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虹桥到大围云叠花园，两小时的航程，连接着两个世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关浩光放下手中的研究，记录下了这个春节的琐碎：有酒楼里的干炒牛河，有郊野公园的烧烤烟火，还有对父母、妻女最深切的愧疚与爱。他写道：“养生如人生，贵在平衡。”这道理谁都懂，但真正做到，或许要从记住那个没打出的电话开始。

一

今年又带妻子和五岁的女儿回香港过年。我们在上海虹桥机场上机，坐的是国泰航空的飞机。女儿乐施是第三次坐飞机去香港，还是兴奋得不得了，一路上从窗口看外面的云，嘴里不停地问：“爸爸，云为什么是白的？”“爸爸，飞机飞得比鸟高吗？”“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到？”我一一答着，心里却担心女儿的耳朵在坐飞机时会不舒服，也想起自己小时候，父亲带我去启德机场看飞机起落的情景。

那时候启德机场还在九龙城，跑道伸进海里，飞机低低地掠过屋顶，轰轰的声音震得我人耳朵发麻。父亲抱着我，指着天上的飞机说：“等你长大了，也坐飞机去外面看看。”如今我真的去了外面，到美国念博士，在上海成家，一年回来香港大约四次，父亲却老了，走不动了。儒家训条“父母在，不远游”，像一条链，一直锁着我的心房。

飞机飞了两个多小时，我趁机看了香港新晋导演陈小娟的电影《虎毒不》，为即将而至的粤语之行做准备。飞机顺利降落在大屿山。过关、取行李，再坐出租车，一路折腾下来，到大围时天已经黑了。

大围的云叠花园是20世纪80年代末建成的居屋，六座大厦，住了近两千户人家。父母住在其中一座的中层，面积不大，只有六十多平方米，两房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房子是三十年前买的，那时我还在读中学，在小房间里准备高考。如今我做了教授，做了父亲，这房子还在，父母还在，只是墙上的照片换了一茬又一茬。

父亲在门口等着，见着孙女，眼睛就眯成一条线，弯下腰说：“乐施，认得爷爷吗？”乐施点点头，又摇摇头，引得大家笑起来。母亲在厨房忙着，听见声音，拿着锅铲出来，脸上油光光的，笑着招呼：“快进来坐，就快有得食。”

这顿团年饭，是母亲张罗了三天的成果。桌子上摆满了菜：白切鸡是父亲大清早去街市挑的，说是要新鲜的才好；蒸鱼是石斑，母亲说年年有余，要讨个吉利；还有一锅老火汤，是西洋菜煲猪骨，炖了四个钟头，汤色奶白，香气扑鼻。乐施坐在椅上，拿筷子戳着碗里的蚝油鸡翅，吃得满嘴都是蚝油。妻子帮她擦嘴，笑着说：“在香港吃东西，比在上海还香。”我说：“因为香港推崇原味。”

可就在这笑声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去年父亲节那天，我在西安有一场重要的学术会议，连电话也没有打回来一个。这事我后来忙忘了，直到这一刻，看着父亲的笑脸，才忽然想起来。我心里一紧，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母亲走过来，从后面轻轻抱住孙女，对我说：“你看看，多好，一屋人齐齐整整。”我点点头，没说话，心里却在想：自己平日在上海，忙那些研究、那些论文，可曾真正想过，父母在这里，是怎样一天一天过的？

晚上离开时，父亲送我们到电梯口，说：“明天去马鞍山饮茶？”我说好。电梯门关上的一刻，我看见父亲还站在那里，瘦瘦小小的身影，在这住了三十年的走廊里。我心里又动了一下。

二

年初一的清早，我起得很早。这是我多年的习惯——不管前一晚多晚睡，第二天总是天不亮就醒。从前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这样，后来在上海工作也这样。这个习惯陪着我跑过许多城市，费城、上海、香港、布里斯班，在不同的晨曦里，用同样的步伐丈量着日子。

从酒店出来，沿着马鞍山的长廊往海边跑。这条路沿着海岸修建，全长约六公里，一路平坦，可以欣赏吐露港的风景。长廊对面便是我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时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这时候天还没大亮，二十多摄氏度的天气，海面上有薄雾，对岸的八仙岭朦朦胧胧的，只看得见山的轮廓。跑步的人不多，偶尔有人从身边经过，点点头，算是招呼。

我跑得不快，五公里要花半小时，我喜欢一边跑一边想事情。我想起了父亲——昨晚吃饭的时候，父亲说他老了，膝盖不行，不能再跑了。父亲年轻时喜欢跑步，获得过狮子山公开赛亚军，奖品是一盒月饼。我小时候，父亲常常带我去城门河边的缓跑径，教我怎么呼吸，怎么摆臂。那时候父亲跑得比我快，总是跑在前面，回头喊：“快啲啦，追唔上我啦！”如今父亲跑不动了。时间这东西，真是奇妙。三十年后，估计我也跑不动了。

跑到乌溪沙附近，太阳出来了。先是海平线上一点点红，慢慢地染开，把整个海面都镀成了金色。八仙岭在晨光里清晰起来，一座座山峰连着，像一幅水墨画。我跑完后，站在栏杆边看了一会儿。这景色我从小看到大，可每次回来，都觉得不一样。大概是心境不同了——从前看海，想的是远方；现在看海，想的是回来。

我研究“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围绕这题目写过几十篇论文，可说到底，那些理论、那些模型，都不如我此刻的感受真切。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哪里是什么复杂的方程式，不过是能不能陪父母吃顿团年饭，能不能在这样清早的海边跑一跑步，能不能记住父亲节，能不能多打几个电话。

回想第一次和女儿相处感受幸福感的时刻，很简单，就是和两岁的她在屋外跑步，听她跑步时的笑声。我平日在上海，忙着教书、写论文、开会、应酬，可有多少时间是真的留给了父母？这算不算身在福中不知福？父母还在，身体还算硬朗，还能站在门口等我回来吃饭，这福气，自己可有好好珍惜？

跑回去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让晨风吹着脸。我想，养生如人生，贵在平衡。不过度工作，不盲从世俗的标准，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才能持久。这道理我写在论文里，自己却未必做到。

三

跑完步回去，妻子和乐施刚起床。乐施揉着眼睛问：“爸爸你去哪里了？”我说：“爸爸去跑步，看海。”乐施说：“我也要看海。”太太说：“好好好，今天带你去饮茶，然后去吃海鲜。”

中午时分，一家三口和父母去了马鞍山广场三楼的酒楼。地方够大，座位多，点心选择也多，坐满了人，热闹得很。跑堂的阿姨领着我们找了一张小桌，放下点心纸，又忙着招呼别人去了。我们点了一壶普洱，又叫了几笼点心，还有海鲜炒饭和干炒牛河。虾饺是必点的，馅料鲜嫩，皮薄弹牙。烧卖也好，入口鲜嫩多汁。还有流沙奶皇包，剖开包子，热腾腾的流心流出来，乐施看得眼睛都直了。海鲜炒饭上来了，金黄色的饭粒，配着虾仁、带子、鱿鱼，香气扑鼻。

乐施吃得满嘴都是，说：“爸爸，这个饭好好吃。”干炒牛河是我的挚爱，电视剧《繁花》里的宝总为要考验香港大厨点了干炒牛河，我看得深有同感。饭后，父亲拿出红包，给乐施一个，又给我们夫妇各一个。我说：“爸，我都这么大了。”父亲摆摆手：“大什么大，在我眼里你永远是细路仔。”乐施学着爷爷，并带着上海腔调，也说“细路仔”，大家又笑起来。

我看着女儿，心里却想起另一件事。前些日子，有个之前的博士生打电话来找我，说压力大，失眠，问我怎么办。我给学生讲了一通压力和时间管理的理论，讲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讲如何设定边界。学生听着，频频认同。可现在我想，自己那些话，有多少是说给自己听的？给学生讲平衡，自己却常常闭关写论文；给学生讲边界，自己却把工作带回家；给学生讲善待自己，自己却忘了善待身边最亲近的人——父母、妻子、女儿。

邻桌坐着一家五口，老人家、年轻人、小孩，一桌子人说说笑笑，热闹得很。乐施看着那边的小孩，小声问妈妈：“我可以去和那个妹妹玩吗？”妻子说：“吃完饭再说。”我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茶楼真是香港最温暖的地方。在这里，人人都是一样，喝茶、吃点心、聊天、过日子。可我也想，这温暖，平日自己错过了多少？

四

年初二的下午，我们一家三口去了马鞍山郊野公园烧烤。这郊野公园占地两千多公顷（合20多平方千米），园内有著名的马鞍山。烧烤场在马鞍山村附近，从酒店开车上去，不用太久，就到了。

一下车，乐施就兴奋地跑来跑去。这烧烤场地方很大，有十几个烧烤炉，还有凉亭、长椅。我们挑了一个炉，妻子把带来的食物拿出来——有鸡翅、牛扒、肠仔、鱿鱼、面包，还有蜜糖和烧烤酱。之后，父亲和母亲也来了，父亲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看着大家忙活，脸上带着笑。

我负责生火。这是我从小在香港学会的本事——把炭和炭引堆好，用报纸引火，扇子扇几下，火就起来了。乐施蹲在旁边看，问：“爸爸，火为什么会着？”我说：“因为纸烧着了，把炭也烧着了。”乐施又问：“那炭为什么能烧？”我想了想，说：“这个……等爸爸回去查查再告诉你。”妻子在旁笑出声来：“教授也有答不出的问题。”我也笑了：“五岁的孩子，问的问题比博士生还难。乐施将来可以考虑念博士，研究秦始皇一生放了多少个屁。”妻子一锤定音地说：“你们两父女，一个未长大，另一个不想长大。”

鸡翅烤好了，涂了蜜糖，金黄金黄的。乐施拿了一根，咬了一口，烫得直吹气，又不肯放下。母亲说：“慢慢吃，别烫着。”父亲也烤了一根肠仔，递给乐施，乐施说：“谢谢爷爷。”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吃完东西，天色还早。我说：“附近有条家乐径，很短的，要不要去走走？”妻子说好，母亲说走不动，要在这里看着东西，让我们去。

家乐径的入口就在烧烤场旁边，有一个大牌坊。这条路不长，两边有树木遮阴，走起来很舒服。走到观景台，视野豁然开朗。整个沙田、马鞍山、吐露港都在脚下，远处还可以看到针山、大帽山。夕阳正在西沉，把一切都染成了金色。我抱着乐施，让她看下面的海。乐施说：“好漂亮。”我说：“是啊，好漂亮。”

下山的时候，乐施走累了，要爸爸背。我把她背起来，一步一步往下走。妻子在旁边说：“你小心点。”我说：“没事，她轻着呢，只有十五公斤。”心里想，再过几年，想背也背不动了。这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孩子一天一天长大，父母一天一天老去。能在一起的时光，都是珍贵的。回到烧烤场，母亲已经收拾好东西，父亲在一旁等着。乐施从我背上下来，跑过去说：“奶奶，我看到好漂亮的风景！”母亲摸摸她的头，说：“乖，下次嘛嘛（即普通话中的奶奶）也去看。”

晚上回去的路上，乐施在车上睡着了。我想起自己平日忙起来，周末也常常在书房里写东西，陪乐施的时间，算起来真不多。那些论文、那些会议，真的比此刻的时光更重要吗？这些年，自己可曾像今天这样，完完全全地陪着她，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只是陪着她？那些所谓的“忙”，那些“重要的”事情，真的比这一刻更重要吗？

五

年初三下午，我们回上海了，因为上海还有乐施的外公和外婆在等着。在香港飞机场，我想起这几天的种种——云叠花园的团年饭，吐露港的晨跑，酒楼的干炒牛河，郊野公园的烧烤。这些看似寻常的事物，拼凑在一起，就是“家”的感觉。想起父亲在电梯口的身影，想起母亲在厨房忙碌的样子，想起妻子每次独自带孩子的辛苦，想起女儿那句“爸爸陪我玩好不好”。这些，我平日都习惯了，习惯了觉得理所当然，习惯了觉得来日方长。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

上飞机时，乐施书包里还放着爷爷给的红包。她问我：“我们什么时候再来？”我说：“很快。”乐施问：“很快是多久？”我想了想：“就是不久。”飞机起飞了。乐施在窗口看外面，忽然说：“爸爸，香港好漂亮。”我说：“是啊，香港好漂亮。”乐施问：“爸爸，窗外阳光很刺眼，怎样看？”我说：“用眼睛看。”

养生如人生，贵在平衡。不过度工作，不盲从世俗的标准，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才能持久。活得自在，首先要维持身心的自主权——不被工作牵着走，不被名利牵着走。明年，还要回来。回来了，就要好好陪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