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创造中国市场?一个新加坡投资人的17年中国历程

黄佩华(中欧创投营一期),2000年开始,先后加入过纪源资本(GGV)和启明创投,从硅谷搬到上海,从投资经理一路做到合伙人。2022年,黄佩华决心all in东南亚市场,加入AC Ventures成为管理合伙人,她说:“过去是copy to China,现在是copy from China。”

她领衔和深度参与的投资项目包括土豆网、摩拜单车、拉勾网、罗辑思维、岩心科技(Akulaku),其中四家是独角兽公司。深耕中国商业17年,她见证了中国商业的平地崛起,以及创业者和VC们如何共同创造这个崭新的商业帝国。

黄佩华是典型的新加坡精英家庭培养出的一代。初中就读于新加坡最好的英文学校——新加坡莱佛士女子中学(Raffles Girls' Secondary School),与该校同属“莱佛士家族”的莱佛士书院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母校;高中就读的又是新加坡最好的华文学校——由陈嘉庚创立的华中初级学院(Hwa Chong Junior College),在一英一中的学校里,被双重文化熏陶。

对大多数新加坡学霸来说,大学专业的首选一般是医学或者法律,而黄佩华选择就读的是牛津大学PPE专业(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哲学、政治和经济),这为她建立了相较大多数新加坡人而言更为广阔的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

成为中国创投人

2000年,在硅谷找工作的黄佩华遇到了GGV的创始合伙人吴家麟,这是一家刚刚在美国成立的的基金公司,起初只是专注投资硅谷的创新项目。黄佩华或许不曾想到,这段全新的旅程会将她引向中国,参与和见证一段中国商业的高光时刻,而VC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又如此功不可没。

毫无疑问,创投人的工作显然比她之前投行的工作要有趣和有挑战性得多。黄佩华毫不犹豫地加入GGV,每天见识一些奇思妙想的创业者,并且目睹了互联网在泡沫后如何在废墟中重生。

在中国这边,2003年,GGV投资了“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阿里巴巴后,觉察到了中国web2.0机会的到来,从此这家美元基金机构开启了在中国的投资征程。

2005年,GGV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办公室,黄佩华从硅谷被调来上海。“那是一个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VC的商业时代,大家更习惯的是用银行贷款”。这是她的初印象,“当时在中国的VC们可能一个房间就坐满了”。

还有些有趣的经历,比如通常黄佩华和创业者会面是在酒店大堂,但那时急着融资的创业者会直接敲她的房门。“这些在美国可不会发生。”黄佩华笑着回忆。

和硅谷最大的不同之一是,中国的公司创始人往往在公司里扮演着绝对话事人的角色。

“一开始我很惊讶,中国的创始人能够占有这么大的股份比例,而西方国家的CEO都可能换过几拨了。”黄佩华发现,中国的老板文化很重,“而老板的格局、见识、风格往往左右着一家公司能走多远。”

VC在中国还要扮演创业导师的角色,影响能够拍板的最高决策人。他们也或多或少直接参与企业治理,如在新业务搭建、收购兼并等大的战略布局,以及期权设置、高管招聘等具体的管理业务,投资人都会介入颇深。

Web2.0时代,投中土豆网

即使初到中国,投资方向也有迹可循。对照着硅谷的商业模式,copy to China是找到独角兽的最高效的方法。

当时大洋彼岸最火的是Youtube,国内与其类似的是王微创办的土豆网。土豆网成立于2005年,优爱腾(优酷、爱奇艺和腾讯视频)那时还没有踪影。土豆网不仅是中国第一个视频网站,还是第一个UGC(用户生成内容)网站,当年的slogan是:“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

黄佩华一来到中国就被土豆网吸引了,此时她眼前的中国互联网才刚经历全球互联网泡沫的洗礼,却有一种拨开云雾之感。黄佩华考察了土豆网和王微的履历,和王微第一次见面相谈甚欢,足足聊了3个多小时,两人年纪相仿,都是30出头。

“王微一开始不缺钱,直到有一次他打电话跟我说,因为登入人数太多,服务器爆了,他需要融资。”从土豆网后台看,数据蹿升地极快,黄佩华果断地向王微抛出了橄榄枝。2006年,GGV投资土豆网,成为土豆网非常早期的投资人,一直到土豆和优酷合并,卖给阿里巴巴后,成功退出。

VC是一个需要足够耐心的工作,因为从投资到退出往往历时数年,其间变数之大,过程跌宕起伏。黄佩华和王微保持的关系更像是并行不悖的合作伙伴。“从电视到视频网站,商业模式要如何搭建,以及如何跟更多的投资人讲故事。”

“其实每一轮融资都充满不确定性,大家都在摸索新的商业模式是什么。”黄佩华陪着王微跑了好几次去硅谷见投资人,还见了当时的迪士尼高管Kevin Mayer,也就是后来的Tik Tok的全球CEO。她还参与了第一届土豆映像节,“我们想告诉世界,中国的视频网站不是只有盗版,我们也在做原创。”黄佩华说。

在一次活动上,王微曾公开表达过对黄佩华的感激:“黄佩华女士发现我们时,土豆网还是一个小规模公司,那时互联网视频行业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个白日梦。黄佩华女士作为一个投资人,无论我们发展的好与坏,她始终与我们并肩作战。”

投中独角兽,帮助独角兽取得更大的成功,创造新的商业形态,这绝对是投资人最大的荣耀。

回过头来看,2005年前后非常特殊,那年中国的网民数量刚刚过亿,大众点评和豆瓣开始活跃起来,一切都令人兴奋。博客是最先火起来的社交媒体,黄佩华也领衔投资过其中一二。

光2005年成立的互联网公司就有赶集网、58同城、校内网、PPTV等。“中国当年的互联网氛围非常年轻,比如整个阿里巴巴的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4岁,但这些年纪轻轻的创业者不仅乐观,还有野心和魄力。”黄佩华回忆道,“即使公司没做好,也会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和自信,当公司发展不好的时候,有的创业者会愿意赎回自己的股份”。

在一片空白的市场中,培养龙头企业,追求财务回报,这是那个时代VC抓住的最好时机。也是从那之后,GGV这家美元基金的中美业务彻底反转,中国投资占70%。中国的电商是那10年中发展最迅猛的互联网公司。

但即使满地黄金,我们往往只能看到金币的正面,而错过了反面。黄佩华参与了阿里巴巴,却错失了京东。而在赛道的选择上,一开始基金的战略是只锁定了投资互联网赛道,“互联网在硅谷有验证过的成功商业模式,容易规模化,也更为轻”,但却错过一些传统业务和机会。

黄佩华也不是没有看过消费领域的种子公司,比如连锁酒店如家,做电梯广告的分众传媒,“因为不熟悉这些赛道,很可惜错过了”。在反思之后,黄佩华也开始研究并投资纯消费领域的公司。

共享单车大战,激烈厮杀的互联网下半场

2015年,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中国互联网进入了更为激烈的下半场。黄佩华加入了另一家中国Top10的基金公司启明创投,担任合伙人。同年,她选择入读中欧创投营一期,“我想知道90后的创业者在做什么,他们怎么想。也有很多80后投资人开始做新的基金,我也通过创投营认识了很多投资圈的新力量”。

与10年前相比,此时全社会刮起了“双创”(创新创业)浪潮,移动互联网的盘子比PC时代大得多,带来更多商机。“我看到的这一波创业者明显更加成熟,很多是连续创业者,已经有了第二家、第三家创业公司,从BAT也出来了很多优秀创业者。”

当时还有个说法,“70后投资人,投80后创业者,赚90后的钱”。彼时的中国创业者更熟悉中国市场的特性,产品和技术都有了整体的升级,外来巨头反而水土不服,这在互联网行业尤为明显。

2015年,黄佩华谈过的项目不下300个,她像一个空中飞人,前往全国各地持续看项目,和创业者碰面,最高峰的日程一天可以见八拨人。与创业者高强度的谈话只需要1小时,就可以梳理对方企业的亮点和投资风险。

移动互联网造就了一个更大的下沉市场蛋糕。微信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态,移动支付很快逐步替代现金交易,O2O带来了全新的行业变革,并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从中也诞生了不少造富神话。“我们必须用最短的时间找到一个高速成长的行业,投进去。”黄佩华说。

其中之一就是共享经济。以WeWork为代表的共享办公,以Airbnb为代表的民宿,以Uber和滴滴为代表的共享出行。而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的共享单车,成为VC眼中可以复制到全球的“伟大”产品创新。

共享单车引发的激烈竞争,各路资本、商业巨头的下场肉搏,可谓是互联网下半场的典型样本。“在摩拜单车和ofo单车中,我们选择投了摩拜。”黄佩华在和这两家公司的创始人深聊后,选择了一家“押注”。

“我们看到在资本的助推下,全国各地都在高歌猛进地堆放共享单车,用户增长跑出了过山车一样陡峭的数据”,黄佩华说道,“从资本角度,融资的周期压缩得很短,从投资到退出只用了2年,差不多每6个月都在融新一轮。”

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的这一波新的商业战场里已经有了巨无霸型的公司,这让小型的创业公司和VC都处境被动。

为了不和大企业抗衡,创业公司和VC都需要“站队”。摩拜和ofo的“大战”就是一个缩影,这两家共享单车企业占据了95%的市场份额。“其实最优的退出方案不一定是上市,有时候是收购兼并”,黄佩华说,“作为投资机构,不单单是要投得好,我们还要退得好。”

但当互联网巨头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纷纷下场后,它们的目标显然和追求高财务汇报的VC不同。最终摩拜以卖给美团退出,而ofo则在2018年宣布破产。类似这样的险仗,是VC在互联网下半场不得不应对的挑战。

在启明创投的8年,黄佩华走进了一个被巨头包围、险象环生又光怪陆离的商战深水区,一端是超额的投入回报诱惑,一端是法规政策的尚未成形,欣欣向荣下面包裹着人性的复杂、商场的残酷。在各方拼尽一切的角力后,有人在华尔街敲钟,有人铩羽而归,分文不剩。

从copy to China到copy from China

2020年一切似乎戛然而止,全球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中,地缘政治、单边主义、气候变化,这些词在2005年黄佩华初到中国做投资时不曾遇到,“过去都是全球化的过程,近5年的趋势却是逆全球化”。加上近年中国互联网和房地产行业的调整,“处处都是不可抗力”。

与此同时,中国的消费市场也早已是一片红海,资本市场降温,热钱褪去,“创业环境越来越复杂,中国的创业者和VC要比10年前、20年前难太多了”。

几年前,黄佩华开始关注东南亚市场,那是公认的新兴市场,潜力无限,VC和中国的创业者早就瞄准了这块沃土,在各大商业场合上都能听到创业者谈论出海。

“谁不想成为下一个字节跳动?中国公司已经有了成为全球化公司的野心。”黄佩华决定all in东南亚,搬回新加坡。她加入了AC Ventures,一家聚焦东南亚投资的美元基金公司。

黄佩华回忆起2005年刚来中国做创投人,带着硅谷的经验在中国寻找“copy to China”的公司,如今在东南亚,她要去寻找“copy from China”的公司,并用中国经验帮助它们建立商业模式。

她谈起目前正在关注的东南亚生鲜电商、团购、移动支付,甚至类似支付宝的“芝麻信用”等项目,无不感慨,“这是近20年中国商业经济了不起的贡献,它在输出商业模式”。

冷静、耐心和double down

做创投人最有成就感的是帮助创业者完成一个个“不可能”,伴随企业一起成长。有一次站在长沙街头,黄佩华看到一整条街上各种店铺都是VC曾投资过的公司,手机、奶茶、咖啡、旅行社、便利店、餐饮……“我那个时候有点感动,商业改变生活,也创造价值。”

在创投圈,黄佩华从一个投资经理升至合伙人,她总结了两条最重要的经验。

其一,保持冷静,保持节奏。“不要在最糟糕的时候不敢出手,也不要在最疯狂的时候拼命想投。”

其二,碰到一个好项目时,“一定一定要double down(双倍下注)”。黄佩华回忆了2003年GGV投阿里巴巴时,整个互联网还在泡沫破裂的阴云笼罩中,“我当时写IM(投资推荐文件)的时候还很保守。回过头来看,那是估值最低的时候,也是投资最好的时候”。

黄佩华认为,做创投人有很多必需的要素,比如好的脑力、心力和体力,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洞察力。当然还要有方向感,把握住什么是大的趋势,“你千万不要到一个没有鱼的池塘去钓鱼”。

“我们喜欢用一个词形容我们的工作,叫作‘在希望和失望之中’”,黄佩华解释道,意思是:投资的公司有起色,就会很自豪地以为抓住了独角兽;公司遇到大困难时,就会怀疑当时的判断。但好的VC一定是一个长期主义者,这是黄佩华坚信的一点。

“每个时代都有它很疯狂的时刻,如果从赚钱的角度看可能是错过,但长期看又是正确的。”比如黄佩华看过无数P2P项目,始终没有往里面投过任何公司,“P2P的风控始终是最大隐患”。游戏公司同理,“你可能只是在赌一个概率,看这款游戏是否能成为爆款”。

“你问我什么时候对投资有感觉,说实话,我从风投中学到的一件事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但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也有不变的商业底层逻辑,“当拼多多和快手出现,所有人都说这产品太low的时候,你需要去看产品的基本面,而不是仅凭自己的好恶”。

重返新加坡,黄佩华在这里看到了勃勃生机。2022年的新加坡被称为“躺赢”的国家。它是疫情后最先恢复起来的亚洲金融中心,全球巨头纷纷将亚洲总部设在新加坡。另一边,这里也成为中国企业新的热门上市地,一心出海的中国企业,也首选新加坡成立出海首站。

“但出海不易,中国企业要面对更大和更具挑战性的世界”,黄佩华认为,中国企业要克服语言和文化的藩篱,甚至面对更深层的地缘政治潜流。“但作为VC,我很乐意,欣然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