的中国对外经济历史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1-2006年，即中国入世后的5年，这个时期仍处于全球化阶段，全球化在此期间走向尾声。2001年-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也称为贸易开放度，从38.5%上升到64.5%，年均增速13.5%。这个速度远快于可以与中国对标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群体，比如巴西、俄罗斯等。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贸易开放度，2001年为48.1%，高于中国；2006年为60.7%，低于中国，年均增长率5.2%。同期，全球贸易开放度从50%上升到58.5%，年均增长率3.4%。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得出结论，全球化时期，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在以两位数的速度迅速增长，增长速度远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到2006年，乘着全球化的东风高速发展。
第二阶段是2006-2017年，为逆全球化阶段。贸易开放度的指标，中国从2006年的64.5%下降到了2017年的38.1%，年平均增长率为-3.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这段时间的贸易开放度以-1.8%的速度下降，全球则以-0.1%的速度下降。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得出的结论，中国的贸易开放度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64.5%，此后逐年下降，到了2017年已下降到38.1%，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48.5%和全球的58.1%。如果将贸易开放度的下降作为对外依存度的指标，那么在逆全球化阶段，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的下降速度要远高于其它国家。这个现象反映出中国经济自身的转型，以及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中国对外的依存度大大下降了。
第三阶段是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阶段。数据表明，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有个时滞，是在2019年开始显现的。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长率，2018年为12.6%，2019年跌至1%。中国出口的增长率，2018年为9.9%，2019年跌至0.5%。中国进口的增长率则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状况。2017年，中国经济超预期增长，当年进口增长率为 15.9%。2018年时中美贸易摩擦刚开始，其负面影响尚未显现，当年进口增长率仍高达15.8%。到了2019年，进口大幅下滑，增长率为-2.7%。
第四阶段是2020年开始的受新冠疫情影响的阶段。新冠疫情是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最近1个月它在全球传播的迅猛速度同样出乎意料，因此它的作用力出现得特别快，特别强劲。
前几天统计局公布了1、2月份的数据，今年1-2月份，中国进出口同比下降了9.6%，出口更是同比下降了15.9%，进口同比下降了2.4%。
从中国对外经济的4个阶段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崛起是乘着全球化的东风，通过加入全球经济体系来实现的。而随着逆全球化的发生，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经历了十数年的持续下降，下降速度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时，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已降到了较低水平，所以中国经济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并不大。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直接影响非常迅猛，但同样因为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已降到了较低水平，所以疫情全球传播后再传递回中国的影响并不会太大。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占比并不大
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其迅猛程度完全出乎意料，在极短的时间内造成经济活动大面积休克，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恐慌性预期。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看来已不可避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会是非常大的。但是结合前面的分析，我认为这次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中国经济的外部影响可能会比很多人所预期的要小。
根据联合国贸易开发组织的数据，2017年中国出口的中间产品全球占比为12.3%，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的全球占比为14.5%；2018年中国出口中外国贡献的增加值（即全球价值链后端的增加值）和外国出口中中国贡献的增加值（即全球价值链前端的增加值）的全球占比为11.4%。这些数据反映了目前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份额，在近几年均有下降，总体比重并不高。
在全球供应链中，中国主要提供精密仪器、机械、汽车、通讯设备等。因为我们常用手机，因为在武汉有汽车工厂，人们经常听到这方面的故事，所以都会以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重特别高，但是实际上现在中国制造占全球价值链的比重不到15%。所以大众感觉并不可靠，要有总体样本才会有可靠的判断。
在2001年中国入世时，中国还不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重仅为4.5%。这也是2003年SARS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不大的原因。占比15%和5%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还有乘数效应，所以现在的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可能是2003年SARS时的10多倍。因此，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是非常大的，对中国经济也会有较大的打击。
但从数据看，全球供应链中的目前位于中国的部分具有刚性，不是说转移就能转移的。根据联合国贸易开发组织的数据，在2015-2017年，中国出口的中间产品的全球占比从13.4%下降到12.3%，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的全球占比从14.6%下降到14.5%；在2016-2018年，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从11.5%下降到11.4%。由此可见，全球供应链转移出中国的速度已进入平台期或刚性阶段。此前在2001-2006年的全球化时期，对华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速高达5.7%；到了2006-2017的逆全球化时期，对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速为-6.3%，下降得很快；那时是处于弹性阶段。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并没有大幅下降，仍有近0.1%的增速，可以说是进入了刚性阶段。
以上分析表明，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价值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但对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部分的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太大。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疫情在全球传播所带来的是全球经济下滑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我认为这个影响不会太大。而中国经济如果能恢复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则会较大。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对全球经济增长有1/3的贡献度，如果中国经济年内能从疫情中恢复，对全球经济会是个大利好。
由于过去十几年的逆全球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里的比重已经较低，剩下的部分具有刚性，短期内难以搬到世界其他地方。所以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外部传递而来的作用力不会太大。如果要判断中国经济，今后1年、3年、5年，甚至10年后中国经济的情况，主要将取决于中国经济本身，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比如人力资源和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是供给侧政策所产生的效率。供给侧政策注重的是长期，不包括应对危机所采取的短期政策。
中国经济如果想要在中长期走出一波行情来，还是要靠法治化市场经济的建设。供给侧改革的作用是把中国经济本身的活力，中国人民本身的创造力调动出来，这是最根本的。克服疫情所造成的短期负面冲击确实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利用好这次疫情的机会，提高自身机制的效率。
所以我认为，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一样，是坏事，但也可以变成好事，有可能用它们来推动原本比较难的一些改革。疫情使经济停摆是坏事，但换个角度，可以将此作为一个压力测试，测试一下各个部门的运作效率，看看哪里有短板，哪里有冗员。
数据是很重要的，在当下的数字时代，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要依靠大数据。我们做研究工作的，想要从数据中找出一些有规律的东西，需要数据的变化度比较高，也就是方差比较大。而方差大的数据，就来自于发生冲击的时候。比如做实验时，实验条件的大幅变化所产生的数据特别有价值。
中国现在收集数据的能力很强，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把准确的数据收集起来，从中分析出我们的经济运行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些短板，这对于未来有着极大的价值。供给侧改革讲“三去一降一补“，是专门针对经济的。对于中国的整个治理体系，也可以做一下“三去一降一补”，去掉一些冗员，去掉一些多余的审批环节，去掉一些官僚主义，降低一些行政成本，补足一些治理短板。道理是一样的，无论是经济方面的供给侧改革，还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供给侧改革，目的都是提高效率。经济方面需要让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有效运用，国家治理方面也需要让行政资金和公务员资源得到合理有效运用，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
疫情对中国经济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有被动影响，也有主动影响。我们应该主动利用疫情带来的环境，把一些原本做不到的事情做一下，例如提高数据透明度，使科研人员能够得到准确的数据。有了准确的疫情数据，才能研究出如何预防下一次和再下一次的疫情。同样，有了准确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数据，才能实现政策制定和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经济观察网：就目前了解的疫情的发展以及全球市场的表现，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危机？
许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一定会引发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衰退。
原因是，市场经济是周期性的。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带来了1992年-2007年的一个非常长的经济上升期，在美国尤为明显。但盛极必衰，其积累的矛盾在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和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爆发，之后连锁反应引发了欧债危机，一直持续到2012年。就像一个人，体内的毒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生一场大病，之后进入恢复期。每个人恢复程度是不一定的，但恢复是可期的。
在大家印象中，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好像一直在。但事实是它已结束有10年了，而且过去10年全球经济相当好。我计算了一下，从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到今天，人均实际GDP的年均增速，中国是6.9%，印度是5.6%，美国是1.5%，欧洲是1.3%，日本是1.2%，全球平均1.6%。对于发达国家来说，1.2%-1.5%的增速已经相当高了。美国股票也是连涨了10年。2009年6月至今是美国经济史上最长的繁荣期，长达128个月，打破了1991年到2001年（120个月）的美国经济史上最长繁荣期的记录。
经济是周期性的，盛极必衰。内部动能推动经济向前走，但是矛盾也在积累，产生调整的需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调会在什么时间点发生。市场经济的这个周期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美国股票已经高估。但是疫情发生前，美国股价一直走高。而这次在各种因素的聚合下，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都占了，美股终于出现了预期中的跳水。
从1929-1933年的大萧条到2008-2009年的大衰退，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当发生大的危机时，将利率降到零，并实行量化宽松。因此上周末美联储一步到位把利率降到零，同时启动量化宽松，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因为大的萧条或大的衰退，已经近在眼前。看似它是对新冠疫情的一个应激反应，实际上是过去10年所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这是经济周期在上行了10年以后必然走向衰退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如果没有新冠疫情，全球经济就不会衰退了。但新冠疫情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是所有国家都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刺激政策，而且会采用负利率和量化宽松这样的超过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做法。平时在伤风感冒的情况下可以说，出了问题让市场来治疗。但如果病情严重，大家都会用政府和央行开出的急救猛药。中国也不例外，我们也开始降准，估计后面还要降息，还要出台财政刺激政策等等。这是危机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共识。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经济观察网：此次疫情是否会带来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转移？
许斌：我认为受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的转移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而在中长期可能会导致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转移和调整。短期影响会比较剧烈，实际上短期内供应链上的许多企业会是马上死掉。
现在全球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是非常细分的。之前之所以会出现价值链在全球的分割，是因为要提高效率，同时由于通讯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的降低，可以把价值链分得很细，遍布全球。现在突然要从全球供应链中推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短期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如果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停工都会对价值链产生影响。因此，即使中国全面复工了，其它国家，比如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如果造一个产品需要100个零件，但是1/4、1/5的零件来自疫情仍很严重的国家，不能生产，那么这个产品就生产不出来。
对于中国而言，在之前的逆全球化和中美贸易摩擦时期，已经产生了将供应链从中国搬出以分散风险的动能。但是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有惰性的。在逆全球化和中美贸易摩擦的打击下，有些企业做了一些动作，但是很多企业由于惰性，没有采取行动。
但是这次新冠疫情后，可能会使一些企业痛下决心，把工厂从中国搬出去，可能分散在全球多个地点，也可能搬回自己的国家。
因此，我认为疫情在中长期会对全球价值链转移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中国总体来说，直接效应是不利的。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重现在是15%左右，长期来看这个比重还会下降。但这不见得一定是坏事，因为一些中低端产业原本就应该移出中国的，只不过之前很多企业存有惰性。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现在趁着疫情，可以倒逼我们做一些转型升级。
主动应对还是被动接受，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占比会下滑，受疫情的影响下滑速度可能会加快，但我们能否主动利用这个机会来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让中国制造的技术含量和价值含量有所上升呢？
对中国政府的建言
经济观察网：面对国内和国外的情况，中国政府应该怎样应对？
许斌：任何的危机到来时，开始时的应对方式，都是启动应急机制，必要时上升到“战时”状态。在战争时期，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资本主义的英美，都会采取国家动员，国家一把抓的战时应急政策，历史已经证明其效果非常好。
所谓应急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相对温和的衰退时期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和大衰退时期是负利率和量化宽松。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强大的政府，因此我们在应急机制上会比其它国家做得好，对此我们可以感到骄傲，但是不应过分去强调，因为每个体制都有它的强项和弱项。
在战时紧急状态，基于计划的集中体制是一个强项，这个大家都同意。但是，在和平时期或比较温和的时期，基于市场的分权体制会更有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个也应该是共识。我们要利用好中国的政府优势，在疫情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到精准调控，严格执行。而在中长期，我们要靠对微观主体，个人、家庭、企业、地方政府等的激励机制，用法治和市场的手段激励他们去做中央政府希望它们做的事，而不是靠行政命令。在中长期我们需要坚持贯彻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理念，进一步推进法治下的市场经济的建设。
人们对市场作用的理解是在不断进步的，比如吴敬琏对市场作用的理解也是逐步深化的，从开始时强调市场的力量，到之后提出法治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性，这也符合当今世界对市场经济的认知，即市场完全放开是不行的，由法治来保障公平公正非常重要。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基本理念，之所以到今天还有全球影响力，甚至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还有桑德斯这样的广受欢迎的社会主义者，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是追求公平公正，而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去做并做到最好的。追求公平公正不是把国家权利搞大，而是建立一个信息透明和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
这就回归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上了，就是要让劳动人民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获得他们应得的幸福。如果没有市场经济，人民的潜力和创造力就没有足够的发挥空间，就难以得到他们的幸福；而如果没有信息透明，没有法律保障，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人民不能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同样难以获得他们的幸福。
这次的突发疫情对每个国家都是一次洗礼，从中可以观察到各国政府治理体系哪里强哪里弱，各国人民的素质哪里强哪里弱。我们期望中国政府能以此次疫情为契机，主动去做一些之前难以做到的深层次改革，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