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帕克•杰恩：全球新挑战：如何抓住老龄化社会的创新红利

如今，全球人口都在变得更“老”。德意志银行于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目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65岁以上人口超过5岁以下人口，这意味着全世界范围内养老需求人口大于养育需求人口。在英国、日本以及大部分的欧盟国家，养老金领取者的数量将要多于儿童的数量。2030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将突破10亿人，8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中。

未来，世界各国人均预期寿命将有望达到八十三四岁，这将变成一个全世界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届时各国政府和社会体系该怎样保障一个老龄化社会的平稳安全运行？

此外，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划分“老年”界限的数字也不断刷新，从起先的55岁推迟至58岁、60岁。“老年”一词通常指的是按时间计算的年龄，设定这一数值，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年青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试想，如果长者都不愿退休，如何让年青一代就业呢？

而有些人即使活到80岁仍旧充满活力。今天，很多国家正在重新考虑两个年龄数值：低值是60岁，高值是65岁，而随着医学的进步，未来这两个数值也许会变成65岁和70岁。相对于“老年人”（the elderly），我更喜欢“长者”（senior citizen）这样的婉语表达。年老和年轻是一个相对的称谓。

全球新挑战：长寿、生育率下降、老龄化

人类寿命的延长主要取决于医学的进步。一方面，新药物的发现将会使老年人的寿命不断地延长，人们得以过上更加健康的生活；另一方面，长寿势必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压力，这些压力包括财政、经济压力、医疗保健体系的压力以及相关的社会问题。

大多数人都能够获得常规的基础医疗保健，在医院之外还需要创建一些具有医护条件的长者照护中心。如果老人的寿命变得更长，社会压力就会转嫁到正在工作的公民身上，他们要从正常的工作时间中挤出时间来照顾父母和祖父母，因此公司也要做相应的福利制度调整，给予需要照顾年迈长辈的员工额外的休假权利。

老龄化社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生育率的下降。当面临经济增长时，很多年轻夫妇不愿意养育更多的孩子，担心因此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

根据2021年7月1日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当年的人口增长率只有0.1%，创下历史新低。该年度美国的总人口为3.319亿人，相比上一年度只增长了不到39.3万人。而在过去十年当中，美国平均每年人口增长超过200万人。

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专家根据统计数据预估，中国的人口将在2027年达到峰值，但是也有少数人口统计学家相信，中国的人口峰值将会提前至2022年。人口峰值的到来意味着我们将面对一个非常庞大的老龄化人口群体。对于政府和社会来说，考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紧迫的话题。

生育率的下降将导致16~65岁工作年龄人口数量的不断下降，它不仅仅涉及老年人群的照顾问题，还涉及如何能够找到合格的人才来做现有的工作。生育率下降还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的压力，居家养老、医疗健康、退休理财方面面临的压力都会激增。

面对这一全球性话题，各国政府和学术界正在努力探讨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给选择生育多胎的夫妇提供补贴和帮扶。可以借鉴的是法国政府的政策：给生孩子的女性提供6个月的产假，6个月期间有全额工资，公司仍会为她保留职位，这样，一个生了孩子的母亲在心理上就会觉得很安全。法国政府对于那些生育多胎的夫妇也会给予定向补贴。如果员工多生一个孩子，政府就会给其额外3个月的免费带薪休假时间。

商业创新的机遇

步入老龄化社会后，一个关键问题在于选择采用何种词语来描述人们身体、智力以及社会的活跃度，这三个维度决定了围绕老龄化社会可以采取的创新措施。

在中国，一个富有且健康的词——“银发族”诞生了。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近2.7亿老年人口中，有28%的老年人有闲、有钱、有能力消费，他们将是“银发市场”重要的消费和推动力量。如果他们健康又富裕，还有消费意愿，我们可以据此做出一些创新项目，让他们生活得更好。

近期，中欧成立了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基于“中国深度、全球广度”战略定位，将会从以下三个方面聚焦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及企业领导者的关键议题。第一，了解人口老龄化的动态发展趋势，追踪国际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研究各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同模式的经验教训和全球社会保障理论的最新发展；第二，关注养老保障ࣿ对工作和工作人口未来发展的影响；第三，关注各国相关商业领域的创新实践。

中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口规模巨大的JUICE国家，我称之为“活力”国家，分别是Japan（日本，1.26亿人）、USA（美国，约3.5亿人）、India（印度，超14亿人）、China（中国，超14亿人）以及Europe（欧洲国家，约7.4亿人）。

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不错的养老实践案例。长者照护的关键是保证生活的品质，如何使他们的生活品质更好，在和平与和谐中生活，同时也满足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实现。例如，有一家公司周末为长者提供关爱服务。一早，他们会开一辆大巴，接30~35名老人去湖畔看鸟、喂鸟，老人们很享受与动物相处的时刻；中午时分，公司会带他们去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吃午餐，老人们在那里吃饭、聊天、社交；下午再带他们去植物园观看不同的花卉和植物；晚上可以选择去剧院看演出，之后带他们回家。

有人跟这些长者交流，问他们为什么喜欢参加这些活动，他们表示，很享受这一天，他们在社交聚会中会交到新朋友，友谊将保持下去。所以，这些都是在创建一个有归属感的社区，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我们必须考虑到商业实践中的关键点，即关注到长者的社交需求、对归属感的需求以及被尊重的需求。

基于此，公司可以根据老人的兴趣来规划活动，有人对园艺感兴趣，有人对动物感兴趣，有人对给学生培训感兴趣。事实上，各国老人社交聚会的方式不同。在印度，年长的女性会聚在一起把多年来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年青一代，特别是健康烹饪的知识。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老人会教年轻人编织、刺绣或是其他活动。但今天，有很多手艺活儿都因为机械化大生产而消失了，不过园艺、烹饪活动依然活跃。

近来，在美国，图书俱乐部的形式很流行。图书俱乐部的地点可以是家中、酒店或是餐饮店，人们聚在一起，签到后阅读同一本书，然后一起分享。你会发现，尽管人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但对同一本书会有不同的解读。

重新看待生命周期

我认为，对老年群体的年龄界定应该是以职业发展来定义的，而并非受到疾病和行为能力的限制。如果人们活得长久，头脑活跃，愿意贡献，那就让他们继续投入，持续为社会贡献，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曾经做过一些小组访谈，邀请目标人群来探讨怎样才能让他们的生活更好。调研发现，他们最喜欢的事是与有不同兴趣爱好的人打交道。访谈中，他们表示自己依然能够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做贡献，他们不是“负担”。

如今，老年人可以借助电脑在网上做很多事，他们有很多时间来阅读，或者规划个人的财富，这其中会产生很多可待开发的教育产品。例如，当人们变老时，他们会越来越关心财富如何保值。为60岁以上的人群开设一门两三天的投资和财富管理课程，将有效帮助他们学习如何稳健地实施财务投资。年轻时，人们通常会投资风险型的金融产品，或者认为投资是一件高难度的事，完全交由专业人士去打理。学习理财知识之后，老人们可以在财务管理上更为精明，还会把学习到的金融知识传授给孙辈，告诉他们现在就应该开始储蓄，为未来做准备。这些愿意终身学习的长者能够成为很好的老师。

学习之余，我常常问一些长者：“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你将做出怎样的选择？”一些人会说：“我希望学习那些我不曾花时间学习过的东西。”他们认为拿到学位之后就不用再去上学了。学校不过是个授予学位的地方，而不是自我成长的地方。

基于这些长者的遗憾，我们需要重新看待生命周期这个概念，以终为始，做好人生规划。为此，我习惯将人的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学习 25~30岁之前，人生的重点放在专注学习上，这时候只有这一件事。

第二阶段：精进 学业完成后，专注于精进事业。随着你的事业成功，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吸引和引领更多人愿意帮助你做成事。

第三阶段：回馈 当你从一个成功的状态退休后，紧接着要做的就是回馈社会。你能从中获得快乐。

的确，生育率的下降、寿命的延长，以及老年成本的增加都将是一个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好在投资发展高科技可以抵消劳动力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要关注的是，适龄的工作群体不能完全被机器替代，而是应该通过高科技来帮助他们更好地开展工作，从而给整个国家创造更多的价值。当然，老年人如果有意愿也可以参与为社会做贡献，只是老年人该做老年人的事，年轻人做年轻人的事。

我相信在应对老龄化的问题上，中国应该可以成为世界的引领者。我们同时还在探索一些政策措施，比如延迟退休年龄，改善国家养老保障体系，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等等，通过这些组合拳的使用，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院长、中欧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迪帕克•杰恩）

来源 | 商学院