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宙：大江东｜开局看上海②5万亿之城如何挑大梁、做尖兵？

你追我赶，奋勇争先。中国经济正在开启“十五五”新征程。

山东，全省GDP过10万亿元。这个北方经济大省，成为继广东、江苏之后，第三个10万亿元的省份；

北京，在上海之后，也闯进了“5万亿元城市俱乐部”；

上海，从2021年GDP总量站上4万亿元，到成为全国首个5万亿之城，再到2025年全市生产总值增长5.4%左右，高于全国平均增速0.4个百分点……

回望“十四五”，上海的经济成绩单可圈可点。如果将这份成绩单置于全国，处于怎样的水平？上海，不只是上海人的上海，也是全国的上海，承担着“五个中心”建设使命，这个经济大省、国际化大都市，如何更好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怎样担当“先头部队的尖兵部队”？

带着这些问题，大江东工作室特别邀请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创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香港政策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李湛，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光宙，一起解析点评，从他们的角度，为上海继续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挑大梁、做贡献、当尖兵建言献策。

“上海的‘GDP贡献’，实质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的‘样本’”

大江东：从“十四五”期间表现来看，上海哪些经济指标反映出“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作用？为全国贡献了什么？我们常把“苏浙鲁粤”放在一起比较，上海作为直辖市，在经济贡献和高质量发展方面，与其他几个省份、城市有何不同？

李湛：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之时，上海对全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这5万亿元的“含新量”和“含金量”都很高。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三大先导产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9.6%；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6.5%，其中新能源产业增长12.9%。第三产业占比已接近80%，增速达6%。这些结构性的优化，说明上海的发展动力已更多地转向创新驱动。

上海挑大梁，不仅要看体量，更看功能和战略地位。

其一，上海的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在沪外资企业贡献了全市约1/4的GDP和1/3的税收，这种高密度的国际资源配置能力和开放程度，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示范。

其二，上海是国家战略的集中承载地，承担着浦东引领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多重国家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执行中枢，上海必须为国担当、勇当尖兵。

曾刚：近5年，上海GDP占全国比重稳定在4%左右，人均GDP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地方财政收入和净上缴中央税收领跑全国，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超10%，口岸贸易额全球第一，金融市场交易额占全国超80%，研发投入强度超4%。这些数据足以说明，上海既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上海的“GDP贡献”实质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的“样本”，其“含金量”主要体现为产业结构之“新”、动能转换之“新”、绿色转型之“新”、空间格局之“新”和民生福祉之“新”。

胡光宙：上海的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4.5%,2025年上海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6.5%，高于GDP增速5.4%，而且占规上工业总产值达45%，从这点来看，我觉得上海GDP增长，不是简单地通过投资、出口等传统方式的拉动，而是通过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获得的。

李湛：过去我们说上海贡献大，往往盯着财政转移支付，那是“输血”。但在“十四五”期间，上海最大的贡献是“造血能力的输出”，也就是创新策源的溢出——上海有原始创新和高端要素集聚，长三角周边城市有转化和配套，形成了一个极具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谁也说不准下一个增长亮点会在哪座城市出现”

大江东：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是中央赋予上海的战略定位，也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重要牵引。上海也是全国较早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城市发展的省份，“十四五”期间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表现非常抢眼。距“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还有多远？与北京、大湾区这两个科技创新中心比，上海在科创中心建设上有哪些特色？下一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

李湛：“十四五”期间，上海在科创引领上的表现，主要体现在策源功能和研发投入强度上：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4.5%左右；2025年，上海科学家在《科学》《自然》《细胞》三大国际学刊发表论文181篇，占全国的30.6%。

虽然上海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提升，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上海有很好的国家实验室、高水平大学，“策源”能力强，但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还不够顺畅。扩围为“上海（长三角）科创中心”，就是要求上海要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导作用，把长三角的创新链、产业链资源都调动起来，大家协同作战，去解决那些真正的“卡脖子”问题。

曾刚：上海跟北京、大湾区走的路子不一样。北京偏重基础研究，大湾区偏重快速产业化，上海则是“研发—中试—制造”一条龙衔接顺畅。上海依靠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和科创板，在跨境研发合作、科技金融开放上面敢闯敢试，2025年底上海市外资研发中心累计达636家，占全国比重超25%。城市数字化转型也带火了不少应用场景，在智慧城市、数字医疗、自动驾驶等领域，上海走在全国前面。

当然，也不回避还有短板。上海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如北京，产业转化效率弱于大湾区，领军型科技企业的生态不够完整，体制机制创新还需要突破，跟深圳前海、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比，上海在科研项目管理、跨境数据流动这些制度型开放上，试点步伐偏谨慎。

胡光宙：高科技的发展存在阶段性和偶然性，比如上海是国内较早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城市，2025年初Deepseek横空出世时，有人会困惑为什么上海没有诞生这样的企业。到了今年，稀宇科技、智元机器人等上海本土成长起来的人工智能企业，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新技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会在不同的城市出现突破。这是由技术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以几何倍数发展，谁也说不准下一个增长亮点会在哪座城市出现。

大江东：几位都提到了上海与其他两个科创中心的差异，尤其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上海有哪些特色和优势？面向“十五五”，面对新旧动能转换的高要求，上海发展新质生产力还存在哪些亟待破解的问题？

李湛：上海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抓手是“智能工厂”。过去评价企业好坏，看的是“高新技术企业” “专精特新” “小巨人”等标签。而今出现了新的、非常重要的评价系列——“智能工厂”，通过技术赋能，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质生产力。这是未来制造业竞争力的核心标志。

上海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从国家级到区级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仅松江区就拥有113家区级、35家市级先进级、4家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推动了大量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这个密度和质量，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领先的。浦东、松江、闵行先后拿到了国家关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专项资助，市里、区里再配套资金，真金白银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曾刚：在上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的链条更完整，市场导向的产业化能力更强，先进制造根基更扎实。同时，上海在基础研究支撑、高端平台集聚、国际化制度型开放方面更具优势，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能力更突出，长周期创新能力更强。

上海的短板在于，部分大型国企创新活力和冒险精神不足，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需要再强化。上海城市文化里“稳妥”意识较强，这对于成熟产业管理是好事，但对于从无到有的颠覆式创新来说，可能就成了束缚。

“‘引领’意味着不光自己要干好，还得带着大家一起走”

大江东：作为中国开放程度、开放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的对外开放更注重制度型开放，如何解读上海在“十四五”期间为全国试制度的成效？

曾刚：在对接国际规则上，上海一直敢为全国先，率先试点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还放开了部分专业领域境外人才的执业限制，让服务业开放从“准入”向“运营”延伸。对标CPTPP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边境后”规则上先行先试，设立了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开展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白名单”试点，跟国际接轨。

胡光宙：上海“十四五”期间最典型的制度型开放之一，就是科创板注册制改革，调整上市标准，不再是盈利企业才能上市，对初创的高科技企业是极大利好，促进中国的科技创新，也给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改革经验。可以说，真正与国际上发达的创新型国家的资本市场运行规则接轨。

这项改革后，我们看到科创板出现很多优秀科技公司。下一步，国家能否进一步把科创板的注册制改革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的资本市场板块去，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高科技创新水平，至关重要。

李湛：上海自贸区80条措施向全国推广77条，说明这块“试验田”种得好，还是个高产田。早期的开放更多的是给点优惠政策、减点税，那叫“政策洼地”。“十四五”期间，上海做的是“制度型开放”，注重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越是困难，越能彰显上海作为对外开放“大码头”的作用。我们不仅要引进来，还要制定规则，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比如最近中欧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上海要利用好这个窗口，把制度性障碍一个个打通，为国家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留住关键的通道。

中央对上海的要求是“引领区”，“引领”意味着不光自己要干好，还得带着大家一起走，要在长三角乃至全国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这就是上海作为“大码头”的特殊使命。

大江东：面向“十五五”，上海面临哪些新挑战？最需要突破的关键环节是什么？如何进一步提升对全国区域协同发展的示范引领效能？

曾刚：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越来越大，“脱钩断链”“技术封锁”以及地缘政治冲突，上海作为开放枢纽，需要在维护安全和扩大开放之间找到新平衡。

区域协同的行政壁垒尚未完全破除，产业准入、税收分成等隐性障碍还存在，导致部分合作项目“签协议容易、落地难”，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要素跨区域流动受制度约束，影响跨区域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科创协同转化也有“断点”，知识产权行政分割、中试联合平台缺失，让上海科创中心对区域产业升级的辐射效率打了折扣。

李湛：面向“十五五”，我们对“协同”的理解要升维。

协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互动，更关键的是“主体间的协同”。也就是要让上海拥有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大脑”，与长三角广阔的产业腹地作为“躯干”进行深度耦合。上海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提供源头技术、金融和国际规则接口，其他区域提供腹地支撑，把各地的“创新盆景”连成一片“森林”。

来源 |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