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的倡议、研究和实践，其实已经有比较长一段时间了，只是在近些年才真正成为一个备受公众关注的话题。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有三个重要的政策时间节点，一是2016年8月31日，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二是2020年9月，中国“双碳目标”确定，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三是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开市。如今，绿色金融、碳市场、ESG领域等空前活跃起来。

大家都关注绿色金融发展，这是好事。但热闹的背后，我们需要更深刻的理解和更务实的行动。绿色金融不仅是一种外部性的政策宣导，更是一种内生力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选项。

经济增长的底层驱动

我们需要从底层逻辑上，找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方向。最近，大家普遍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即是如何应对当前不确定性的环境。当下能把握得住的是什么？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确定性大方向？

第一个确定性方向无疑是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当今世界出现那么多问题，地缘动荡、经济衰退、能源危机等，根本原因在哪里？归根结底在于经济增长的动力出了问题，创新不足。当今世界，正处在技术革命的“中间地带”，旧的经济动能在衰减，但新的技术应用却还不足以引爆经济的飞速发展，萎靡不振的世界经济需要类似于工业革命的强力推动，来带领经济走向更高质量的发展。

以美国经济增速为例，每一次经济的增长，基本上都是新的技术应用带动的，但自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增长总体处在低速和徘徊不前的状态。这期间，有不少新的技术，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纳米技术等，但这些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并不足以支撑经济发展进入更高的水平。所以，世界经济总体似乎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经济停滞，全球进入存量博弈时代。战争、病毒、灾难……这是全球性的内耗，世界经济期待一轮新的技术革命。

产业、区域间协调发展是大势所趋

第二个确定性的方向是协调发展。刘易斯拐点理论，清晰地说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如何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分化，而后又不断弥合鸿沟，走向产业一元化均衡发展的过程。以我国为例，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是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开始的。最开始，由于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产出有限，出现大量劳动富余，农村得以源源不断向城镇输出劳动力。这个阶段，工业化或者城镇化的劳动力处在无限供给阶段，可以以相对稳定的低工资支付农民工工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技术和效率得到提升，劳动力供给开始进入短缺阶段，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才能继续吸引农村劳动力进程务工。

近年来，结合人口出生率下降及各种综合成本，沿海出现用工荒，农民工有回流的趋势。换言之，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结束，如果城镇没有新的技术应用带来生产效率提升，经济产出不足以支付更高的工资吸引新的劳动力进入的话，在一定时期，城乡产业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将逐步走向均衡。

这里得到何种启示？无论是工业、农业或者第三产业等，原来依靠固有的“不公平”产业结构获得“超额利润”的时代将成为过去，只有通过新技术产业化提高生产效益，形成产业优势，才能带来资源的“虹吸效应”。

此外，除了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还有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也是大势所趋。打破区域行政条块分割，建设统一大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未来GDP的价值取向是绿色的

第三就是绿色发展。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告诉我们，按照经济发展的逻辑，GDP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有密切相关性。起先，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时候，没有工业生产，环境也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当经济发展起来，尤其工业化深入推进的时候，随着GDP攀升，带给环境的伤害也加剧，而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人们开始摒弃粗放的、带来环境后遗症的经济增长模式，呼唤更高质量的GDP增长。绿色GDP成为人们的诉求。企业要发展，也就必须考虑到在前期就要提高技术工业水平，增加ESG预算成本。

创新、协调、绿色，还有开放、共享，恰恰是当前我们新发展理念的关键词。这些也正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方向。在这些方向中，绿色相当于是一种共同的指向。

从更广义上讲，绿色是一种价值取向。好的科技创新，以及协调、开放与共享带来的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应该是绿色的。未来GDP的价值取向应该是绿色的。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经济金融现代化呼唤绿色金融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绿色GDP，换句话说，经济金融现代化呼唤绿色金融。关于“绿色金融”的概念，《意见》作了界定，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产业升级需要技术和金融加持，要发展什么样的产业？金融“活水”的引导支持很重要。发展绿色金融有助于促进绿色产业升级，符合经济金融现代化和高质量增长的方向。

其实，关于绿色金融的内涵还有另一方面。除了金融业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引导企业生产注重绿色环保，引导消费者形成绿色消费理念，还指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避免注重短期利益的过度投机行为。

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例，发展绿色金融变得现实而紧要。在近5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曾蝉联过全球第三，平均排名在前五。但是，同样在由英国智库Z/Yen发布近5年“全球绿色金融指数”排名中，上海绿色金融深度和金融质量指标的平均排名都离前十有很大的差距，显然远低于综合指数的平均排名。尤其是，现在有一个全球性趋势，各国都越来越重视绿色金融的分量，因此GFCI在对全球金融中心评估时，相应在逐步提升绿色特征指标的权重。也正是基于此，上海金融“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了建设全球绿色金融枢纽的目标。可以预见，绿色金融将成为先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底色。

急需重视发展转型金融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压力很大，本来已经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又遭遇疫情以及外部恶劣环境等严重冲击。“双碳”目标、平台经济治理、金融抑制、房地产问题等都给绿色发展带来压力。因此，我们需要处理好改革“时效度”的问题。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因此转型经济活动要比“纯绿”的经济活动规模更大，所需中间地带的金融支持也更多，呼吁通过“转型金融”工具引导资金流向更广泛的可持续经济活动。

建议高度重视转型金融与绿色金融协调发展问题。中间地带的接续很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如果非黑即白，就会造成“假绿”和“漂绿”，甚至绿一阵子的“闪绿”。这些都是不可持续的，不是真正的绿色。

总之，绿色发展、绿色金融应该坚持长期主义思维。绿色发展关乎人类命运福祉，与所有机构、市场主体和个人都息息相关，“双碳”目标的达成，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地共同努力。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刘功润）

来源 | 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