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在成熟制程领域仍有很多机会可以做，我想在人才培养和基本工艺技术方面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63岁的谢志峰（中欧EMBA2005级）在视频的另一头阐述他的愿景，平静和坚定。他身后的半面墙，概括了他半生的经历、对半导体产业和商业社会的理解。他所写的《芯事》以及《the intel trinity》（《英特尔三位一体》）被放在书架墙的最中间，一本是他所撰写的半导体发展历史，一本是全球半导体巨头的故事。

极少有一个产业，如半导体这样至今仍活跃着60、70甚至80岁的行业老兵。半导体行业发展了半个世纪，仍在不断迸发创新。

谈话间，全球以及中国的科技产业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乘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东风，英伟达由于AI芯片，在二季度营收创下历史记录；新能源汽车正在掀起一场新的产业链创新；在摩尔定律即将走到尽头时，3D封装等各种技术创新涌现；科创板的成立，给了尚未盈利的企业上市机会……

1988年，谢志峰加入英特尔第一研发中心，这成为了他半导体职业生涯的起点。彼时，个人电脑方兴未艾，英特尔代表着CPU芯片最先进的技术方向。

2001年，张汝京到上海张江成立中芯国际，为这个中国大陆芯片代工厂寻找人才，谢志峰便是那时加入。彼时的张江还是一片农田，从0搭建一间芯片代工厂，困难重重。尽管张汝京在德州仪器和台积电都有丰富的建厂经验，但仍需面临团队、研发、市场等多方面的难题。谢志峰谈及当时的心境，并没有太多忐忑，他们充满希望，同时知道「道阻且长 」。

谢志峰说，他们在全球搜寻人才，但真正把所有人员招聘到位，花了三年时间。如今，中芯国际已是全球第四大芯片代工厂，成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界的「黄埔军校」，由这所「大学」培养出的工程师散落在中国各个芯片公司，为产业界输送大批人才。中芯国际的成立，也带动了一大批中国芯片设计公司的崛起。

2012年到2016年，谢志峰离开中芯国际，创立了上海矽睿科技有限公司。他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及这四年的领军创业，是比在中芯国际时更辛苦的时期。

彼时正是智能手机高速发展的阶段，苹果引领的创新带动了上游应用和芯片的大量需求。谢志峰正是看到了这个机遇，通过中科院内部项目孵化，瞄准了智能手机传感器的国产替代市场。当时中国智能手机的传感器大多依赖进口，抬高了成本。谢志峰直言，抓住市场变化的时机，恰是最难的。

回顾谢志峰的职业生涯，似乎都在被使命驱动，完成一项使命之后，他便功成身退，进入下一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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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芯半导体有限公司创始人

谢志峰：其实进入英特尔之后的半年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刚开始可以说是一种梦想，因为英特尔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无论是技术、管理还是市场，都做得很好。这个梦想有了30年，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只有在硅谷才能出现，自有它的道理。

中欧EMBA：硅谷有什么得天独厚的土壤吗？

谢志峰：一是气候，硅谷的气候一年四季都很宜居，也适合户外运动，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来工作居住；二是由于斯坦福大学一位院长特曼教授的努力，硅谷的环境就是做新的公司、做自己的事情；三是硅谷的风险投资非常鼓励创业，钱追着创业者跑，有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一张纸就能够吸引到投资人 」；四是硅谷的法律是鼓励创业的，允许你上午在一家公司上班，下班后去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只要不把文件和技术拿走，法律上是被允许的。

中欧EMBA：硅谷的土壤，也只是诞生了一家英特尔，英特尔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谢志峰：英特尔有独特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第一，结果导向。如果一个人并非名校出身，或者根本不是半导体专业，但他在英特尔做得很成功，一样可以得到公司重用，被提拔为高级经理，这是一个以贡献论英雄的公司。第二，英特尔鼓励冒险和创新，失败的时候得到的不是嘲笑而是鼓励。第三，英特尔的文化中，公司比家还重要。

谢志峰：张汝京当时应该是50岁出头，有很丰富的建厂经验，在业界有一定的口碑，我相信他如果要建厂，就能够建起来。那个时候我们认为中国大陆市场广大，芯片代工是一个空白，需要这样的企业。张汝京在美国的德州仪器和中国台湾地区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没有太多忐忑，但也知道路很难走。

中欧EMBA：在建立中芯国际时期，寻找一个有经验、成建制的团队对于一家芯片工厂的成功运转来说尤为重要，这个过程当时是怎么样的？

谢志峰：中芯国际起步时，有十多名核心主管，工程师加起来200多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团队。当时主要是从美国硅谷和中国台湾地区找人。我们起步时，有三分之二的同事是中国台湾背景，三分之一的同事是像我这样海外回来的人。人才并不是一步到位的，我们真正把人才招到位，大概花了三年时间。

中欧EMBA：一家芯片代工厂刚成立时，除了自身的技术，生态的建立也十分重要，这需要和客户共创。中芯国际在成立之初如何拓展自己的客户生态和资源？

谢志峰：那个时候中国芯片设计公司是很弱的，我们绝大多数都是海外客户，以美国、日本为主，中国客户5%不到。很多中国设计公司是经过10年的培养，到2010年才真正壮大起来。

中欧EMBA：做海外客户的话，会更多涉及到与台积电、联电等成熟代工厂的竞争吗？

谢志峰：必须要竞争，我认为我们在标准工艺中的某些领域可以和他们做得一样好，价钱会便宜一些，那个时候甚至在台湾地区都能从台积电那里抢到客户。

中欧EMBA：这中间一定有很多大的挑战，能举几个例子吗？

谢志峰：挑战是全方位的，代工厂面对的不是某一个领域，竞争对手不会告诉你研发和创新这方面的事，你必须要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能够自己根据市场情况复制甚至超越已有产品。最早的客户很多是由于其他代工厂产能不够，因此把一部分生产放在中芯国际，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做得和其他代工厂一样好，价钱更便宜。

另一方面，在质量管理上中芯国际当时还面临可靠性的检验，产品刚做出来的时候是好用的，但如果过段时间不好用了，就属于可靠性问题，这需要很多生产数据来支撑，但新成立的代工厂没有这样的历史数据。

最重要的还是人才问题，中芯国际的问题是青黄不接。当时我们从海外找来几百人，但其实需要上千人，甚至上万人，所以我们在最开始就有一个五年计划，培养自己的工程师。在2000年、2001年我们招了大量国内一流学校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从零开始培养，这帮人今天已经在中国半导体产业里挑大梁了。

正因为有这样的人才储备，中芯国际不光是在上海，在北京、天津、成都、武汉、深圳都做起来了，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芯国际正在给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输送人才。

中欧EMBA：在中芯国际成立后，很多芯片设计公司的创始人表示，他们看到了在中国建立半导体产业链生态的能力，中芯国际还是带动了这样一批芯片设计企业的崛起，因为很多大型代工厂可能很难给小的设计公司这样的机会。

谢志峰：当然，作为代工厂都希望客户下的单子有一定的量，否则赚不到钱。中芯国际会培养一些我们认为有发展潜质的小公司，虽然量很小，但当时我们给小公司机会。

谢志峰：当时没有什么风险投资，我们做的项目是受到了市场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那时候智能手机出现，和过去手机的区别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转屏功能，这里面涉及到传感器技术。这个技术当时中国没有，国外进口的传感器很贵，因此我们在中国科学院立项下要做手机里的磁力器、加速度针、陀螺仪这类的传感器芯片。

中欧EMBA：推向市场寻找客户的过程当中，如何说服下游厂商使用一家初创芯片公司的产品？

谢志峰：那个时候都喜欢用进口的，所以我们要直接和欧美大厂竞争。

中欧EMBA：搞定第一个客户花了多长时间？

谢志峰：花了有一年时间。

中欧EMBA：搞定了大客户之后，是不是相对来说稳一些了？

谢志峰：也没有，因为每个厂商的产品可能等到下一代手机就换掉了，需要居安思危，手机迭代太快，三个月就迭代一次。

中欧EMBA：如何通过了解客户需求来确定技术生命周期和产品研发周期？

谢志峰：我们有一个技术路线图——未来几年，什么节点要更新换代，因此不断推出新的。我们是多代产品同时在产线上跑，保证每次起码有两代产品，能够给每个客户有选择。

中欧EMBA：有判断失手过的时候吗？

谢志峰：大多数时候都是失手的，市场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就要做多一些布局，万一一个产品死了，公司也不会垮掉。大公司有竞争力就是因为他们会做多线产品，做一百个产品，有十个热卖，就很好了。小公司财力有限，可能只能做10款产品，如果90%的产品都死掉了，那么撑不起一个公司的营收。所以小公司在初创时期非常困难，只有等他们做大了，规模效应起来就好多了。

中欧EMBA：产品推向市场的时候，怎样能正好踩中技术产业变化的节点？

谢志峰：技术里分为设计的技术和生产的技术，产品定义是比较难的，外界有很多信息，是需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公司定位的产品，但市场一直在变，不好找准。我们那个时候的经验就是，手机这个市场足够大，哪怕拿到10%的市场，都可以支撑公司的生存。

接着，在市场里细分做哪一块，手机里面有各种产品，我们定义了国内稀缺的一块就是传感器。传感器里又包含加速器、陀螺仪、磁力器，我们从磁力器开始做，和产业不断沟通，但最后还是有失误的地方。

比如我们当时定义的这个产品在市场上价格很高，我们成本有竞争力，但等到批量生产时，市场上的价格下降太快，成本压力就大了。所以后来我们决定，做一个组合，把几个传感器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别人做不了，我们才有竞争力。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中欧EMBA：所以时机很重要，有时候不是每次都能踩中的？

谢志峰：一般踩不中，只能做好假设，对不同情况做好准备和应对，在不同情况下都要能生存才行。

谢志峰：该做的事情做完了，我也该退休了，不能一辈子工作。不过现在还是需要我们这些老兵做的事情，是在半导体产业链补短板的地方做工作，解决具体的问题。尽管最先进的技术上现在很难有突破的机会，但是在成熟技术领域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我希望能够在成熟技术上把短板补齐。例如我在做新能源汽车里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开关，这个开关绝大多数还是靠进口，在这个领域里就能发挥一些作用。

中欧EMBA：基于手机的创新近几年进入瓶颈，业界期待着下一个像手机一样的终端起来，下一个终端可能会在哪里出现？

谢志峰：手机之后，新能源汽车是一个发展方向，之后氢能的汽车会更受欢迎，因为它是真正的新能源。

另一个赛道是储能，还有就是6G——天、地、空一体化，未来的手机可能不走基站了，直接连到卫星，这样新的终端就不只是手机，还有随身携带的东西，会产生大量应用，这些方面的应用都需要芯片。

中欧EMBA：全球半导体在过去几年已经进入了一个并购整合期，中国在这一两年也出现这样的趋势，在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并购整合之后，您认为是否会出现类似半导体行业的BAT这样的公司？

谢志峰：中国发生这个趋势是一定的，一是合并，还有就是有一些公司会倒掉。大的平台公司比如中芯国际、华虹都有成为半导体产业里BAT的潜质。

中欧EMBA：您认为目前哪家中国半导体公司有成为「中国英特尔」的潜质？

谢志峰：在现在的环境下，可能很难成就一家「中国英特尔」，今天我觉得应该说要做中国的长江存储。我一直希望中国有一家世界级的芯片产品公司，有自己的设计和制造能力，今天最有这方面潜力的是长江存储，它也确实做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三维闪存芯片。

中欧EMBA：2005年加入中欧EMBA是什么样的契机，中欧经历对您的职业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谢志峰：我对于商业方面、市场方面、管理方面的经验都是从英特尔这套系统出来的，对其他产业就不太了解，所以是带着一种扩展眼界、思路的想法选择到中欧EMBA。

我原来觉得技术是最牛的，其他什么都不重要，但来了中欧之后发现，科技还能与金融等结合，各有门道，需要学习和敬畏。

另外，中欧也让我看到各行各业的同学，他们做事情的方法和思维都不一样，互相能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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