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芮萌：中国该如何实现“碳中和”？
随着3060“双碳”目标的提出，绿色金融逐渐成为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近年来，在各方通力协作和扎实推动下，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得到快速发展。7月2日，以“金融向善——可持续金融发展展望”为主题的首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绿色金融论坛举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芮萌表示，面对气候变化，中国和国际社会一直持续关注。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在2030年前“碳达峰”，争取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愿景。在国际上，1992年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协议》，2015年达成了《巴黎协议》。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芮萌称，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用六个字来概括就是“时间紧、任务重”。欧盟和美国，他们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用了60-70年的时间，而中国只有30年，留给缓冲的时间很少，这意味着中国碳排放下降的斜率也就更大。在论坛上，芮萌围绕“为什么做”“怎么做”“钱从哪来”等问题对当前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解答。
为什么做？
数据显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也就是每亿美元的GDP我们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的万吨数是6.9万吨，而全球的平均水平是3.9万吨，所以换句话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8倍。另外一个是我们从2015年到2019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速度是1.2%，而全球的平均增长速度是0.8%，所以我们二氧化碳排放仍然在增长。
另外一个原因是基于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美关系的“后特朗普时代”强调，第一，强化低碳目标具有国际竞合的战略背景。相比特朗普，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加强调和欧洲亚太盟友的合作，这就需要中国更加主动的参与“碳中和”，这是强化与国际社会战略合作的一个重要手段。根据ECIU的数据，全球现在有125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的愿景，6个已经实现了立法，5个正处在立法议案阶段，13个已经具有相关政策文件，99个正处在政策文件制定讨论当中。这张显示的是在2019年GDP超过300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他们在“碳中和”立法的进度。另外一个原因是基于能源安全，逆全球化风波仍然没有平息，重塑能源体系具有重要的安全意义。在“十四五”规划当中第一次提出了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把安全提到从来没有过的高度，而能源安全与独立是安全这个范畴底下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2020年1-9月份，中国的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是73%和42%，所以能源安全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考虑的问题。而中国在清洁能源又具有全球领先的优势，根据数据显示，我们在2019年，中国陆上的风电、太阳能光伏、水电，累计装机的规模分别在全球总量的34%、35%和27%，均居全球的第一，所以推进能源结构从石化燃料向可再生清洁能源的转化有助于提升中国能源的安全性和独立性。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重塑的世界竞争格局。虽然新能源逐步替代了石化能源，国际能源转型势必将重塑世界的竞争格局，国际竞争的焦点也将逐渐转移到低碳技术价值链上的控制，控制了低碳技术价值链是关乎一个国家竞争力、经济发展、能源主权和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对于“碳中和”的目标和规划也很大程度影响了中国在新一轮的绿色能源经济当中是否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定价权和市场的份额。
重塑世界竞争的格局，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思考，第一个是能源体系的角度，第二个是科技创新的角度，第三个是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时间关系，前两个都非常容易理解，我们看一下第三个角度，就是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碳排放涉及到整个经济体系，任何企业都有碳排放的问题，需要整个经济体系当中的每一个经济个体的转型，这就需要相关的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的转型。
对于为什么要发展绿色战略？芮萌以光伏产业为例称，中国从传统的两头在外，发展为全产业链的全球领军者，我们占据了产业链微笑曲线有利的位置。无论是光伏设备、多金硅、硅片、电池片、组件等等，中国在全球产能的占比当中都超过了60%，所以跟其他产业不同，其他的产业我们通常处在微笑曲线的中间，而在新能源领域，中国有可能领先全球，并可以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根据REA首席经济学家的预测，光伏、风电与能效领域的就业创造率是传统石化燃料的1.5倍-3倍左右。
同时，芮萌认为，做绿色战略也关乎关于东西部发展的平衡，也就是西部发展。中国地图中有一条线叫“胡焕庸线”，这条线将中国分成了对比鲜明的东西两部，在东部集中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以东地区43.7%的国土面积养育了94.4%的人口，而西部地区占国土面积达到了56.3%，而人口仅有5.6%，所以东西发展不平衡，这是一个困扰了我们很长时间的挑战。在“碳中和”目标的导向下，新能源分布的地域或导致未来产业区域分布的改变，可再生能源主要分布在中国的西部地区，这将影响到整个中国近来版图的改变。
怎么做？
如何来实现“碳中和”？在芮萌看来，要达到“碳中和”，主要有三条路径，第一个是碳定价，第二个是技术的创新，第三个是社会的治理。
第一条路径是通过提高碳价，使外部性变成内部化，把碳排放的外部成本与排放者的私人成本联系在一起。在碳价约束下，企业开始将排放配额作为生产要素之一，这样有助于隐性的成本显性化，外部成本的内部化。碳价可以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大量的研究发现，碳价信号越显著，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引导作用就越强，就越能激发企业开发和使用低碳技术的愿望，所以，这样有助于降低绿色的溢价。
碳价离不开碳市场。碳交易系统通常允许企业在使用减排项目采用的减排量来抵消部分的碳排放。目前，碳市场有两种主要的交易产品，第一种就是配额，第二种是碳减排的指标。首先看一下配额，配额是国家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指定期内的碳排放的额度，是碳排放权的凭证和载体，而碳减排的指标是经核证的碳排放量，通过第三方核证以后所产生的减排量，比如国际碳市场上的CER，国内碳市场上的CCER，也就是资源减排量。
今天的碳市场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场外市场、融资服务市场、支持服务的市场。中国碳市场的建设，是从2011年开始的，当时批准了7个省市开展碳交易所，到了今年5月份成立一个全国的碳市场架构。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预测，今年中国碳交易市场的交易量预期可以达到2.5亿吨，而2020年，各个试点交易所交易总量的3倍，交易金额将达到60亿人民币，到了2030年，当我们“碳达峰”的时候，我们累计的交易额将超过1000亿。
第二条路径是加快创新，从根本上来改变生产方式。“碳中和”就是要降低GDP碳排放的强度，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两个，第一个是降低单位能耗的碳排放强度，还有一个就是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强度，如何来降低单位能耗的碳排放强度和单位GDP的能耗强度呢？只有通过创新，只有创新才能使得这两个单位的能耗强度都降低。
选用什么样的技术？首先要分析中国二氧化碳主要的排放源是什么，是来自于哪个行业。中国51%二氧化碳的排放源是在于电力和热能部门，28%是来自于工业部门，交运部门贡献了1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建筑部门是4%，其他部门贡献了7%，所以要碳创新，我们要通过技术创新，首先攻克的难题就是电力和热力的部门。
目前第二条路径主要分为三档，根据产业替代的空间大小、迫切性大小、成本高低、技术难易程度，可以分成第一档、第二档、第三档。第一档就是优先档，代表着产业替代空间比较大，迫切性比较强的，比如说有在能源替代就是光伏新能源汽车，在源头减量是先进的核能技术，另外关于回收利用，比如说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垃圾分类等等。这是一个演示，在于电力行业，也就是发电侧的技术成本和排序的演变，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目前的核电、光伏、风能、水电的发电成本已经较燃煤发电，已经是低了，所以这代表着技术所带来的改变。
中国在“碳中和”的行动路线当中，我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20年-2030年，是“碳中和”达峰，主要的任务是降低能源消费的强度，降低碳排放的强度，控制煤炭消费，大规模的发展清洁能源，继续推动电动汽车对传统汽车的替代，倡导节能和引导消费者的行为。第二个阶段是2030年-2045年，表现为快速降低碳排放，主要减排的途径转为可再生能源为主，大面积的完成电动汽车对传统燃油汽车的替代，同时完成第一产业减排的改造，以碳捕捉利用封存等技术为辅的过程。最后是2045年-2060年，是深度脱碳，参与碳汇，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是中国“碳中和”的行动路线。
第三个路径是完善社会治理的体系，鼓励全民减排。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居民、涉及到企业，也涉及到政府，比如说居民可以通过绿色的餐饮杜绝浪费，绿色家居、垃圾回收、支持环保，为实现“碳中和”添砖加瓦。企业可以通过产品的创新降低能耗，环保减排，回收利用，共享经济，ESG发展。政府可以推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从而进行适当的补贴和积极地引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碳中和”当中。这个是绿色餐饮，这是每千克等量的二氧化碳排放，牛、羊是最高的，鸡、猪肉是比较低的，看到后面的碳排放就越来越少。另外一个是关于杜绝浪费，今天的各种宴请浪费量的比例是非常高的。还有环保的回收，这里面列举了回收材料，如何来降低碳排放，比如说铝管的回收，它是8143千克等量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绿色城市，比如说空间的规划，还有城市交通规划管理、城市建设管理、城市维护管理等等，都可以帮助“碳中和”。
钱从哪来？
芮萌称，不同的机构对于绿色投资总需求预测的概览，如果针对2030年的“碳达峰”目标，我们每一年投入的资金平均在3万亿到4万亿人民币左右，但我们资金缺口仍然非常巨大，2030年就已经发生的，我们在“碳中和”资金的缺口是2.5万亿人民币，到了2030年，我们的缺口是2.89万亿。随着“碳中和”进入了深水区或者攻坚战，那时“碳中和”资金的缺口更大，这时候就需要绿色金融。
在中国，目前发展最快的是在绿色信贷，去年我们的绿色信贷已经达到了12万亿。主要分布的行业在于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还有电力、热力、燃气、水生产。绿色金融在中国第二个发展快的是绿色债券，去年发行了将近2200亿人民币的绿色债券。第三个是ESG投资，从中国的公募基金来看，泛ESG的基金总规模已经超过了1600亿元，节能、环保、绿色低碳行业的主题占比超过70%，但是与世界其他的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来源 | 彭博商业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