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清：金融史是现在进行时，更是将来时

《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1》和《世界金融百年沧桑记忆2》在面世后受到不少读者的喜爱。许多读者问我：为何你会对金融史和银行史感兴趣呢？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银行史是让银行家警醒的学问。我们在金融史的学习与研究中，回顾银行业的兴衰成败，剖析惊心动魄的风险案例，追思危机酿成的深层原因，进而对银行经营及风险有了更深的领悟。与前两册一样，第三册秉承了我以往的写作风格，以币章为索引展开金融史的漫谈。有所区别的是，第三册有了更多的冷静思考。在从微观视角研究金融个体发展及运营规律的同时，也从更开阔和久远的历史视野来探索金融本源，思考金融从哪来、为了谁、往哪去的宗旨与目标。

我写本书的时候正是全球金融危机10周年之际。回想2008年那场刻骨铭心的危机，我至今心有余悸。人们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往往会忘记惊涛骇浪的时刻。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在全球金融危机10周年后，人们依然看到，全球经济和金融结构不平衡没有改变，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模式没有调整，消费、储蓄、投资和贸易失衡的现象仍广泛存在，“大而不能倒”的现象愈演愈烈，债务杠杆仍居高不下。被惩罚的借款人和债权人并没有因担心和害怕而降低其债务水平。2018年首季，全球债务已攀升至247万亿美元新高，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了318%——远超出150%的警戒线水平。全球过度信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加剧了经济结构和资产价格的失衡，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政策为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点燃了导火索。

“头破血流”的金匠

货币超发与债务激增的根源还要从早期的金匠说起。我在文中讲到，由于金匠的获利动机，存放金银的收据成为最早的银行券或纸币，成为银行信用货币创造机制的起源。金匠的收据演变为银行纸币，全额准备金演变为部分准备金，金匠演变为银行家。真正意义上的银行被这些富于冒险精神的金匠创造出来了，不过风险也蕴含其中。头破血流的金匠和“断裂（rupt）”的“长凳（bank）”给英语留下了一个生动的词语——“破产”（bankrupt）。2018年，全世界政府债务、企业债务以及家庭和个人债务的总和已达247万亿美元，全世界流通硬币、纸币、股票账户资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汇票等广义货币的总量约为90万亿美元。而全世界已经开采的黄金只有18万吨，折算约8.6万亿美元。这一巨大的差额，就是从17世纪开始由现代金匠偷偷“签发”出来的。在货币发行完全脱离黄金储备和将国家信誉作为“储备”的现代金融时代，遭遇破产及头破血流的是“脱锚”滥发货币国家的中央银行和政府。

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个货币现象。为了让人们深入了解通货膨胀，我引用了许多罕见的“通货膨胀”实物材料，介绍了各国通胀出台的历史背景，以让人加深印象。1923年，德国发行的1万亿马克面值的硬币和10万亿马克面值的纸币，记载了纳粹登台前的奇特金融史。然而，大面值纸币的“冠军”还轮不上德国。1946年，匈牙利发行的帕戈（Peng）更令人眩晕，其面值是10的21次方，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大面值的纸币。老“病”新传的故事还在继续：5000亿面值的南斯拉夫第纳尔纸币发行于1993年的波黑战争时期，若加上第纳尔在之前几年的货币更换和币值调整，最后的1单位超级第纳尔等于100万万亿旧第纳尔——1后面有18个0，几乎可以比肩匈牙利的通货膨胀了。2009年，津巴布韦发行了100万亿津巴布韦元面值的纸币，当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惊人的231万倍。近年来，资源丰富的委内瑞拉深陷通胀泥沼，2018年，其通货膨胀率突破1万倍。通货膨胀从表面来看是与纸币印刷机相联系的经济现象，而其背后则是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或政策的失误。在令人咋舌的天文通胀数字背后，真正值得我们同情的是那些无辜人民，他们承受着无法承受之重。

反思唯利是图的华尔街金融模式

在分析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等背后原因的同时，人们还意识到当今金融业目标迷失、发展失衡和经营异化的问题。许多贫困、低收入人群及小微企业无法通过正规途径获得金融服务，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过：“1%群体的人们摄取了社会财富，留给99%群体的人们只有焦虑和不安。”西方金融业把逐利作为唯一追求，摒弃了以人为中心的宗旨，慢慢见物（财富）而不见人了。在跨入21世纪，特别是经历了惨烈的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反思唯利是图的华尔街金融模式的弊病，愤怒于金融资本主义的贪婪，反对少数人群占有巨额金融财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不均衡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人们还关注金融的扶弱济贫、共同富裕问题，呼吁关注弱势群体，反对新形态的高利贷。人们开始重新思考金融业的初衷和使命，并将普惠金融写在金融业的旗帜上，其目的是要求金融业回归到为人们美好生活服务的宗旨上，以确立金融业更崇高的社会价值观。

从古希腊、古罗马的银行业、典当业到高利贷者和金匠银行家，人类发现金融的实践功能很早，但对资本的理论认知却很晚。经过千年的宗教禁锢，金融在狭缝中艰辛生长，受到极度抑制，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通道被堵塞。尽管欧洲中世纪一直在黑暗中徘徊，但金融的曙光终于在佛罗伦萨初现。如果把意大利中世纪银行比作夏夜的璀璨星空，那么美第奇银行显然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从1397年建立到1494年被其政治对手充公，美第奇银行因为三个重要人物而维系了它的百年传奇。美第奇家族让存款人通过参与投资的方式获得分红，用巧妙的贸易来隐藏利息，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控股公司形式，并在世界金融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17世纪后，欧洲的商业银行快速发展，其受益者中增加了跨国公司、贸易商人和工业厂商等新兴资产阶级，但银行的高门槛仍将众多中小企业和穷人拒之门外。在互助合作理论和实践的推动下，近两百年后，储蓄银行终于向穷人打开大门，在存款和支付领域实现了金融普惠。合作金融的诞生剑指更深层次的金融不公平现象，让穷人得到低成本贷款。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两大银行体系一度与商业银行并肩成为银行的三大体系。然而，“使命漂移”现象又出现了。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逐渐从扶贫济困、合作互助转向财务利润最大化，从偏向于弱势群体转向偏好富裕人群，从支持弱势群体的小额贷款转向热衷于富裕客户的大额贷款，从而与普惠金融的方向渐行渐远。

2005年，新的普惠金融观念很快在全球达成共识，因为它切中了世界的痛点。社会呼吁金融要包容性增长，金融追求的目标并不仅是效益最大化，还有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人类幸福赋能，为实体经济服务，让更广泛的人群以负担得起的成本享受质量更优、效率更高的金融服务，并能实质性控制风险。当今金融发展面临着观念、理论和实践的一系列改变与突破，这关系到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优化和公平，关系到金融是服务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问题。但是，普惠金融仍走在探索与争论的过程中。争议的焦点涉及普惠金融与商业可持续的平衡发展，以及金融“普”与“惠”、公平与效率平衡发展的难题。普惠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强烈内生性，具有因市场需求而诱导性变迁的特性，银行业复制历史上的金融普惠模式已经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前方并没有现成可仿效的道路，现今中国蓬勃发展的小微企业贷款、微型金融、三农信贷等普惠金融实践，尤其是在金融科技模式下的普惠金融实践，都可被视为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探索。新的金融发展道路将在探索中完善，新的金融理论也会在实践中创新。

百年来殖民地银行的兴衰成败

在关注金融发展包容性的同时，我也将目光注视到殖民地国家的金融史。相比历史悠久的欧美大型银行，对非洲银行史的研究一直是金融史上的薄弱一环。究其原因，早期的非洲跨国银行通常伴随着殖民统治的渗透扩张。究其原因：首先，殖民地国家政治、社会的剧烈变动导致历史档案收集保管缺失；其次，殖民地银行多少有些不光彩的过去，银行及企业档案存储于原宗主国，原宗主国并不愿意公布其历史档案以供研究；最后，殖民地银行存续期短、兼并重组多且不重视修史，从而形成金融史研究的大段空白，导致研究著作和学者较少。但是，包括非洲银行业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和企业史，对于研究殖民地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社会及经济发展极有意义。百年来殖民地银行的兴衰成败、是非功过，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金属记忆。我在书中从阿尔及利亚银行的系列铜章谈起，揭示了19世纪中叶法国政府控制殖民地金融的历程。“征服过后，行善者的时代跃然而至”，法兰西政治家们希望在殖民地金融领域开辟另一战场，期盼金融软实力能比枪炮起到更大、更久的作用。

在欧元诞生之后，法国告别了承载着法兰西历史、文化、情感和“自由”精神的法郎。令人慰藉的是，法郎依然在非洲流通。欧盟并不是废除主权货币的第一个吃螃蟹者。在欧元诞生之前，非洲大陆已经率先实行了货币与主权国家相脱离的政策，而且至今依然正常运行。这便是流通于西非和中非的非洲金融共同体货币——非洲法郎，它是非洲两个跨主权货币区、15个国家的共同货币。非洲法郎区各国自愿放弃独立主权货币和独立货币政策，付出了影响经济增长、贸易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代价，得到的是货币稳定、汇率稳定和信贷稳定，并保持了对非洲法郎可兑换性的信任。走过150年漫长历程的非洲法郎，其最后的归宿是什么呢？在非洲统一组织改为非洲联盟之后，非洲中央银行成立了。非洲未来会不会成立整个非洲的货币联盟，从而实现非洲货币统一呢？这个进程还需经历多么漫长的道路才会实现呢？它又会“钉住”什么货币呢？人们盼望早日翻开“明天”的一页。

南非标准银行是非洲南部地区最古老的银行，其在南非从事营业活动长达一个半世纪。在非洲开普敦初创的英资贸易融资银行，因抓住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钻石和黄金的发现契机，成长为非洲资产规模最大、机构网络最广和最有影响力的银行集团。只有阅读过150多年的标准银行历史，我们才会领悟彩虹之国的曲折历史，领悟非洲殖民地的深重灾难。本书还揭秘了中国工商银行与南非标准银行世纪握手的前因后果，这一划时代的投资交易为中、非之间的经贸合作架起了一座宽阔的金融桥梁。

中东欧金融的历史和转型挑战

在本系列的第二、三册中，我着手对中东欧金融历史和转型的案例做了介绍。在罗马尼亚银行“三巨头”变迁的故事中，我通过币章回溯了其金融历史及转变。经历了150年金融沧桑的罗马尼亚国有储蓄银行今天依然存在。在罗马尼亚的百年巨变中，不论政权更迭还是战争肆虐，积少成多的储蓄存款及安宁的家庭生活始终是罗马尼亚人最后的期盼，储蓄银行始终是他们记忆中的一部分。这家罗马尼亚国有银行在1990年还占有罗马尼亚银行业市场份额的32.9%，但到了2006年，其市场份额剧降至4.03%。

捷克最早的商业银行和最早的储蓄银行同样有着跌宕起伏的历史。年轻又古老的捷克国家银行有着处在欧洲砧板上的中东欧小国金融的困苦经历。经济危机侵袭，纳粹德国蹂躏，计划经济解体，贸易体系被打破，国际市场冲击，经济危机凸现，恶性通胀和严重失业并行，当时运行僵硬的国有银行的体制、观念、人才及技术都不适应转变中的市场经济。当时，多数银行出现巨亏，政府企图卸掉包袱，国有股权纷纷易主，欧盟甚至将银行私有化作为各国加入欧盟的前提条件。在银行私有化后，中东欧国家缺失本国金融机构，独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开始失效。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外资银行母行则要求中东欧国家分行限贷，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转型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既希望提升国有银行的效率和效益，又希望国有银行发挥宏观调控、提供社会福利的效用，但两者如何平衡以及国家如何参与银行体系的股权却是迫切而又两难的命题。

中东欧国家对欧盟资金的依赖度较高，16国中的11个国家已经加入了欧盟。2007-2013年，欧盟结构性基金及欧洲投资银行贷给中东欧国家的资金占中东欧国家年均GDP的11%-25%。2014-2020年，中东欧国家得到上述贷款资金约2000亿欧元，但仍不能满足中东欧国家的建设需求。中东欧国家在习惯于期限长、利率低的欧盟政策性长期贷款后，对利用商业性资金反而变得不习惯和不擅长了。如果欧盟给予的支持资金递减，那么这势必会给中东欧的金融业带来挑战。

“大而不能倒”的悖论

世界金融沧桑变迁，成功银行的故事大致相同，失败的银行却各有各的故事。美国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曾是美国第六大银行，被评为美国“最优秀的银行”——穆迪AAA评级。该银行也是一家普通的“邻家”银行，走的是司空见惯的传统银行套路——追求规模扩张，追求市场份额。然而，该银行过量的信贷投放和急剧的资产扩张造成了银行资产负债和流动性失衡。在外部因素的激发下，流动性危机形成并爆发，该银行成为“大而不能倒”的首个案例。直到20年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人们才明白美国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危机是预警、前奏。当时，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拯救美国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就是“大而不能倒”的危险开端，因为保险公司愚蠢地拯救了不该拯救的投资者，以至让人们对风险“无所畏惧”，这是2008年的世纪金融悲剧的诱因之一。危机爆发10年后，没想到率先批评“大而不能倒”的欧美金融界却“南辕北辙”、逆势而行，持续提高本国银行业的集中度。除中国外，全球主要经济体前五大银行的市场占比均提高到50%以上。有些国家的前五大银行的市场占比甚至高达90%。不仅是银行，各国的主要产业也无一例外，甚至刚诞生的电商行业、快递行业和即时通信行业都在“大而不能倒”的道路上一往无前。产生这一悖论的根源是什么呢？我在书中对竞争理论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并呼吁竞争理论应在新的竞争实践下进行创新。

具有160多年历史的美国富国银行曾是头顶耀眼光环的金融“模范生”，受到全球“富强粉”的热捧，站在粉丝最前排的就是著名投资家巴菲特。然而，这家以马车为图腾的银行却忘记了马车需要缰绳，汽车需要刹车，银行需要管控。这家银行忽视了银行的信托责任，私开“幽灵账户”，挪用客户资金，跌进了危机旋涡，导致其董事长惨淡下课。富国银行奉为圭臬的“交叉销售”激励也受到质疑。这一案例告诫银行家们，要避免短期和单一激励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银行家要提升激励需求层次，协调银行的文化愿景、战略定位和目标考核，推行综合激励和多元激励。在金融危机中奄奄一息的还有全世界最古老的银行，即1472年从意大利当铺起家的锡耶纳银行。该银行在成立初期发放了7392笔贷款，平均单笔贷款只有1弗罗林。金融业是“马拉松”行业，这家跑了540多年马拉松的锡耶纳银行按理说是业内好手，可惜在20世纪90年代后连续十几年的激情奔跑中耗尽了体能。虽然一连串收购、兼并使锡耶纳银行成为意大利第三大银行，但在其靓丽的外表下，外界看不见的是其隐痛和内伤。在全球金融危机来临之时，锡耶纳银行的疾病终于迸发了。巨额亏损和不良资产使锡耶纳银行成为欧洲银行业中最糟糕的银行。其病因是众多因素积累而成的：经济失衡，债务高企，制度缺陷，经营失误，政策异见，决策迟缓。这一案例又一次警诫我们，银行发展始终存在发展与风险之间的权衡，速度、效益、质量之间的权衡，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的权衡，以及做强、做优、做久三者之间的权衡。然而，战略选择知易行难。在风险没有爆发的漫长阶段，又有多少人有战略定力呢？正因为战略选择如此艰难，历史上盛极而衰的银行才比比皆是。

在上海浦东开放30周年之际，我讲述了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中外银团贷款的前因后果，那个激情四射年代的金融创新为本书的结尾留下了亮点。

金融历史不仅是过去完成式，更是现在进行式和将来式；不仅体现在书本上的文字中，更能在真情实景中重现。鉴往知来，知行合一，我们依然任重道远。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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