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远：欧洲的纠结与焦虑
本报记者 高若瀛 北京报道
欧洲正在经历至暗时刻。俄乌冲突、能源危机、通货膨胀、欧元危机，都在加速拉动欧洲经济滑向衰退边缘。但当热浪席卷7月的欧洲之时，中国多地也在承受40摄氏度以上高温的炙烤。
此刻，或许没有人比丁远更能体会“环球同此凉热”的感受。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由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共同创办的亚洲顶级商学院的副院长兼教务长，过去4个月，他一直辗转于欧洲的各大论坛峰会、商学院和学院全球伙伴间的活动，直面欧洲的焦虑。
他见微知著地给我们描述了一幅纠结动荡的欧洲图景：今年达沃斯论坛（又称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表情严肃，因为乌克兰危机深深刺痛了欧洲；由此引发的能源危机又将欧洲企业拉入了深渊，比如9月中旬，德国百年卫生纸制造商Hakle就申请破产，能源和纸浆价格的大规模上涨将其逼入了绝境。小到生活上的细节，也都是丁远眼中欧洲正在经历“寒冬”的种种迹象：5月份订的家具，9月份仍不能到货；因为缺少零部件，家人只能选择买二手车……
这种寒气正加速改变欧洲跨国企业布局业务的底层逻辑：过去全球化时代所遵循的极致理性状态下的注重效率（efficiency）的投资和全球布局，已全面让位于经济/供应链的弹性（resilience）。这意味着，跨国集团全球供应链的在岸化（onshore）、母公司和子公司形成两套商业模式将变得更加常见。
当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这些对于一家以全球化为底色的国际商学院，并不是什么太好的消息。当商业世界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而治之的割裂状态，一座沟通欧洲与中国的桥梁还将如何发挥作用？中国市场还能否继续保持对全球商业的吸引力？
丁远说，目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国际化业务确实也遇到了一些挑战，这更多的是在全球抗疫背景下，各国普遍严苛的疫情防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间人员的流通所致。外商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是否发生了转向还无从验证，但丁远有些担心，如果持续割裂下去，我们和外界的生疏感或许会越来越强，而很多重大议题，如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实现双碳都是需要更多国际共识的合作产物。
就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前不久，丁远刚组织和出席了分别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举办的第八届中欧欧洲论坛，与中欧的企业和政要就如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经济“绿色复苏”等重要议题进行讨论。
“我们对欧洲其实并不够了解。国内那些带有嘲讽意味地称呼欧盟为‘巨婴’（Big baby）的言论，其实是有问题的。”在丁远看来，冷战结束时，欧洲一直通过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和合作，比如之前修建的第二条天然气管道，来降低战争的风险，但也形成了如今欧洲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乌克兰危机促使欧洲开始反思，他们担心在新能源革命中，强化和中国在电池技术、太阳能上的合作，会不会重蹈俄罗斯的覆辙。
现实问题是：极端天气加重了欧洲的能源危机，这恰恰意味着清洁能源的使用应该更多，而不是更少。在丁远看来，面对今年全球遭遇的超级热，也是时候让所有人反思一个全球性问题：企业/个人等短期利益和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两者该如何平衡？
对话：
摇摆和被误读的欧洲
《经济观察报》：9月初欧洲央行历史性加息75个基点，以应对高企通胀，很多人认为会发生第二次欧债危机，您观察到的欧洲情况如何？
丁远：欧洲现在的情况很糟糕。欧洲不像美国，后者就业数据很好，加息底气足。此外，美国十年前就是液化天然气输出国，近年来页岩油发展迅猛，能源的独立性很强。
反观欧洲：一方面，经济状况较弱，就业形势没有美国好；另一方面，能源独立性差，不单是价格独立性差。所以，欧洲央行迟迟不敢加息。欧洲央行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通胀，保证货币政策的严肃性和可行性，所以在通胀上行时要将利率拉回正常水平。但现在美国、欧洲都进入加息周期，就会产生另一个问题——经济衰退。
其实今年2月下旬，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欧洲的通胀已经非常严重。俄乌冲突不过是加速通胀。俄乌两国在能源、粮食方面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很高，这两个供应链彻底被打乱，价格就会上涨。特别是欧洲民众感受到了很大压力，日常生活要加油，要烧天然气取暖。8月下旬，欧洲气价就已经比去年同期高出10倍。现在欧洲人讨论更多的是冬天会不会断能源、断电，粮食价格也在增长。
在企业层面，9月中旬，德国最大的一家卫生纸制造商就已经倒闭了，这是因为生产卫生纸能耗比较大；小到很多工业式供应超市的面包房也无法幸免，这些微利行业都要倒闭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压力、政治压力都非常大。
《经济观察报》：面对今年欧洲的“寒冬”，中国应怎么理解和应对？
丁远：我觉得这是很麻烦的事情。上次在达沃斯论坛上我也讲过，国内其实对欧洲并不够了解。国内某些媒体带有嘲讽意味地称呼欧盟为“巨婴”（Big baby）的言论，其实是有问题的。
欧洲眼下面临的能源问题，实质上是自柏林墙倒塌后，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在能源问题上与俄罗斯engagement（沟通参与）模式的失败。冷战结束，欧洲一直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形成后来这种非常紧密的关系。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原油的依赖，也就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以德国为首的西欧，希望通过与俄罗斯的经济往来增强经济一体化，以达到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稳定与和平。
目前看，这个目的失败了。欧洲当年某种意义上战略安排的善意，成为被俄罗斯拿捏的软肋。俄乌冲突相当于把冷战气氛再次带回欧洲。实际上，这对中国是不利的。
中国希望面对一个更自主的欧洲，能够跟中国积极且富有建设性地互动。但欧洲精英们在达沃斯论坛，已经在公开讨论要重塑供应链、加强供应链安全。他们也把中国视为供应链的不安全因素，关键是这并非短期利益，而是一个长期问题。欧洲方面自然会担心，对中国市场和技术的依赖性太强，比如新能源都从中国进口，会再度成为软肋。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互补性越来越强，但这已经不是企业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特别是，欧洲被美国态度左右。近距离观察会发现，欧洲自身并有没有要与中国对抗的态度，但美国对中国是有态度的。欧洲人最担心美国制裁中国，他们怎么办？如果跟着美国制裁，中国就会像上次新疆棉问题反制欧盟。所以，欧洲人很担忧，他们跟中国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像原来一样轻松和谐。
《经济观察报》：去年我们还在谈中国的FDI（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很好，但今年围绕全球供应链和跨国投资，“在岸化”似乎正成为新的关键词。过去一年，您观察到的变化是什么？
丁远：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我们从改革开放到跟欧美国家产生这么多互动的两个背景。
一是欧美国家让中国入局，包括给予对等的市场准入、技术支持等，最初是通过和平演变，希望把中国最终变成和他们一样的国家。但现在，他们的这个预期已经没有了，这是最近我感受到来自“西方精英”非常深刻的一个认识。
二是欧美国家认为，中国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与之合作确实会节省很多成本，提升他们国家或公司的效率。但这背后也有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做依托，即他们认为供应链建立后，从价值观和利益方面考虑，中国不会“卡脖子”，对他们来说未来是安全的。
基于这两点预期的变化，欧洲的跨国公司也在讨论企业战略。但中国毕竟与俄罗斯并不相同，中国的经济体量是俄罗斯的10倍，中国和全球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也根本不是俄罗斯可以比的。而且，中欧双方合作的情况并没有恶化到像与俄罗斯那样的程度，他们没有理由一定要退出，也不存在撤出中国的条件。
但就像2月份之前，他们也没有人认为会爆发俄乌冲突，但冲突就是这么悄然发生了。一旦出现战略封锁，他们所有的资产和投资就会出事。面对中国，他们现在就很纠结，因为很多企业在俄罗斯只有1%~ 2%的业务份额，而他们在中国的业务份额大部分都大于20%。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面对全世界股东的投资回报要求，他们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欧洲现在处于一种纠结状态。这种纠结状态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问题里提到的在岸化，搞两套商业模式。总的来说，原来基于全球化时代所遵循的极致理性状态下的注重效率（efficiency）的投资和全球布局，欧洲已经不会再投了，他们现在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保持经济/供应链的弹性（resilience）。
此前，外企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批量经济、多年发展积累下的供应链的高效与聚集，以及地方政府政策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如今，外企会评估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布局中的一个环节，效率和风险的比例是否合适。虽然从理性角度出发，外企依然表示中国市场很重要，但需要警惕的是西方政府是否会给中国“贴标签”，从而导致外企改变想法。
《经济观察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作为连接欧洲和中国的桥梁，现在最紧迫的事情是什么？
丁远：我们现在遇到一些挑战。首先，对中欧来说，生源的国际化是学院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之一。但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蔓延，中国自2020年3月28日起，暂停了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和居留许可入境。因此，我们有些外籍学生因为疫情防控政策离开中国就回不来，而想申请入学的新生也进不来，也有一些在读学生中途休学。三年来，国际化学生的招生业务到现在也没有太大的进展，尽管这块业务对中欧整体财务状况影响不大，但对中欧的战略意义和品牌形象非常重要。
好消息是，今年9月初，持有效APEC商务旅行卡赴华从事商务活动的外国人和持有效学习类居留许可的外国留学生恢复了入境签证。但对今年的招生来说有些迟了。下个月我们MBA就要开学了。中欧作为中国商业界一个灯塔式的机构，我们一直十分骄傲，全球商学院和企业了解中国是通过中欧这个窗口。我担心长期下来，大家彼此隔离之后的生疏感会越来越强，对中国的兴趣会越来越少。
《经济观察报》：前段时间，中欧还在上海、布鲁塞尔、巴黎三地同步召开第八届中欧论坛，欧洲正深陷能源危机，当前继续推进中欧的双碳合作会面临哪些挑战？中欧在其中将如何发挥作用？
丁远：事实上，今年夏天，整个北半球的气候都很糟糕，高温和干旱交替。这两件事让我们认识到，所谓替代碳的清洁能源，面对极端天气也会出现问题。中国四川干旱缺水，水电就发不了电。本来法国是欧洲能源自主性最强的国家，但核能也出现问题，因为需要冷却水，很多核电站的发电能力受到限制。各国都没办法走烧煤的老路，因为污染太大。但面对百姓这么大的用电压力，政府如何应对？
对欧洲来说还有一个新问题，就是他们如果要把绿色能源，尤其是太阳能、风能、电池行业再往前推进，就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在这些产业的供应链上，中国的地位很强，又回到刚才讲的问题，他们愿不愿意在这个领域强化与中国的关系。欧洲现在非常纠结。实际上，这是目前最容易做好的部分。
我们这次举办的第八届欧洲论坛布鲁塞尔站的主题就是“开放共享，奔赴净零未来”。作为中欧商界精英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自2012年发起，这个欧洲论坛我们已走过十年时间。尽管当前中欧合作面临困难，但作为学院来讲，这个事情还要坚持，因为对话交流和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其实，面对今年全球遭遇的高温天气，是时候所有人都应该反思：企业/个人等短期利益和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两者该如何平衡？我觉得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地缘政治不稳定以及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未来中欧合作也还有机遇。目前，一旦涉及与技术和国家安全相关的行业投资或并购，西方国家的审查会非常严格和谨慎。但在政治敏感度低及与国家安全问题关联度小的行业，比如消费或金融服务领域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来源 |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